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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人士谈胡耀邦下台前后内幕

头条 | 2013-05-08 10:54: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陈贰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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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病逝的消息传出后,人们在十分惊愕之余,以无比真挚的感情和前所未有的规模,自发地深切悼念和缅怀这位已被免职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会计司胡同胡耀邦的住地,人流如织,络绎不绝,一束束鲜花,一幅幅挽联,表达了人民对耀邦无限的敬爱和无尽的哀思。人民纪念碑上,曾挂出“中国魂”的巨幅幕幛。住地灵堂,人们向耀邦遗像倾诉心声。其情其景,感人至深。
 
在看到媒体报导越来越高涨的悼念活动、越来越浓烈的哀思情绪后,高层传话:太热了,要降温!即使如此,到举行追悼会和遗体送八宝山火化那一天,天安门广场和十里长安街两旁,仍是人山人海,挤满了自发前来为胡耀邦送行的人群。
 
一位被免职下台的党的总书记,为什么这样牵动各行各界各阶层人们的心弦,引起全国上下如此剧烈的反响?
 
一、曾担任胡耀邦政治秘书的刘崇文回忆:
 
1986年,我们有一次去中南海勤政殿看望他,他就告诉我们说,小平同志同他谈了,明年党的十三大,他不再担任总书记了,小平、陈云、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也都退下来。他说,我今年已71岁,明年就72岁了,从80年到现在,已经担任了六年总书记,明年十三大一定要退下来。
 
他还意味深长地问我们:你们原来想到过我会当总书记吗?他觉得这种上和下、进和退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是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国家走向民主政治的表现。
 
据李汉平(耀邦的警卫秘书)告诉我,十二大选举总书记,耀邦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赵紫阳,他那时就作了十三大退下来的准备(因为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跟汉平说,到那时,我想找一个靠近农村的中小城市,住到那里去,不再干预中央的工作。他逝世后,李昭同志(耀邦夫人)就是根据他曾经表示过的这一意向,决定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江西共青城的。
 
1986年国庆节后,当我们又一次去看望他时,他更进一步对我们说:十三大要立个规矩,不搞终身制。小平同志全退,我半退,到了年龄的三分之二全退,三分之一半退,进中顾委、人大、政协等。一定要立下这个规矩,如果在我们手里不立下这个规矩,中国今后还会动乱。
 
1986年12月,他去上海,听说先念同志也在那里,就让李汉平打电话给先念的秘书,说要去看望先念,并交代先不要告诉先念同志。可是很快那边就来电话说,先念同志已经出发来看耀邦了。
 
胡耀邦说:“当时先念的腿不好,是坐面包车来的,到客厅坐下后就说,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打电话给我,我很紧张。我当时很奇怪,他紧张什么?我说,我没什么事,今天中饭后我就回北京了,就是看看你。他说,呵!好像放心了。然后他又说,我同小平同志谈过,如果党内再搞斗争,我就不干了。当时我不知道要解决我的问题,先念已知道。我在回北京的飞机上还同小李说,现在谁还斗争先念同志?那次会见,先念还说,耀邦呀,报纸上有些胡说八道,你可要管住呀!当时他指的是自由化的言论。我说,人民日报我也管不了,我说的话他们也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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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生活会前,耀邦同志完全被蒙在鼓里。那些年每年元旦前,中国桥牌协会都要为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举办一次名为“运筹与健康”的新年桥牌赛,参加者除他们外还有一些桥牌界的名人和爱好者。每年都分内外两个赛场,里面是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外面是其他的人,分别计算成绩。小平和耀邦从50年代起就经常在一起打桥牌。但在每年比赛时,都分别有桥牌高手做他们的搭档,所以成绩差不多。他们就轮流成为每年的冠军。1986年底的这次桥牌赛,小平和耀邦都参加了。比赛结束后,耀邦还兴致勃勃地说:今年该是我的冠军了!然后他还走到外面的比赛大厅,高兴地和其他参赛的人见面,向大家招手致意。他压根儿也没想到,没过两天,邓小平就找他谈话,严厉地批评他,接着就是他被迫提出辞职,中央召开他的“生活会”,最后被免去总书记职务。
 
他曾对我说,那时我既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误,又已经决定十三大从总书记位子上退下来,哪里会想到还有什么问题呢?
 
他始终坚信,他不遗余力为之奋斗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利民兴邦,受到人民拥护的;他竭力主张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明确政策界限,对学生闹事采取疏导的方针等,都是符合民主和法治原则,并且是由书记处议定,得到小平、陈云同志同意的。
 
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党更加成熟了,中国不会出什么事的。尤其是他相信小平同志对他是了解的、支持的。就在不久前(9月份)准备六中全会文件时,小平同志还对他说:有人打着我的牌子,想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能听;“自由化”这个词可以不用,但也确有一些人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左”的右的干扰都不理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曾几何时,言犹在耳,怎么就风云突变?他没有想到,最后竟把学生闹事的原因,归咎于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在他下台前后,小平同志曾对他说,你的问题揭到哪里算哪里,让大家揭。还说:你总觉得我妨碍了你!你老想树立自己的形象!生活会后,他曾同李昭去看望过邓小平一次,谈了15分钟左右,邓很冷淡。
 
在我们日常的交谈中,他尽量回避提到小平和陈云同志,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之噤若寒蝉。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拜访叶帅,在他俩谈话时,叶帅把收音机开得大大的,唯恐被人听到。正是在这种恐惧心理状态下,他并不急于跟我谈他想谈的那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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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参加政治局会议突发心脏病的前两天,他对我说:我不想呆在北京,开完会我们还是到下面去。同时,他又犯愁地说: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人家欢不欢迎我?因为有这个顾虑,他还是想到天津去,觉得和李瑞环比较熟悉,去他那儿可能方便一些,但仍然担心李瑞环是不是欢迎他。我当时对他说,你这是多虑了,不仅李瑞环会欢迎你,你到哪里去,人家都会非常欢迎的。这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总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待罪”之身,深怕连累、影响了别人,给人家带来困难和麻烦。
 
耀邦同志对1987年初中央“生活会”对他的批判,以及他因此被迫辞职下台的事谈的很少,他更关心和忧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发展。他只是觉得中央“生活会”是一个对他进行“揭发批判”的会议,人们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其中有许多不实之词,不能把这当作中央的正式结论。而对他在中央10年来的这段工作,是非功过,希望中央能有一个正式、公道的说法。
 
他曾坦诚由衷地对我说:关于我的问题,我只希望中央能有个正式的说法,还历史一个公道。应该说,这是一个合情合理、合纪合法的心愿。

二、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上回忆道:
 
1986年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同志谈话,指出学生闹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邓小平点名批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说早就应该把这些人开除出党,他们的很多言论,没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这些人早就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了。接着,邓又说: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讲到胡耀邦。因此,邓小平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同志谈话后,胡耀邦同志即做出反应。1月2日,他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承认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还表示了这样一个意思:自己不适宜再担任总书记,愿意辞掉总书记职务。
 
1月6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了话,这前后,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经过中央常委议论,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耀邦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处自我批评。中央常委委托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五个人来召集这次生活会议,指定薄老主持会议。会上有口头发言,也有书面发言。会议还印发了一些参考材料。
 
生活会议的气氛是正常的,会前提出的四条原则对会议的成功起了好的作用,开完生活会议后,接着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1月16日,薄一波向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了生活会议的情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提到: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曾数次邀请胡去他家打桥牌,都被胡婉言谢绝,只有一次例外:1987年12月30日,即胡耀邦得知自己要被解职那天的整整一年后,他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邓小平问胡耀邦对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想通了,胡耀邦没有回答。在1989年4月胡耀邦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伸出手去,想跟胡耀邦的遗孀李昭握手,但李拒绝了。她说:“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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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历程》一书中引述赵紫阳的回忆:
 
一个是反自由化问题,一个是与陆铿的谈话,使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根本分歧主要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与陆铿的谈话促使邓下决心换耀邦。这是我的分析,我的猜测。前面说过,耀邦是1987年1月辞职,实际上,至少是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期间(或者更早些),邓就最后下了决心。从这以后邓小平批评耀邦同陆铿的谈话就逐渐传开了。当时耀邦恰恰在欧洲访问,许多记者问他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小平退不退的问题。耀邦确实有些话说得不好。一些老人到处散布或猜测说,耀邦是在制造要邓退出的舆论,这也会影响邓对胡的看法,特别是和与陆铿的谈话结合起来。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邓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对杨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说,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看错了耀邦这个人。这是带结论性的一句话,并向他们透露了十三大胡不能再连任总书记了。从那时以后,我明显地感到包括杨尚昆、薄一波等一些老人,对胡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过去他们对胡也有不少议论和意见,胡的讲话他们不以为然,但表面上还过得去,对胡还有一定的尊重。这时对胡的不尊重、不满意、不买帐就表面化了。这时耀邦正为十二届六中全会起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但拿到会上讨论时没有通过,不是个别地方修改的问题,不少人从大的方面感觉不行,甚至有人提出要不要搞这样一个决议的问题。对原稿不同意的人多,没有通过
 
在这段时间,一些老人对耀邦在外事工作、经济工作、指导整党,以及工作作风方面的议论已经半公开化了。这同北戴河的背景有关系。他们还说胡不集中抓党的建设,过多地管理经济事务;说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不该热衷于到资本主义国家访问。对报纸宣传他几年批阅几千封群众来信,几天跑了多少个县也不以为然,甚至作为笑谈。总之这个时期议论耀邦这也不好,那也不是,几乎半公开化了。同时,凡是耀邦在书记处会上提出的意见,大多遭到老同志的抵制和拒绝。就当时情况看,耀邦主持工作已经非常困难了。
 
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闹起了学潮。上海闹得很大,不仅上街游行,而且冲击了市政府。这件事震动了邓小平。他于12月30日召集耀邦、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和我到他家里,就学潮问题讲了一篇话。他说,这次学潮不是偶然的,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的结果。他点了方励之、王若望的名,并且责问耀邦,他早就说过要开除王若望的党籍,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对处理学潮他主张采取坚决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采取专政的手段,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当然使用时要慎重。他这篇讲话实际上把学潮的责任,完全归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来两人对自由化问题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绪的一次爆发。
 
邓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当时就印发到一定的范围,所以很多人也就知道了。1月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邓家里开会,我大约10点钟到达,那时陈云、万里、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经到了。等到齐后,邓就拿出一封信让大家传阅。这封信是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大意是说,几年来主持工作不够谨慎,办了许多糊涂事,内事外事都有。主要讲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无力,旗帜不鲜明,所以助长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做了一些坏家伙的保护伞。鉴于错误严重,请求让他下来,清理思想,向党作出交待。
 
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后,邓就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会上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邓还提出对耀邦可以作软处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国内外的震动。他还说由中顾委出面,以召开生活会的形式,不以全会的形式,宣布接受耀邦的辞职。生活会于1月10日以中顾委的名义召开,由薄一波主持。连续开了六个上午,其中有一天是整天。这次生活会最后,耀邦作了一个检查发言,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讲到最后情绪非常激动,声泪俱下。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举手表决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耀邦的辞职,并推选我代理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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