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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两大御用文人的迥异命运

文化 | 2013-08-05 11:56:57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陈贰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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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笔底功夫显然远逊毛泽东,但他有他的办法,那就是请人“捉刀”,所以他的署名文章和讲话稿大都出于他人之手。为他“捉刀”的主要是两个人:陈布雷与秦孝仪。
 
陈布雷生于1890年,浙江慈溪人,是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主要“文胆”;秦孝仪是湖南省衡东人,生于1921年,早在1949年,即陈布雷辞世后的次年,他就以二十八岁的年龄,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1961年4月,秦孝仪在台湾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直到蒋介石过世为止,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
 
陈布雷与秦孝仪年龄相差三十一岁,属于两代人,分别承担了蒋介石大陆时期与台湾时期的“第一文胆”之重责,两人都有“国民党的第一支笔”之誉。
 
陈布雷才华出众,二十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20世纪20年代初,陈布雷身在上海,他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响导》周刊转载。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享有声望的陈布雷是理想人选。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的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激情四射、文采飞扬的《告黄埔同学书》。从此,陈布雷就成了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代拟文字,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系有影响力的国策顾问。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文胆”生涯的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二百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
 
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其品行道德为人所称道。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作为国民党主管宣传的要员,陈布雷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他曾促成郭沫若顺利回国。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想回国抗日。为此,郁达夫找到了陈布雷,陈布雷答应为郭沫若说情。但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于怀,于是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陈布雷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作出过一些违心事,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撰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唯命是从,但内心里却十分痛苦。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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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是个很矛盾的人物,著有《陈布雷回忆录》。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从无盛气凌人的傲气。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颇有“贤相”之风,被蒋介石称为“完人”。
 
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终年五十九岁。他在留下的遗书和致蒋介石的信中称:“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致使“衰老被惫,思想柘涩钝滞”,他表示自尽之举实出于心理狂忧之万不得已。
 
11月18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为陈布雷举行公祭典礼。出席典礼的有: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以及于右任、王宠惠、邵力子、何应钦等。蒋介石在祭文中,对这位一生以笔墨佐助自己“遂奠邦基”的文胆与国策顾问,作了盖棺定论之语:“畏垒(陈布雷号畏垒)椽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
 
秦孝仪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继承家学,精通儒学、经史,博览群书。从上海法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他曾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深造,荣获人文科学博士学位。秦孝仪二十多岁即受蒋介石重用,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议事秘书;二十八岁时,就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深受蒋介石与宋美龄信任。
 
由于文采过人,反应快,又能以毛笔速记,所以秦孝仪一直为蒋介石倚重。对传统经典相当仰慕的蒋介石,也不时与秦孝仪以四书五经应对,增添自己谈话的分量。是以秦孝仪能长期在国民党党中央工作,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职务屹立不摇,前后共达二十五年。
 
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后,秦孝仪除以“总统府”秘书的名义,续任蒋介石文胆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宣组副组长、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61年4月,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直到蒋介石过世为止,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通常蒋介石比较重要的文告、稿子,由他本人当面口述大意,秦孝仪则在一旁笔记下来,然后连夜赶好草稿,先给秘书长张群看过,再行对外公布。

秦孝仪作风低调,不过他在担任蒋介石文胆期间,还是留下一些逸事。例如金门岛上的“毋忘在莒”勒石,如今已是观光景点,但当时却是蒋介石在迁台之初,为了激励国民党军队反攻决心,于1952年5月赴金门视察后,决定题字,并由石匠镌刻在石壁上的,意在以战国时代齐国大夫田单,以莒城、即墨复国的历史故事自勉。秦孝仪也在蒋介石考察队伍之列;不久,金门司令官胡琏兴建英雄馆,也依此典故命名“莒光楼”,由于高十余公尺,自此成为金门的地标。因当时许多人不识“毋忘在莒”是何典故,所以秦孝仪特地于1959年撰写一篇《毋忘在莒本义》,刻成石碑,置在勒石左下方,讲述“毋忘在莒”的历史典故。
 
秦孝仪最为人知的传奇,在于他在蒋介石去世之际,以党国要人、蒋家家臣、蒋介石文学侍从等多重身份,承宋美龄之命,记录并撰述了蒋介石的遗嘱。这篇以“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破题的短文,在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代,各级学校曾规定学生背诵,也让秦孝仪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近年内地出版的《中华民国人物传》,将秦孝仪誉为“国民党的第一支笔”。
 
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的身体每况愈下,之前手术、阳明山车祸意外的重创,让这位曾经纵横中国的老人已然没有精力再与死神搏斗,虽然国民党把消息封锁得相当严密,但多数人都有了心理准备——蒋介石恐怕辞世在即。由于蒋介石已然无法视事,因此秦孝仪便受命为蒋介石预立遗嘱,由回光返照时的蒋介石大致口述草稿再加以修订。
 
秦孝仪在拟妥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