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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岁的李锐谈养生:不要停止思考

头条 | 2015-04-08 16:25:05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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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3日,是李锐同志九九寿辰。不久前,笔者向他请教健康长寿之道。这位老人神采奕奕,侃侃而谈,不知疲倦,其谈话内容丰富,别具一格,已远远超出一般“养生”的范畴。现将谈话记录整理如下:


盛禹九(以下简称盛):您老今年九十九,即将步入“白寿”之年。和您同一年龄段、“一二九时代”的许多老友,如于光远、李昌、胡绩伟、黎澍、李普等人,虽然都活到高龄,仍一个个先您而去,唯有您老人家“一枝独秀”,至今耳聪目明,思维敏捷,笔耕不辍,还能游泳,常下围棋。这究竟是源自何处?能谈谈您的健康长寿之道吗?

  

李 锐(以下简称李):可以。我的老家在湖南平江长寿街,著名的汨罗江在那里流过。那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盛产茶油,听说经常食用这种油脂,可预防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抑制动脉粥样硬化,降低胆固醇。据传南宋理宗时,此地有3个老人均在100岁以上,县令申请以国典赐宴,故名“长寿街”。

  

长寿街多长寿人。这个乡镇总面积200多平方公里,人口4万多,至今90岁以上的人比比皆是。原来的中顾委有4个长寿的人:方强、刘志坚、张震和我。去世时,刘志坚95岁,方强102岁;张震现年100岁,平江老将军长寿的还很多。我的父亲去世较早,母亲是醴陵人,活到90岁,大姐也活到91岁。我能活到今天这把年纪,是否和家乡水土、遗传基因有关,我不大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喜欢体育活动,一生都在不停地运动,体育锻炼是我健康长寿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也还有社会和家庭等原因。

  

一生都在运动

  

盛:能谈谈您的运动锻炼经历吗?

  

李:我6岁在长沙楚怡小学上学,接着上岳云中学。这两个学校都非常注重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至今还记得:小学一年级硬纸印的《好习惯》二三十条,经常据此相互批评和按条通过。小学体育教员陈奎生非常敬业,教我们各种游戏和球类,包括打乒乓球。当年陈奎生跟毛泽东常有来往,1950年他跟周世钊一同来北京见过毛。陈老师使我从小热爱体育,培养我许多运动技能。上中学后,我就成了排球和足球校队的主力队员。那时的排球比赛是9人制,我打三排中;足球是守门员。后来到了武汉大学,我仍然是这两支校队的主力队员,排位依旧不变。武大校队在武汉各校的比赛中得过奖,还远征长沙,把长沙所有的校队都打败了。

  

体育锻炼使我身体强壮,培养了我大胆敢于冒险的精神。记得1938年我在徐州从事地下工作,曾代表徐州的青年团体到武汉参加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当时,为了抢时间参加会议,南京失守后,国民党大员唐生明去武汉的专列停在车站,军警不让我上车,我就偷偷站到火车头前的长铁板上,那当然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火车开动后,一路上很多人看见我站立在车头上,都吓坏了。在郑州停车时,车上的警卫人员不得不让我进入车内。一到武汉,我就重感冒了!

  

除了球类运动外,我一生最喜欢游泳。在岳云中学念书时,结交了几个湖南大学的年长的朋友,是他们教我在湘江里学会游泳的。此前一个人独泳,曾发生过几乎淹死的危险。到了武大,你很熟悉,那里有个好大的东湖,湖边用木头搭建的游泳池有跳水台,我还学会了跳水。湖中心有个小岛,每当课余假日,我从跳水台游到小岛,来回一两千米,“极目楚天舒”,那真是一种使人心旷神怡的运动。

  

到延安后,仍坚持游泳。延水很浅,只有清凉山下有一段比较深,那是我经常戏水的地方。

  

1949年进城工作后,没时间游泳了。1963年流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有一个大水库,又有了游泳的机会;我写过一首七律,其中后4句,说明当时怀念水电,借此训练心情:

  

“碧光万顷独呼吸,翠色千重一览收。

  

唯有群山殷切甚,朝朝伴我库中泅。”

  

1975年从秦城放出,又回到磨子潭时,当地禁止我游泳了,可能是怕我淹死,他们要担责任吧!

  

1984年我正式离休,进入晚年,绝大部分的运动锻炼都难进行了,唯有游泳至今仍在坚持,在游泳池:每星期多达5次,从1200米到1000米,又到800米。2008年做了心脏手术, 遵医嘱,现在减少到300米;仰泳100米,5分钟, 在老人中还算快的。我有一种本事:可以躺在水面上不沉,自得其乐!


游泳是体育锻炼中最能活动全身的一种运动,比较平和、自由、随意,老少咸宜,值得大力提倡。

  

1970年后30多年住在楼上,有个阳台,每天两次到台间活动,两脚腿跳踏几分钟,同时做俯卧撑。为了保护好视力,早在延安坐牢就学会了做眼睛的按摩操。

  

气功也能健身

  

盛:“生命在于运动”,这是伏尔泰的名言,有其科学根据。前些年,又有另一种学说:“生命在于静止。”其理由和根据是:不停飞舞的飞禽走兽只能活十几年或几十年,而蛰伏不动的山龟可活上几百年;还有人认为:每个人的生理基因都有一个定数,这个定数决定个人生命的长短。有多少人因运动量过多、过大而身亡;反之,很多淡泊名利、归隐于市、安享晚年的人,都是长寿者。因此,静养也是安身立命之本。您怎么看待这种理论?

  

李:这个理论值得研究。我认为,山龟和飞禽走兽虽然都是动物,但是不同的品种,其生物基因、生命周期和生长规律是不一样的。山龟不是绝对地静止,也有运动,不过不为常人所觉察而已。至于说到人的生命“定数”,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先天的遗传因素,更有后天环境、疾病和个人心态等各方面的影响,其中个人的自我调理和保护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并不是“定数”所完全决定的。古语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说明世间万物都在运动,没有运动就没有世界。当然,运动锻炼应因人、因地、因时而异,要适度,特别是对老人来说,由于体力的衰退,少作剧烈运动,多作静养,这也是对的。

  

盛:提到静养,我想到佛教的“禅定”。众所周知,原中国佛教协会的名誉会长虚云禅师是一个苦行僧,他一生坐禅,活了120岁,于1959年圆寂。还有,我国当代“丹道高师”吴云青,被誉为“世界老寿星”,活了160岁,于1998年坐化,死后肉身不腐。吴云青一生练功不辍,他的功法分“动功”、“静功”两种,“静功”类似佛教的“禅定”。请问:您练过“禅定”吗?您怎么看待“禅定”?

  

李:禅定就是俗话说的“打坐”。我练过气功,没练过“禅定”。我认为,同气功、瑜伽一样,禅定也是一种运动,它通过呼吸在体内吐呐循环,使身体各个部位和心理意识得到相应调整,达到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的目的。

  

庐山事变被开除党籍后,1960年到1961年下放北大荒劳改,我把它当作一种特有的运动。1961年从北大荒回北京离婚到1963年下放安徽磨子潭前,一人闲居学会了做气功。气功和禅定都需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和放松的心态,脑袋瓜不要想任何事情。我在延安被“抢救”时,一间窑洞里关七八个人,睡在地下,地方太小,没法子锻炼。到秦城监狱后,牢房很大,我每天在房间里练旱游,跑步,那里空气好,也做气功,从未间断。那时我患严重的哮喘病,有几首诗记述了我当时的锻炼生活:

  

夏来长跑治哮喘,冬仍冷浴免风伤。斗室恰如面壁处,方丈堪为健体房。

  

日赐斜阳一小方,人谁不爱浴阳光。气功长跑朝朝练,白水蔬餐顿顿香。

  

少时徒有羡鱼情,白发何如羡后生。方丈穿梭日十里,我还越活越年轻。

  

平生酷爱浪中泅,曾记童年命几休。心醉江河湖海里,如今旱鸭仍旱游。

  

盛;您的饮食生活习惯怎么样?

  

李:我小时候家庭生活很困难。1922年父亲死了以后,32岁的母亲维持一家4口人的生活:例如早餐,只有我吃一个鸡蛋,两个姐姐都没有份;一个礼拜只能吃到4两肉(那时是16两的老秤);一个月的生活费限制20块钱,包括房租8块。我到大学后,吃的才好一点。在延安6年,吃的是小米饭和土豆、小菜,一个星期一次肉和馒头。坐牢一年半,生活更坏。秦城8年,单监生活就不必说了。

  

我从小养成了俭朴的习惯,没有抽烟喝酒的不良嗜好,从不大吃大喝。1979年平反后,以及1984年离休后这30年,生活比较正常。吃得最多的是五谷杂粮和蔬菜水果,喜欢吃鱼,不大吃肉,淡食粗茶,至今如此。这是我饮食上的一种习惯,对身体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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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从42岁到62岁,整整20年倒霉挨整期间,没有夫妻生活,以后终身如此。清心寡欲,减少消耗,这也可能是我长寿原因之一。

  

心态非常重要

  

李:养生之道,除运动锻炼和生活习惯之外,心态非常重要。有人问周有光老人为什么长寿,老人说:“我从来不对别人生气、自己也不生气,因为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周有光讲得对,生气乃百病之源。周老也一生坎坷,他处事不惊,临危不怒,已活了110岁,至今身体健康,脑子十分清楚。

  

盛: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活了102岁,他的养生哲学是8个字:“养身在动,养心在静。”。您怎么理解陈立夫的这8个字,特别是“养心在静”的“静”字?您有过这方面的体会吗?

  

李:陈立夫大家很熟悉,抛开政治上的是非恩怨不谈,听说这个人的生活作风是相当严谨的,他在美国靠养鸡维持生活。周恩来说过,陈立夫“是一个值得重视”、“值得尊敬的敌人”。就养生而言,我欣赏陈立夫的这8个字,特别是“养心在静”,说明一个人的心理、精神状态对身体健康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陈立夫认为:“养心在静,首在淡泊明志,不发脾气,不寻烦恼,知足常乐。”同周有光一样,陈立夫这里也提到了“不发脾气”,可见一个人的性格和修养对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我对“养心在静”的理解也是8个字:冷静,理性,乐观,豁达。这方面,我有深切体会。

  

历次政治运动和十年浩劫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特别是文革中自杀的人很多。像好朋友田家英、周小舟,我们彼此的革命经历都差不多,但性格各有不同。他们两人胸怀坦荡,性格刚烈,受不了无端的侮辱和伤害,对“主公”和国家前途感到绝望,因此走上“宁为玉碎”的道路。

  

我受到的苦难比田、周两人更多一些。毛泽东说的“六不怕”(不怕戴帽子、撤职、离婚、开除党籍、坐牢、砍头),我除了头颅还在外,其他的都经历过了。在延安诬我为“特务”,受刑很厉害(还属中等):5天5夜不许眨眼睛等,这是康生从苏联带回的经验——“久不让睡觉,就会讲真话”。“三年困难”时期,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远远看见有白发俄国妇女也在劳动,那是苏联搞集体农场饿死人跑过来的。我在北大荒劳动时,周边的农场和生产队饿死了很多人,我差点也饿死了。是田家英救了我,他把我的情况反映到李富春那里,于是我调回北京,总算活了下来。

  

宋晓梦写我的传记,说我“可以死好几回”。我受过很多苦难,为什么没有自杀?是因为对世界的发展前途有所了解和认识。1954年1958年,我去过苏联两次,吃不到鸡蛋。1979年、1989年、1992年去过美国3次,还去过法国、日本、巴西、瑞士、荷兰、澳大利亚、几内亚等国,眼界比较开阔,感性知识比较多。1989年应邀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有学者预言,苏联最晚会在2017年垮台,那时我还接受不了。结果,1991年就垮台了。苏联治国、执政,离开了普世规律。久加诺夫总结苏联垮台的经验教训,认为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大专制独裁造成的。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变化最大的世纪,两大阵营对抗,苏联领导和影响的阵营失败了。共产国际曾在60几个国家建立了共产党,现在剩下没几个了。

  

人类社会进步,主要靠普世规律,靠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和民主。没有民主,科学也发达不了。这两大规律还依靠法治,即宪政治国才能做到;而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那是不得人心、搞不下去的。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就是缺乏这两个宝贝,尤其只有人治而无法治。

  

我对世界各国的情况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了解多一些,很想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当然更关心中国的变化: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自发成立共产党支部(我的党龄是1937年2月),就是这种思想。我从来没有丧失对国家民族前途的信心。住在这个楼上30 多年,就注意和反思三大问题:人类历史进步靠什么?主义、理论的问题何在?共产党本身的问题;写了有关的十多本书,已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书名是《何时宪政大开张》,经常感到党大还是法大。凭着这个坚定信念,我对一切难堪的逆境和苦难都能忍受,顽强地挺过来了。

  

盛:文天祥写过一首《自遣》诗,其中四句:

  

“ 万事乘除里,平生宠辱中。

  

身无随境变,意自与天通。”

  

文天祥这里写的是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志向。我觉得,这首诗对您也很适合。您一生几度宠辱浮沉,不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理念,思想境界很高,也可以说与天相通。能做到这一切,很不容易,正如您刚才说的,这和您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众多的社会科学知识密切相关。您的脑子很好,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都十分清醒、冷静。这究竟是怎样得来的?

  

要保护好脑子

  

李:不久前,我写了一首诗:

  

“百岁当今相见稀,鄙人运气自稀奇。

  

一生苦难知多少,最怕单监与饿饥。”

  

这首诗里说的“饿饥”,是我在北大荒的一段经历,刚才讲过了。“单监”,是我在延安时,听到关于王若飞的一个故事:王若飞在绥远单监关了6年。抗战开始,王若飞出狱后,有老朋友送他一块怀表。他看了一阵,说:“锅盖。”6年失语,没人对话,脑袋都停滞、痴呆了。

  

1967年我关入秦城。这座大监牢是按照苏联图纸,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命令修建的。原来关国民党战犯;文革开始,改关自己人:建造监牢的负责人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关进来了;还关了许多高层领导,如薄一波、安子文、彭真、刘仁以及陆定一等。常听到各种呼喊声:有整天喊“毛主席万岁”的;也有受不了侮辱痛骂看守的,接下来就会听见有人开锁进房,痛打叫骂者,于是又响起被打的惨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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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熟悉陆定一的声音,在延安时他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我管社论,在一个窑洞里办公。在秦城,最后几年他关在我隔壁,听见他天天大喊大叫:“毛主席啊,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放风的时候,他就唱《苏武牧羊》。

  

阎明复同我谈过,他是1968年关进去的,不知道他的父亲阎宝航已死在秦城。阎宝航是著名的民主人士,1942年在重庆时,他从德国大使馆知道希特勒打苏联的日期,立即告诉周恩来,周即告斯大林,苏联还不相信,后来给阎发了勋章。阎明复说,他得过精神病。崔月犁住同一栋楼,也同我谈过,他在秦城也患过精神病。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一直戴着手铐,吃饭都不自由,最后铐死在里面。

  

文革期间,秦城共关了502人,高层干部有一半多,死在里面的近30人,被打伤致残的20多人,得精神病的近60人。 这个数字是我后来负责组织编写中共组织史资料时查清的。

  

我在秦城关了一年后,从墙上高窗户看到,外面的“大老吊”还在盖房子,预感到自己坐牢要作长期打算了。从王若飞和自己在秦城的见闻中得到启示:除了锻炼身体外,还要注意保护好脑子。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脑子?那就是:不停止思考,让脑子动起来,经常想问题,并寻求答案。于是就不断吟诗,绝句和律诗,还有少数词,首首牢记住了。

  

在延安被“抢救”时,关在保安处窑洞监牢,七八个人睡地下,没法下围棋,用泥巴做成棋子,难友们对奕,主要目的是让脑子动起来。


在秦城监狱,想看书读报,开始不被允许;后来可以看书了。审问我的人从我家里找来几本书,《列宁选集》和《马恩文选》等。有次在牢房里跑步,摔了一跤,擦破了皮,护士给我一瓶紫药水和棉签;于是有了笔和墨,在书中的空白处录诗,共保存了400多首,内容主要是回顾一生经历,对人物和书本的评价,述说一些感想和见解等。我的痛苦和烦恼也因此得到转移和缓解,把脑袋瓜保住了。1980年,袁鹰把其中的30多首在《人民日报》发表,登了一满版,赵朴初看到了予以鼓励,送我两首词;钱昌照老人办诗会,也曾让我主持其事。《龙胆紫集》是1980年在湖南出版的,重版过几次,香港出版过最新版。湖南的老朋友还为这本书出版过《李锐诗词本事》,选录了200多首,其中指出有30 几首是谈毛泽东的。我真感到秦城8年的这种经历,中外历史上是少有的。

  

我在逆境中学会转移痛苦,寻找快乐。还记得:1959年从庐山会议下来后,水电部开大会斗争我3个月,责问“还放过些什么毒”?我就把过去写过的文章都交出来,让他们找毛病,结果确实找不出来。在秦城时为此吟了一首七律,其中一联:“平生文字难成狱”,想了一天没有对好,晚上突发灵感,对出来了:“自我批评总过头。”心里多高兴啊!前面谈过”六不怕”,我也吟过得意的两句:“六不怕唯头尚在,三餐饭后嘴难张。”

  

在西方的刑法中,最重要的是杀头,第二位即单监。秦城8年,就这样苦中作乐,想尽办法来转移和驱散心中的烦恼和痛苦,终于把脑子保护下来了。

  

我的父亲和母亲

  

李:我能够写诗,没有被党改造好,同家庭父母有直接关系。

  

我的父亲李积芳是1905年由张之洞官费派到日本留学的。一到日本,就参加了同盟会,同黄兴、宋教仁、秋瑾(她的丈夫是湖南人)是好朋友;同宋教仁是同庚(1882年),在早稻田同班,宋在法律系,父亲经济系。辛亥革命前夕,父亲回到长沙,同谭延闿结交,一起从事宪政活动。1913年,父亲在平江当选为国会会员(众议院)。当年40万人口以上的县选一个众议员,湖南共选出27个。我和两个姐姐都生长北京。1917年张勋复辟,解散国会。父亲就到广东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大概这时平江县的共产党元老方维夏和李六如也在广州活动。父亲同方是好朋友,他们也都在日本留过学。

  

父亲是1922年在长沙去世的,我继承了他的大书桌,还有小书柜。记得书柜里面有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黄兴、宋教仁、秋瑾的纪念文集,还有一本广东出版的《玉溪生(李商隐)诗集》,线装本的字体等有三种颜色;还有一张较大的黄兴照片,上面父亲写了一句话:“出师未捷身先死。”父亲在广东时常同母亲通信,互相赠诗。母亲将这些信件装贴在一个本子里。这些,我在小学中学读书时(在中学是走读生),都是经常翻阅的。文革时,红卫兵曾将母亲装在麻袋里的这个本子和她的许多物件都毁掉了。

  

父亲还喜欢书法,藏有文征明、何绍基、郭松焘等人的书法条幅。谭延闿送过父亲四条幅的字,内容是苏轼写张先其人,我过去全背得,至今还记得前面几句:

  

“张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事。诗云: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

  

还记得谭延闿的图章是蓝绿色。谭写四条幅的那年,母亲去世了。那些古人写的字和条幅,家里经济困难时,母亲卖掉了。谭延闿的条幅也未能留存(被人弄碎了)。还记得,父亲去世后,我的五叔带我去上海见过谭延闿。谭摸着我的头,问我母亲好,还送了200元奠仪。我现在还保有谭延闿的弟弟谭泽闿的一幅对联,是大姐保存下来的。

  

我的母亲是平江启明女师第一班毕业的。当年父亲节省留学的官费,供我母亲上学。李六如的原配夫人钟桓英同母亲同班好友,在经济上母亲一直接济她。她同母亲谈过,那个毛润之常到我家来,他不讲卫生,他的长褂子不知道帮他洗过多少次。母亲同我谈过,父亲认为日本是一定要灭亡中国的,小学教科书上写有橘子最好吃,产在中国;还同我谈过,你父亲在世的话,也会赞成共产党的。我被开除党籍时,母亲给我写过一封信,要我能继续为党国做事。

  

有一个好老伴

  

盛:听张大姐说:文革后1979年您被平反恢复工作,身体非常不好,特别是哮喘厉害,通宵睡不好觉,衣服都是湿的,是她想尽各种办法治好的。2008年您心脏病又突发住院,要动手术搭支架,搭不搭都有危险,医生要她作思想准备,她担心地哭了。

  

李:尽管我的体质比较好,可铁打的好汉也经不起太大、太多的折腾。11年劳改流放,8年单监牢狱,我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病痛不少;尤其3次心脏病,安起搏器,搭支架,至今各项指标正常,当然得益于先进的医疗技术;但最重要的还是我有一个好老伴:夫人张玉珍,陕北米脂人,家是贫下中农,14岁在绥德抗大学习,抗美援朝时当过护士,懂得医疗护理工作;她品德好,为人正派,极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文革”时,她家中是老干部及子弟的避难所。她从家属中带大的几个孩子,都是好干部、好工人,个个正派、能干。她曾长期在原建设部负责老干部的管理工作,甚得好评。

  

张玉珍同我结婚前,因知道我的前妻带着三个孩子还在,很是犹豫。刘澜波就找她谈话,说我的前妻范元甄,天下没有这种恶劣女人,李锐如同她复婚,我们部党组反对。这样,玉珍才同意同我结婚。玉珍对我的关心和护理可以说无微不至:我曾3次半夜发病,都是她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过来了。她天天照顾我吃药,为了加强免疫力,每周3次为我打针,从未间断过。她尤其同情和关心我的政治生活:耀邦去世的那一年担心我会入狱,她特地找帅(孟奇)大姐求助。如果我被捕,她就陪我一同入狱,否则会活不下去了。帅大姐安慰了她一阵,她才回家。我曾写过一首诗送她:

  

我还越活越年轻,感谢婆姨米脂人。

  

护士医生兼政委,喜欢乱讲最担心。

  

盛:听了您的一席话,很受启发和教育。孔子说:“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乐,仁者寿。”孔子这里也强调养身养心,动静结合,乐山乐水,健康长寿,这是对您老一生经历的最好概括。您既是智者,也是仁者,更是孔子格言的践行者。

  

您1935年18岁在武大参加革命,亲身经历抗战前后各个时期我们国家发生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曾担任中共一些高层领导人的政治秘书或兼职秘书;当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省的宣传部长和党报社长和总编辑;是中国水电的创始人,始终反对修建三峡工程;文革后主管和参与选拔党的“第三梯队”接班人的工作,当选为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离休后十来年又负责主编中央组织史资料,统计了AB团等肃反杀了10万人,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乱捕15000个特务,一个真的也没有。您对党的历史和几代领导人的情况,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了解;特别是,您政治生涯中几次大起大落,称得上“波澜壮阔”、“骇浪狂飙”;也可以说,您从各个侧面见证了近百年我们国家民族和中共的沧桑历史。在您已出版的20多本著作中,记录了大量的、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您的胆识、勇气和许多真知灼见,甚至连党史专家胡乔木也自愧弗如。所有这些,不论对党和国家来说,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和社会意义。因此,您的健康长寿,不仅是您个人的福气,也是党和国家的一笔宝贵财富。

  

明年将迎来您的百年大寿,我又为您写了一首诗:

  

“历尽崎岖志不移,嘶风啸月唤晨曦。

  

修生有道追彭寿,宪政萦萦梦可期。”

  

祝愿您老更加健康长寿,就像您的诗里写的那样,“越活越年轻”!

  

李:谢谢!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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