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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报:日本学校之多,如我国之鸦片烟馆

自由谈 | 2017-08-15 00:42: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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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总是垫脚石
张之洞的《劝学》开篇以典型功利主义指出在日本留学的便利,“中东(日)情势风俗,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但下一句补充总被忽略“若自精益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当时清国上下总以日本为跳板,垫脚石,学习日本是为了更快便捷的学西方。以日本为垫脚石,使用后便抛弃,此种漫不经心的典型自大态度,也影响了近代中日关系,这是一种极度傲慢和不计后果的态度。从清国到民国时代,中国从未把日本当成一个同等的国家或文化进行研究,这最终加剧了两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和敌意。《劝学》写出的两年间,总理衙门终于选派了第一批18名留学生赴日留学,由驻日公使裕庚安排,日本著名老臣西园寺公望将他们托付给著名的教育家嘉纳治五郎。虽然头一个月即有4名学生因为无法适应日本生活,不能忍受日本人讥笑他们是“猪尾巴”,"猪尾和尚"而退学。但至少有7名坚持完成了二至三年的学业,其中有一人在1905年首次获得日本大学的正式学位。

嘉纳治五郎和怡乐书院学生合影,怡乐书院亦是日本国教育大臣委托接受中国官费留学生学习的最早学校。1902年1月“怡乐书院”改名为“弘文书院”。清国留学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那学习日语以及当时国内还未有过的“新学”,生活上受到嘉纳先生的关照,以及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崛起。嘉纳先生亦是日本近代史著名的教育家,以及柔道运动家,“柔道之父”。


2.留日学生越来越多
总理衙门派出学生越来越多,张之洞治下的湖北湖南还未派出学生,浙江即派出学生进入著名的成城军校读书。张之洞在1899年派出第一批学生去日本留学,4月派出4名下士到陆军户山学校受训,11月派出黎元洪率领将校29人,至近卫师团当见习将校,又派出五十名武备学生,制革业研究生,炮兵工厂实习生以及农工商科学生赴日,从此浩浩荡荡的中国留学生大潮逐渐向日本涌去,其中的许多留学生都影响了近代中国。虽然在1895年清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几乎全军覆灭,但清日两国的军事交流却意外加深了,青木外相很得意的说“在当前形势,迅速改善清国军备而巩固振作基础,极其有利维持东洋时局”。起初只有几个人,后来几十人,清国留日学生在日方的反复邀请保证下,逐年增加,1903年竟达到了一千多人,至1910年辛亥革命前夕,竟达到了四五千人。

甲午战争清国军队的惨败,《马关条约》的屈辱签订,却意外导致了一股向日本留学的热潮。


3.清国留学生的大本营
留日学生潮流突如其来,日本几乎应接不暇,也因为这批清国留学生教育背景庞杂,既有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的毕业生,也有才读了私塾的书生,有的是专科学堂的学生,亦有官绅子弟,新军士兵。有的日语流利,有的连日语发音都不会,日本人趁机开设了不少学店,但与此同时,日本近代著名的政治家西园寺,教育家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共同努力下,开设了专为中国留学生速成的“弘文学院”。被称为“留学生教育的大本山”,至1909年弘文学院结束,共录取七千余名学生,其中三千余名学生获得毕业证书。最著名的的毕业生有范源廉,黄兴,陈独秀,鲁迅等人。但清国留学生并不是都奋发读书,鲁迅刚到日本留学时,《二六新闻》即爆出所谓“妖魔出没的清国留学生会馆之社会琐事”,报道清国留学生广东籍学生汤某携带日籍卖淫妇人在会馆恣意堕落之事,一时轰动社会。让大多数清国留学生颜面无光。

东京弘文学院,鲁迅即在此校读预科,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中国留学生大本山”,本山即佛教用语 宗庙,祖庭之意。


4.清国长夜梦觉
除了弘文学院,同文书院这些鼎鼎大名的专门针对中国留日学生的预备学校,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寺尾亨,这位民初政府的法律顾问所创办的学校。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日本法政大学的法政速成科,专门为中国留学生打造,由法政大学校长梅谦和驻日公使杨枢联手促成,目标是“立宪政体,虽取法于英德等国,然于中国先圣之道,仍遵守而弗坠,是以国本不摇。”虽然是速成学堂,法政大学以其一流师资为中国留学生讲述国际公法,宪法,行政法乃至财政经济和警察学,此外尚有明治大学的经纬学堂,著名的早稻田大学等等。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曾在速成科学生开学典礼上说,“迩来清国深感输入新知识之必要”,而且,“频繁引入新知”,盖因“情非得已”。在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上,仍有教员志田博士致辞中殷殷告诫“清国长夜梦觉,现正欲行一世界性大飞跃”。另外一名日本学监则对毕业生们说出“获取新知,明确清国居于世界何种地位”之类语重心长的话。

清末入读日本法政速成科的毕业生,后来都成为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如汪精卫、宋教仁、杨度、胡汉民、曹汝霖、孔昭绶、朱执信、汤化龙、古应芬,《猛回头》、《警世钟》的作者陈天华、以及“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


5.日本学校之多,如我国之鸦片烟馆
“五四时期”被学生视为汉奸的章宗祥,自己是东京帝大的法学毕业生,亦曾狂热的鼓吹到日本留学,他在1901年写了一个小册子“为吾国求未开之学问,其便益当无出于日本之右者矣。”当时清国对日本社会的评价是“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受此号召,赴日留学之清国学生人数急剧上升。用1901年北京报纸上发表的留学生感言来说,“日本学校之多,如我国之鸦片烟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染烟瘾者。”

章宗祥后来万万没想到自己成了曹汝霖的替罪羊、五四运动的学生所痛斥的三个卖国贼之一,在“火烧赵家楼”中也被挨了一顿打。


6.为何要取缔留日学生
清国当局颇为担心这些留学生到了日本,受到思想发生变化,日本教育家则信誓旦旦的回答“努力追求学问的人,不会接受共和主义或其他颠覆性思维。回国以后鼓吹极端危险议论的,都是不用功的学生。”后来从法政速成出了不少大人物,如汪精卫,胡汉民,沈钧儒与汤化龙。连下田歌子的实践女校,虽然是“宣扬东洋女德”,但也培养出秋瑾这样能够的杰出女性。但正因为清国对留学生“政治颠覆”思想的担心,1905年清政府同日本政府合作出台“取缔留学生规则”,要求清国学生处处对清国使馆登记,出外办事住宿一切皆要向使馆和学堂登记,这无疑让留学生身处严密监控。反而酿出更大的风波。有着这样的国家,对外政治不断屈辱失利,仍然默守陈规,甚至阻挠年轻学生到外国学习。著名的陈天华于极度悲愤莫名,终于他写下遗书,愤然投海,留学生与清日两国政府的敌意由此更深。清政府在国内逐渐收紧留学生门槛,尤其是“速成科”学生赴日。“速成科时代”虽然终止,但留日学生在中国酿成政治风暴时代已为期不远。

陈天华在流亡日本前即以《猛回头》,《警世钟》闻名中国,宋教仁在《烈士陈星台小传》中称:“近年革命风潮簸荡一时者,皆烈士提倡之也”。但日本出台取缔清国留学生准则后,《朝日新闻》等日本报纸也不负责任的说中国留学生是“放纵卑劣”的一群,这让陈天华决意求死,他在自杀前申明说这是为了激励利禄不居责任”的中国留学生和甘当奴隶麻木的祖国同胞,投海前留下《绝命书》万余言,鼓励人们“去绝非行,共讲爱国”。


7.昔日之师傅不如弟子
清末中国学生来到日本,因为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震撼,旧有的中国天下秩序观念几乎全然崩溃,人人都忙着学习新的学术。法政,行政,军事和警务最受人欢迎,这是回国寻求高官厚禄的捷径。留学生的目的可以说非常短浅,想尽快拿个中等以上的学校证书是大多数人的目的,“学问较深的人才百无一二”。但日本急速工业化现代化,面目一新的社会仍然给予中国学生极大的冲击,留学生杂志感慨的说“昔日之师傅,不如今日之弟子”。中国留学生连融入近代化的日本社会生活都需经过一番努力,入屋前要脱鞋,到风吕(澡堂)前要洗刷干净。种种的新鲜刺激给予中国学生们痛苦和震撼,最终反倒引发了年轻人的民族自尊和危机感的意识。

清末留日学生到日本,路上必经过李鸿章所签订《马关条约》的马关,自有一股“屈辱”与“民族危机”意识的滋味在心间。


8.师范教育是日本帮助建立的
曾在辛亥革命后三度出任教育部长的范源濂,是北师大的著名老校长,他在1924年亦说,中国教育史论及中国师范教育的起源,那是要以服部宇之吉博士事业为开端。可是中国近代教育史往往将服部博士和其他在中国执教的日本教习(教员)的历史抹去。中国研究师范史的学者中,唯有著名的汪向荣还在将近代教育史的书名定为《日本教习》,他与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关于中国教育史的探讨自四十年代持续到50年代。汪向荣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在文革期间备受折磨,稿件资料不少,但他对日本教育界在中国影响的研究已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服部宇之吉博士的著作,20世纪前期日本思想史和中国学史领域中极为重要的学者,是日本汉学演变成早期中国学的关键人物之一。“东亚新儒学”的创建者。当然服部博士能来到中国,也是在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强烈主张之下:“日本必须抓住这个时机,绝不能让欧美等国插手清政府的教育事业。”


9.日本为何要在中国开办学校
近代日本大量派遣教育和技术顾问人员到中国,亦是因为日本欲效法西方帝国列强,在中国加强日本的影响。但也因为中国对日本文明的强烈需求,1896年驻日公使裕庚即代表两广总督向日本外务省寻求日本教习,结果却来了一位教习兼情报军事间谍的教员长谷川雄太郎。此外在福州有东亚同文会在1898年建立的东文学堂,把当地子弟培养成能够适应日本现代普通课程的学生,东亚同文会即是日本当初赫赫有名针对东亚的情报机构。东文学堂的一位教员桑田丰藏说”美国和法国都计划开展更多的英语学校,法语学校,我们必须固守优势,作为日本利益的一部分。不过汽车没油是开不动的,我深怕同文会对在福州的事业已丧失了兴趣“。

“东亚同文会”培养的间谍们,其实大都抱着“兴亚主义”,他们为自己的行径能找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释,藤岛武彦坦然对着中国官方说:“我说间谍也是敌国忠臣,这有何妨。”宗方小太郎曾说“,黄种人要对抗白种人的欺凌,惟有改革与自强,而前提必须是革除中国的弊政;先征服中国,才是中国和日本共同崛起的必要条件。”但东亚同文会在清国大力推行现代教育仍是不争事实。


10..中国人怀疑日本办学目的
桑田丰藏曾经得意的说,福建的东文学堂在1903年扩充为全闽师范学堂,那年竟有1000多人申请入学,远远超出他和陈宝琛的的预估。到了1904年由中国接管,日本人不再出资,但桑田仍旧欢迎此举,他大胆预言这个学校将是“中国学界的主要势力“。由日本人开办的学校在1905年更名为福建高等师范学堂,但中国校方将学校成立的时间定为1902年,并抹杀了日本人的痕迹。霍姆斯幽默的谈及这些日本人办学方式,他们用尖刻的口号招生“国家兴亡靠人才,人才靠教育培养”、但中国人常常怀疑日本人是帮助中国培养人才,不如说他们确保人才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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