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百年读者Q群:297239336

水煮百年 - 打捞麻辣鲜活的历史细节

首页 > 头条 > 正文

胡兰成论毛泽东

头条 | 2015-02-26 22:42: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柳军
分享:
字号: T T T

 
译者按:此文作于胡兰成初亡日本,由清水董三翻译,原载1951年3月日本《改造》杂志第32卷第4号,P140-145,现仅存日文本,我姑且效胡先生之口将之译回中文。文中胡兰成虽对毛泽东先扬后抑,但不乏敬服,正是其日常所谓天下知己惟妇人与敌人。谁曾想,多年之后,文革大兴,神州之地白骨如雪,胡兰成的长子胡启亦难逃厄运。今天是毛泽东诞辰121周年纪念日,有人缅怀之,有人痛恨之。正如明人杨慎所作《三国演义》卷首词之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然而毛泽东,毕竟是无限虚空中存在过的一个事实,乃至我们几代人都难逃他的影响。且看胡兰成如何论毛泽东。2014年12月26日谨识。

《毛泽东论》这样的题目并不合我意,姑且将其视为应笔之作。现代人说起某事,则立刻想要去评论此人。其中最极端的要数共产党,时不时搞些历史批判、社会批判。然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的感情无法得到交流,总有着某种横跨一切爱憎的隔阂。我宁可减少一些评论与批判,更愿意自己与对手同住一个世界,并在这同一世界共享喜怒哀乐。我喜欢汉赋,如《西京赋》、《江赋》、《月赋》等。然若以《西京论》、《江论》、《月论》而为之,到底还有多少趣味呢?但要是些有关政治的事,则又并不那麽庄严。庄严的东西不尽然都是伟大的。霸图残照里,渔樵闲话论前朝後代之事,亦岂非上乘的史论?若也像那样来论同时代的人事,至少对我自身亦是自在的,虽也有些许寂莫之感。
 
我住在日本,时常突然感到非常寂寞。彼时会立即想起毛泽东。也还是只有他在我的身边。他在此後不断变化,渐渐从我的脑海中远离,然而我亦只像唐诗「西风潇湘无限意,欲采苹花无自由」所描绘的境遇来理解他。(译注:原诗为「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他的失败中也包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因有那种伟大,我在想起他时,亦总是不可跨越「止於礼」这一限度。
 
毛泽东年轻时去过南京,无由无故地在那里停留了数日,且独自去南京的城墙上游览过三次。读斯诺撰写的《毛泽东自传》,至这一节时,我偶然想起了自己二十一岁那年,住在南京一家小旅馆时的光景。我亦同样对世事茫然无知,闲时常常独自在城墙上散步。那里有悠悠无尽的天地,有人世发生的多少大事。乍见山川城郭,寻常的巷陌,一旦龙吟虎啸,立刻充满了王气。这一无名的大志,世上唯有一个中国人才有。中国几千年来,平民也能成为天子,或者说,纵使不能成为天子亦可志在天下。中国乱则天下大乱,民间兵起,州郡群起而叛乱。治则出现清平世界、荡荡乾坤。如此壮大而又活泼的气氛和境地,是西洋人所没有的。即使日本人与印度人,也仅仅与之相近。这正是初期的解放军何以有他那样昂扬的气魄之故。
 
中国的年轻人自己也讲不出为何胸怀大志。那是全面跨越人世的蓬勃之气,比那些所谓的主义、政治纲领更大气。中国历史上,谁都可以怀有一个时代的壮大与活泼,来称王称帝,开创新朝。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因其是一党之首,亦不因其是某种主义的创始人。诚然因其人格如日月。民国十三年改组的国民党无阶级的立场,也不特别注重职场团体。当时,斯大林称之为四大联盟是错误的,应当称之为一个人民联盟。改组後的国民党依然是同盟会的性质,共产党亦可以加入其中。若以西洋的标准来看,国民党实不属一个政党,三民主义也不是一个主义。孙先生有时说三民主义即救国主义,有时又说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可因个人之便随意加以解释。因此,范围广大,利於空气流通。这就出现了北伐时的开国气魄。然在北伐途中共产党为强调阶级性的党与主义破坏了这一人民联盟,遭此灾难,国民党便人为地自动变形为西洋式的政党,重新严格地修正了三民主义,自此便远离了中国的人情世景。
 
中共自吸取江西时代失败的教训,转移到延安之後,宣布放弃阶级斗争,并宣誓信奉三民主义。如此一来阶级的宗教性消失了,党与主义日益缓和,此後他的势力也增大了。至此爆发了抗日战争。抗战当初,中共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肃清运动,彻底排挤了信条主义,以毛泽东思想解释了马克思理论,以事实论事,不因人而给待遇,也不以主义与纪律去压迫人。这一点是毛泽东比起陈独秀李立三来更具创造的一面。那是因为他通常都不带任何东西。他虽读过书,但他所读的东西如同他年轻时背着行走的行李与被子一般,不知何时便不见了。就算马克思的着作,毛泽东与他的干部也不太读。如《资本论》,是最近几年才出现完整的中文译文。加上毛泽东不懂外语,因而他的思想诚然是应被喜爱的。又因他待人接物时的态度极其自然,部下与他在一起毫无拘束之感。此外他那飞扬的态度,就像君临奥林匹斯山的神,俯视着遥远的众人,(使人)不得不一切以毛泽东的思想为基础,总是像孙中山先生常说的「先知先觉」,使人感到他无所不知的英雄气概与哲人政治的气息。而他又非常具有人情味,无论怎样无聊的人都会与之一起谈话,看戏剧,吃糖果糕点,并递茶邀烟草,其中完全没有造作,显得十分融洽。他确实生活在现世之中。他的人民政府亦正与孙中山先生的党是人民联盟一样,并非依制度而作成,而是他的这种性情使然。
 
他率领的游击队进出农村和城市人家,并不为宣传主义与理论,单单做一些平常的问候,确实很正派,礼仪周到,有亲切感,遂以客人相待。即使讲出一些难懂的话,虽完全不懂意思,作为听者的主人亦仍旧露着笑脸点头称是。所谓中国人,是在对方尚未说话以前,心中早已点头了。这意味着确已完全明白了。人与人的相知生於相悦。政治如进展顺利,亦便会到达鸟歌花笑的境地。往年游击队大白天堂堂地往来,近在咫尺的政府军气愤地到处追赶也搜不到他们的原因并非出於他们的严守军事秘密,而在其完全生活於民间的淳朴的善意与信赖。这正是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所谓主义、理论,到底能值得几文钱一斤,相比之下杀一头猪倒要难得多,毛泽东说过「杀猪时猪会逃会叫,而书籍被如何摆弄都不会逃也不会叫」。世上常说马克思、列林、斯大林主义等,而他却不说毛泽东主义,多说毛泽东思想。他连说不应以红军、共产党军来命名,把来改作解放军这一名称。那是人民子弟兵的意思。中国的历史上没有所谓的革命,有的只是民间起兵,彼时所起的都是军。太平军、北伐军、解放军,皆是如此。人世发生变动时卷起的怒涛,冲垮了主义、理论、政治家的策略以及知识分子的口论。
 
毛泽东之所以借马克思、列林、斯大林主义革命之名,是鉴於陶渊明的一切读书为求甚解,仅源於其兴致方才使用。「桃之夭夭,灼灼之华」所说的就是兴,与底下的赋「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有着似有若无的联系。中国至今为止的民间起兵,比起政治更为深远,因无法命名,遂有「大楚兴,陈胜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又或是天父天兄治世等各种名号。海涅的诗有「姑娘们所说的话,总是歌颂了她们真实的感情」这样一句,是多么滑稽的一个藉口。夜篝火,狐鸣,红衣小儿歌童谣,口称荧惑星化身亦是好的,没有必要去想所说内容的真实性。宋江亦说得到了一本无字天书,太平军时代流传的的烧饼歌亦说的是天机。现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都离中国甚远,拿他们的说教来作经典,无异於从无字处领会含义的组织,其妙用完全在人。西洋的物都是实,而中国的文明则是虚虚实实。政治亦是「道字不正娇唱歌」才好。
,
好比如此可爱,现代的中国青年能够兴起连自己也道不清的无名大志。清末以来人类史上的一大问题是,中国的文化面对现代的西洋要如何开出花来。但是直到一切被创造以外别无他求。恰如风吹花开,非人力所能为之。晴天拂晓时的风景里澄澈的心情,应只是自己内心的喜悦。毛泽东以自己的性情来解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解放军则又以他们自己的性情来解释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其实比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更伟大,但是比毛泽东还要伟大的是解放军。
 
毛泽东自身不及孙中山先生。他有粗而无细。中国史上的大人物都是「先天而天弗违,後天而奉天时」。毛泽东缺乏後者,故虽能创业,而不适宜守成。结果他虽有一些男子的顽强,他的热情纵是楚民族的,却无「亲民如伤」的那种敬。他虽善於节约,而不知惜物。他虽慎重,但其心不细。中国诗歌中所用的细不是小的意思,是清华之意。毛泽东的音乐像钺鸣可知山川动,而不知此外还有细腻的音乐。他的音乐不能通於色,色是能以光来表现,在毛泽东则不理解那种色。毛泽东不惧权威,这也正是任何一个中国人所拥有的德性。即便日军怎样嚣张,英国人如何在上海建造高楼大厦,以及香港警察摆出如何高傲的姿势,路过的中国人姑且能视之如滑稽之物而走开。此後的中国人常常受人欺负,然而与毛泽东目前的欺压不同。总是引起反抗。项羽兵败身死,刘邦见之既悲痛且喜悦,悲痛绝不与他的果断相矛盾。这若在毛泽东,绝不会有悲痛。他尚为孩子时与父亲吵闹亦总是绝对相敌而无同情。所以他虽能接收降者,但不知如何巧妙地处置来降者。论懂得对人民宽大为怀,在他则又不够亲切。那是他与人民一起,没有其他方面受欺压的经验。因此解放後尚持续着无用的阶级斗争。佛教的忍辱与基督教的博爱固然有所夸张,但中国的豪杰有时亦是「犯而不校」,此即是所谓的直道。在这一方面毛泽东有所不足。如此一来,他和美国的政治家与军人相比,亦没有较大的不同。自不量力的结果只是「伤人者必先自伤」。
 
叛逆之中亦有美。明人的诗中有「双眉画不成,十五背娘行,独自摇兰桨,横塘看月升」,这真是一代新人的开国精神。而毛泽东没有这般清华,他的做法与西洋革命十分相似。他对现代中国的大都市不懂得慈爱,解放军的秧歌舞原本是农民的东西,不具备生活在大都市的小市民那种柔和的亮度。上海无论如何都是个中国文明被近代西洋化的城市。若不是住在香港、东京,则也许不知道上海就是中国,但了解後去看上海,它依旧与我们有亲切感,且又有新意。然而在毛泽东则没有这种新的情意。他以牺牲上海等都市的代价而集中建设满洲,简直是年轻人喜爱沙漠的一种心情。满洲唯有军工业,从现代中国文明来说,实在无异於沙漠。毛泽东有如十七八岁的男孩,别人能欣赏他的优点,而他不知别人的优点。所谓国家则必须集众善而归,然而他是以一善拒众善。他的所谓防范「四面八方」亦只不过是机智而已。原来中国人的「机智自喜」之与西洋人的「手段」大为不同的「自喜」自有一种使人欣慰处。然而毛泽东在其後完全失去了令人欣慰的一面,他的机智亦堕落成只是一种手段。男子的喜怒原本是一种意志,解放是济与未济,人民之对毛泽东总觉得无法安心,以至失去信任,就在於这个原因。
 
毛泽东的文章如西汉时那样强健有力。中国虽经历六朝,但此後的开国文章,无论初唐、北宋,还是明初、清初,都是悠扬明艳的。所谓的丝竹之声应称为最初开出盛世的声音。然而毛泽东的东西仅仅只是力的新奇。他的论文无明快而忌讳之处,虽其气魄极为旺盛,却既无悠扬从容的感觉,亦缺乏色彩。读他所作的「沁园春」一词,他的感情里蕴含着几千年来楚民族的大量禁忌之物,在蔑视汉唐这方面,已经陷入了狭隘的人世观。他雄强而与众不同的的地方怎麽看来都是楚辞。他写文章、作诗必要有某一事件,他是个好动而静不下来的人,没事也要找事做,有种无论如何都要为人民不断服务的天性。原来中国人在接人待物时,都是以「约於礼」为常规,对於人民政府的关系,也只愿是淡淡的君子之交。毛泽东虽声称为人民服务,其实成了干涉个人的位分。中国人的位分与数学的点一样无面积而有位置,是完全自在的东西。政府的比重极度扩大,结果是政治不以人世的全面发展,而是以人世的全面压缩变小为政治。人民政府从早到晚埋首工作,忙得不管开多少次代表会议都不够。而实际上,天下不得不做的工作本没有那麽多,亦没必要设立如此多的代表。在中国从来都适宜行「治术在万民,治道在朝廷」的极其简单的政治。(中国文明原是「人事自理」,好像与数学的自理完全相通,如代表制虽不实、不尽、不亲和,却也很优越。)毛泽东为何如此干劲十足地忙碌?抑或作为男子有一种想要干涉他人的癖好?他之所以想干涉他人,不正因为他自身在人世中没有位分?
他的人民政府与土地分配政策原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却不及孙中山先生温和。解放後稍稍平静了一阵子,应当重新建设自己。写一篇好文章,下笔如有神,事先不用拟定内容语句。何况是搞政治变革,确是必须步步生莲花,一路超越自我地前进。中国人能动能静,静能使万物自生自长,而我们只需对此稍稍出手相助即好。然在今日之中国若一解放某个地方,立即将当地人进行分类,亦予以分配工作。毛泽东自身不懂经济,於是驱逐大量产业人士,造成了经济的空白,土地分配亦是能拖就拖。一旦分配结束也就无事可做,无事可做毛泽东便发愁了。说困惑於无事可做是对某一工作没有自信,即便有自信,剩下的也尽是主义。若尽成了主义,则是「不逃不鸣」,解放後这一精神空白终使他奔赴莫斯科,以至接受斯大林的约束。原本苏联共产党属激进派,北朝鲜亦与苏联相似,只有中国共产党是出色的。然而现在却变得与苏联、北朝鲜一样了。强调党、主义即是毛泽东没落的前奏。毛泽东与项羽是湖南同乡,苏东坡有一首湖南竹枝的词:
 
「三户亡秦信不虚,一朝兵起尽欢呼。

当时项羽年最少,提剑本是耕田夫。

横行天下竟何事,弃马乌江自垂涕。」
 
毛泽东亦确如此一般,终也将成中国历史上的人物。那一时期不应出现在今後的五六年内,而且那又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途中。当初李自成凭藉农民起义,到後来反而被农民拿锄头打死,洪秀全虽曾一度将天父天兄教弄假成真,但後来旧时跟随他的农民成为湘军打倒了他。毛泽东又不知能兴能赋,不能使中国人「宜其家室」。他现在反而转过头来,以「桃之夭夭」为主题,他终是附不上下一句的。
 

辛卯年元月二十二日(2011年2月24日)译於浙江新昌
 
【延伸阅读】
 
Tab标签: 胡兰成 毛泽东
推荐文章
热文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