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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报:伍修权斥蒋廷黻卖弄英语不是中国人

自由谈 | 2017-07-17 09:09: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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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中山研究邮票
孙中山先生研究革命的方式十分精细,有特色,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2月他去邮政司研究邮票,“中华民国”字样,国是从字头的国,民则是口字框的民。民国元年的纸币上也随之出现了这个口字的“民”,老百姓们欢天喜地,说“这是出头民”,即民字最后一笔写在第一笔之上,近三千年来,中国是皇帝牢牢管住所有臣民,王权至高无上,一旦突然消失,国人的各种思想纷纷登场,各种主义登台。

孙中山说:“共和国家成立以后,是用谁来做皇帝呢?是用人民来做皇帝,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


2.宋教仁怎么死的
1912年8月,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诸党组成国民党,并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成为议院多数派。袁世凯感到十分不安了,按照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说法,袁世凯先给宋教仁送去一套西服和五万大洋的支票。宋教仁只收了西装,支票退回。袁世凯又让人送去一张五十万支票,请求宋教仁之宋教仁放弃他的责任内阁主张,但宋拒绝了,让袁世凯非常不高兴。1913年春,宋教仁南下宣传共和,因此四处民众支持极高,呼吁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的声浪极大。袁世凯不得已邀请宋教仁北上,进京商议国事。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的陪同下前往车站,却被刺客击中腰部,22日不治身亡。宋教仁在临死时犹自给袁世凯发电,“伏冀大总统开诚信,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稗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宋教仁号称是中国革命党的“宪政之父”,但一向以汉族概念驱逐满清,曾创办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宣扬“黄帝即位之年,为汉族开国之年”,算得上“皇汉”。曾在长沙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入读日本法政大学;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并当任其司法部检事长,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3.袁世凯送礼给黄兴
袁世凯在晚清官场如鱼得水,为了一向喜欢送礼,在他当了民国大总统,出手更加豪阔,黄兴在上海常常直言不讳对袁世凯的专制表示不信耐,于是袁世凯送达陆军上将特任状、授勋令、勋章以及两匹英国种枣骝玉点马等礼物。黄兴碍于情面收下了礼物,回头就对儿子黄一欧说:“这是袁世凯的笼络手段,可是我不会上当的。”接着又说:“这些东西都要退回去,把马留下来。……因为将来我还要打仗的。”李剑农评论说“袁世凯最忌讳有能力而有操守的人,这样的人便不肯做他的私党。他一身的本领就是使奸使贪,他最大的罪恶就是养成社会贪污之风。”

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大大削减袁世凯的权力,但袁坚持于3月10日在自己的地盘北京就职。袁就职之后,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



4.宋教仁到底谁杀的
宋死后不久,则在江苏驻沪检查长应桂馨家中拿获他与北京的电报往来,直指国务院机要秘书洪述祖,以及洪述祖上司赵秉钧。黄兴愤然在挽联上写到,“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至于如何处理此案,黄兴执意走法律途径,而孙中山则要求起兵反袁,大多数人都支持黄兴。但谁料在袁世凯的庇佑之下,法院传讯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赵始终不上法庭,此案成为悬案。老革命党人都认为袁世凯是罪魁祸首,因此二次革命爆发,民初南北双方谈判结局破裂。

1905年华兴会合影,左一为黄兴,左四为宋教仁。黄兴和宋教仁实在是多年的革命老兄弟。


5.黄兴吃狱饭
1904年7月黄兴等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策划湘、鄂、闽、浙等地的反清起义,章士钊说,那时候各地的义士都听说黄兴要起义,纷纷跑到上海来,招待所都住满了,尤其是余庆里人满为患。等到长沙起义失败以后,黄兴等人又跑到余庆里去商议革命,但11月20日至23日,受万福华刺王之春案牵连入狱。黄兴在狱中仍旧坦然处之,履险如夷,端起脏兮兮的饭钵连吃三钵才罢休,还问旁人:“你们为什么不吃呢?”旁人这才受到鼓励,说“庆午(黄兴的字)真可人也。”黄兴后来逃出了上海,用兴这个名字给朋友报了平安,从此黄兴之名享彻海内外。

孙中山曾说,黄兴“一身为同人之所望,亦革命成败之关键也”。


6.黄兴用的名字
黄兴一生用过名字极多,例如号觐五、厪午、庆午、谨吾、竞午、竞武、堇午、近午等,还使用过李有庆、李寿芝、李经田、张守正、张中正等化名。1903年,又在上海取了新名——兴、字——克强。黄兴曾自述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我的名号,就是我革命终结的目的。这个终结的目的,是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当初为什么叫黄兴,是因为1903年上海圣彼得教堂吴国光会长把他介绍给湘籍圣公会会长黄吉亭,名片上就用的是黄兴。

黄兴的题字,无我笃实,此为黄兴家训,写下“笃实”,希望家人在做事、做人方面都要脚踏实地。1914年,“二次革命”失败。举家流亡日本期间,黄兴写下“无我”的家训勉励自己和家人。

7.李剑农概况历史
历史学家,同盟会革命党人李剑农常对历史有各种精妙的概况,常常使人茅塞顿开。他说清政府在义和团肇祸之后,才终于彻底推行维新变法没来得及实施的新政,以9字概括“废科举,设学校,兴游学”。又比如1920年南北军政府对峙的情形,李剑农又说“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军阀则是有军队而无政府”。说道省宪,李剑农本人曾经主持起草湖南省宪,又在以此成立的湖南省政府任省院务长兼教育司长,但他坦承的说“省宪只是一种形式,与湖南政治的实际,并未有任何良果。”

1928年3月,李剑农出版了《中山出世后六十年大事记》,接着又出版《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稍后又扩充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8.伍修权痛斥蒋廷黻卖弄英语
1950年十一月,联合国讨论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蒋廷黻作为台湾的代表,证明美国从来没有侵略中国,甚至以台湾的小学教科书上没说美国是帝国主义。但蒋廷黻全程用流利英语发言,这惹怒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伍修权,他要求临时发言,严厉指出“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

蒋廷黻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外交家,中研院院士。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



9.费正清说蒋是我老师
1972年费正清访问北京,在北京饭店举办的宴会上,面对台下的中国外交部人员,费正清说“今天我必须首先承认我作为学生所受到老师蒋廷黻的恩德。尽管他在最近二十年间作为国民党驻联合国安理会中国大使与人民共和国对抗,在这之前,他曾是清华的历史学教授,如果不承认此种恩德,我就不可能接着讲下去。”尽管马勇说费正清只是在蒋家吃过饭,得到过蒋这样那样的帮助,但并没有正式成为蒋廷黻的学生,或者在一堂课或一次讨论会上接受过他的指导。

费正清在其学术研究中对国民党政权多有批评,被视为“左派”,蒋廷黻在美国作为外交代表也无过多往来。但费正清在退休以后,仍四方奔走,推荐蒋廷黻遗留的文档存入自己筹建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费正清生前并未完全完成这项工作,由其弟子美国历史学家柯伟林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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