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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谈党内斗争:谁还信我们在一个锅里吃过饭

头条 | 2015-02-02 09:47:37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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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朱德对党内斗争感叹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泽东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朱德,是1927年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的排名是: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1928年3月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会师。他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史沫特莱称朱德为“红军之父”。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党内先后发生1954年反高岗、饶漱石的斗争;1959年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斗争;1965年反罗瑞卿的斗争。朱德因不积极参与斗争、划清界限,多次遭到批判。晚年的朱老总对这种党内斗争感叹不已。
 
“谁还相信我们曾在一个锅里吃过饭呢?”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最终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彭德怀无奈,7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会后,朱德在第四组讨论彭德怀所作的检讨时发言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做包袱背起来了。
 
7月31日至8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朱德第一天没有发言,第二天第一个发言,态度比较温和,只是就信(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就“大跃进”问题给毛泽东的信——笔者注)的内容而谈。没等讲完,毛泽东就说:“隔靴搔痒,未抓到痒处。”接着林彪发言,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为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定了调子。〔《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下)〕最后打出了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
 
这位从1928年冬会师井冈山开始,就一直在一起奋斗的老搭档——对党忠诚、为中国革命作了巨大贡献的彭老总,竟遭此不白之冤,朱德对此无奈地感叹:“谁还相信我们曾经在一个锅里吃过饭呢?”(张聂尔《拥抱生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1965年12月,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揭发批判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12月2日,毛泽东在一则批示中写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对浙江省委负责人说:
 
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省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这种人不多了。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数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学得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突出政治,不愿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关系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是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辨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这是他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毛泽东还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突出政治的原则。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水陆洲著:《红色春秋》第一章第二节“处理罗瑞卿事件”)
 
继上海会议对罗瑞卿进行“背靠背”的揭发批判后,1966年三四月间在北京召开会议,又对罗进行了“面对面”的揭发批判。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做保卫工作,1959年罢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后,由林彪亲自点将,经毛泽东批准,当了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突然受到诬陷,这不能不使朱老总感到迷茫。
 
上海会议结束后,朱德回到北京,由这件事引发了老人对极不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的感叹。老总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泽东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轮流主持”引发的争论
 
其实,对党内这种随意扣上反党帽子的错误做法,朱德早有抵制。正是朱老总对党内这种不正常风气的不满,多次引来了对自己的无理侮辱甚至辱骂。
 
1955年3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对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作出决议。大会报告谈到高岗的反党活动中说到一条:“当1953年12月毛泽东同志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领导工作的时候,高岗就出面反对,并且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会议决议据此给高岗戴上了“资产阶级野心家”、“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帽子。由于在1953年12月的那次会上,朱德也曾表态赞成“轮流”主持中央工作,因此被认为在“高饶问题”上,老总也是“有账”的。
 
众所周知,从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刘少奇位居第二。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1949年毛泽东去苏联访问,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已成惯例。1953年12月毛泽东外出休假,何以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会对由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事出现不同意见呢?离开具体的历史背景,人们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
 
其实,重要的历史背景是,建国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政治上出现了分岐。1950年和1951年刘少奇先后对中共中央东北局有关富农的问题,对山西省委有关现在就应削弱、动摇农民私有基础的主张,批评这些都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毛泽东否决了刘少奇的意见。1953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更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提法,认为这是“右倾”思想的表现。同时,毛泽东要杨尚昆核查未经他看过而发出的中央文件,严厉批评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鉴于上述重大背景,这才有对毛泽东外出由谁代理的问题提出讨论,而不是一如过去的惯例直接交由刘少奇主持。那么,1953年12月,由毛泽东主持的书记处扩大会议对由谁代理一事,是怎样引起讨论的呢?从现有的正式出版物看,有以下几种说法:
 
彭德怀在1962年向中央递交的“八万言”申诉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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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2月,正在召开军队系统的高干会议期间,我参加了由主席在颐年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主席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少奇同志首先提出:“主席外出后的日常工作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并提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周恩来同志再三推辞。高岗赞成“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朱德同志也说“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我第五个发言,当时我很激动,心里想:就是轮流的话,轮到你朱总司令或高岗时,就敢肯定不出问题吗?所以我当时说:我不赞成日常工作轮流主持,因为日常工作事情多,如果没有一个同志认真来研究是不行的,日常工作仍应由少奇同志来主持。主席当时说:“怎么样?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吧。”当时少奇同志仍在推辞。我说,这又不是写文章有稿费,还有什么推辞的呢?最后,少奇同志同意自己来主持了。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高岗明目张胆地要取刘少奇而代之,是1953年12月。当时毛泽东准备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领导工作。这时,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正当大多数同志表示还是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搞轮流时,高岗立即出面反对,主张要“轮流坐庄”。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说: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指12月中旬——笔者注),毛泽东决定外出休息。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依照前例,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同志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轮流;高岗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反对刘少奇的面目又进一步暴露。
 
杨尚昆在谈“高饶事件”的文中说:1953年秋后,高岗竟去邓小平、陈云处“煽风点火”……小平和陈云同志都感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及时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有意亲自“测试”一下,在同年12月24日向政治局提出:他要外出休假,拟请少奇同志临时代为主持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本来,这已是近几年的惯例,高岗却表示反对,主张由几个书记“轮流坐庄”。这一试,果然使他露了底。(苏为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邓小平年谱》(1904—1974)记载:1953年12月15日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页下注: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表示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书记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赞成轮流主持,唯独高岗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会后,高岗又分别找陈云、邓小平,动员他们也赞成轮流主持。)
 
以上几种说法,反映了两种语境,一是毛明确提出由刘少奇代理;另一种是毛以商量的口吻问由谁代理?按一般常态说,毛如以肯定的语气提出由刘少奇代理,不可能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只有当毛以商量的口吻提出问题时,会上才可能出现不同意见。而且彭德怀在1962年写申诉时,对这个问题最不会带什么偏见,他的回忆是:“主席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杨尚昆的说法——毛在试探高岗,进行“钓鱼”,虽不可尽信,但反映的情况显然毛是以提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的。因此,刘少奇才会表示轮流为好,这样才可能出现高岗乃至朱老总也表示赞成轮流的意见。在组织会议上表明自己的意见完全是合乎党规党法的,以此为由给发表意见的人戴上“反党”的政治帽子,岂不是“欲加之罪”么。
 
“把我说成‘三反分子’是不符合实际的”
 
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8月22日到9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进了共产党。
 
由于朱德在庐山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曾多次批评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一些“左”的错误,对彭德怀批判不力且还为他说了一些好话,林彪竟然在会上恶意攻击朱德是“老野心家”、“想当领袖”、“实际上没当过一天总司令”等。〔《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下)〕林彪说:“我今天还给一位在座的老同志提点意见,他是谁?这个人,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他给人的印象是忠厚老实,平易近人,而且德高望重。但这是假的,他的骨子里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和彭德怀是一路货。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德!人家称他为总司令,他还心安理得地答应呢!他够当总司令的资格吗?他根本不配!我们的总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你这个总司令,从来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不要看你没有本事,一天到晚笑嘻嘻的,实际上你很不老实,有野心,总想当领袖!”对林彪的当众诬蔑,朱老总泰然处之,笑着对林彪说:“那就请你批评好了。”(朱和平《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
 
在当年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氛围下,朱老总不得不在高岗和彭德怀二人的问题上进行检讨。朱德说:自己在历史上曾犯过路线错误,并且几次支持过错误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犯了两个大错误,一个是在高饶事件上,他们的阴谋活动已经开始暴露,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人已经开始同他们的阴谋活动展开斗争以后的一个时期中,我还以为他们是好人,替他们辩护,支持他们。直到1954年2月举行的四中全会我才认识了他们的反党面目,坚决拥护这一斗争。另一个大错误,就是发生在这次庐山会议的时候,“对彭黄张周的反党野心家的本质认识不够,光从好的方面去想,认为他们已经改过了,同时和他们在思想上又有共同点,所以这次我同样表现出嗅觉不灵,没有及时识破他们反党阴谋的本质”。“有几位同志指出我有个人野心,我本是不同意这种批评的。但是再想一想,我既然同毛主席和其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的同志在思想上有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在大是大非的路线问题上,曾有六七次没有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方面……既然如此,那么,同志们对我的批评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我愿意接受这个批评”。(转引自丛进《曲折前进的岁月》,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朱德在会上提出,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不能发展了。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在第一小组会议上发言,表示要认真读马列的书,打算用一两年时间读完。随后几天,他便在会上受到林彪、康生等的攻击,把朱德的意见说成是“以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是党内危险的定时炸弹”,等等。〔《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下)〕朱老总无奈地说:说我是不是有野心,我80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撑下去。(朱和平《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
 
但“文革”中,对朱德的诬陷和批判并未就此打住。1969年中共九大期间,在分组讨论会上,他仍常常受到一些人的围攻。4月21日,朱老总在华北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言说:“我和毛主席在一起40多年,几乎天天在一起。几十年的经验证明,我没有反毛主席,把我说成是‘三反分子’是不符合实际的。所以,我就没有承认。”(刘岩《我在“军委办事组”的见闻》,《党史博览》2011年第4期)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一次讲话中说:“朱(德)、陈(毅)是经过中央苏区的斗争,吃过苦的,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许世友说朱、陈反我反了几十年,其实有时也不反。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他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篡夺了军权,但心里不踏实。陈毅到上海向中央请示,受到了批评,中央批评他们是极端民主化。陈毅又请我回军队了。”“他们的检讨也有,但群众不通过。我看以后就不要检讨了,主要看行动”。(《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毛说:“老总啊,你是红司令啊!”
 
1971年8月,朱德在北戴河休养,陈毅到寓所看望。朱德在谈话中说:“我们这些人为革命干了一辈子,现在为了顾全大局,做出这样的容忍和个人牺牲,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很少有的,将来许多问题都会搞清的。”〔《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下)〕
 
在“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亲自出席陈毅的追悼会,反映出毛泽东对老同志的重新评价。
 
1973年12月21日,朱德出席毛泽东会见参加军委会议的人员。毛泽东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说:“没有了。”毛泽东说:“那好些了。这位同志(指着朱德对其他与会者说)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德说:“四十多年了。”毛泽东说:“我跟你四十多年了!”〔《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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