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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造反派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谈文革

头条 | 2013-07-05 14:44: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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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左图)、蒯大富(右图)二人,一人来自北京大学,一人来自清华大学,都是当年文革初期叱咤风云的造反派头头。时过境迁多年,他们如今也都垂垂老矣,现在他们怎样看待文革呢?

聂元梓语录

聂元梓:别看蒯大富比我小25岁,他的身体还不如我呢,听说都中风好几次了,自理都难咧。

采访者问:眼看无辜者被批被斗,惨遭铁棍、钢丝鞭的毒打,你为什么不管?
聂元梓:当时太乱,我怎么管得过来?稍停,她似乎也觉得难以自圆其说,又添一句:一九六八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整死了二十四人。我当权时,死的人比他们少。

采访者:现在让你来评价“文革”的政治斗争,你觉得有一方是代表正义,另一方代表不正义么?还是两派都是有问题的?
聂元梓:都不对。一派虽然是保派,但也批斗了不少人。

采访者:你从1968年起被限制自由,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聂元梓:最主要的原因是执行毛泽东指示不力,或有抵触思想与行动。

采访者:你怎么评价“文革”?
聂元梓:它是一场灾难,但是这场灾难也教育了人民。

某人:聂元梓同志,你们当年搞的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太不成功了,不然的话,就不会出现今天的资本主义复辟局面了!
聂元梓喃喃地自言自语:我们当时不都是听毛泽东的话,才干革命嘛,咋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啊?

文革问题再严重也是路线性质,不属于触犯刑律。如果按刑律处理,那么AB团你们该枪毙多少次?政治斗争不应当刑事处理。我的错误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路线中发生的错误。但没有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活动。20世纪80年代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表明,他们的阴谋活动没有一件事和我有牵连。我与他们没有帮派关系。我也没有打、砸、抢行为。没有触犯刑律,因此不应以《刑法》处理。

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并无关联。没有曹轶欧或者没有我聂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样会写这样的大字报的,也同样会被毛主席批示广播的。因为这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目的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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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起,各个院校都有造反派组织,可毛泽东为什么偏偏选定了北大作为他的“文革策源地”,这才让事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轰轰烈烈地发展到全国。毛泽东与北大有宿怨,早年他在北大图书馆登录室勤工俭学时,曾受到代理馆长张申府的冷遇,有一次,因为毛的字体潦草,张要他重新再填写一本图书卡片,看到了毛的脸上有不豫之色。延安时期,凡是有北平到延安的,毛都要询问张申府的情况,解放之后,他几次提到“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所以,张申府于建国前因为第三条道路被开除民盟成为人民公敌,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都与此有关联。

拿这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来说,该由谁来承担历史的罪错?是被人称为“五个指头”,大拇指即发动者毛泽东的罪错,还是林彪、四人帮的罪错?或是我们这些被判刑囚禁了十多年的“五大学生领袖”的罪错?谁又能知道文革的真实内情?像我这样一个当年被全国上下视为大红大紫的“造反第一人”,还不到两年时间,就在十万人大会上被江青说成是“聂元梓太骄傲,谁的话都不听了,叫她反右她反左,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自此就把我给逐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了。也许当年聂元梓的名字还有被利用的必要,对我的拘留审查对外没有宣布,九大的时候,我是在学习班里批斗中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九届二中全会,我是从拘留地江西被三个人押解进京参加会议的,会后又被押解回去。连自己什么时候被选为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8341部队的杨德中)都不知道,还是后来从我的判决书上看到的。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可以说,人们并不了解我在文革中的实际情况。

十年文革,政治风云瞬息万变,人事沧桑白云苍狗,其后的8年,我都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监禁中度过的,如果有正常历史思维的话,请问:文革初期,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形成了吗?如果没有形成,当初我所追随的,又是什么“集团”?判决书上为什么非要把我与这后来才有的两个集团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人一倒霉,啥坏事都往你头上推!我是谁呀,一张大字报就在全国掀起那么大的浪,能让天下大乱了?

邓朴方的跳楼致残,与我并无关联,我能不翻案吗?且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的讲述:“八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邓楠回来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注意,时间是八月末,也就是工宣队进校十天以后的事情,而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军宣队进入北大后,从此北大的一切权力,特别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统统归宣传队行使。”此时的我,也已经失去自由被隔离审查批斗了,与邓朴方的跳楼有什么直接关系?更可笑的是,对我的判决书认定:“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在被告人聂元梓指使下,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致使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这里,硬把邓朴方跳楼一案的发生时间,几近提前了五个月,这真是罔顾事实的违心之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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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要提倡反思吗?但全民族都要反思,要双向反思,对的不可能全对,错的也有其历史原因。我自己90岁了,前45年只知道跟党走,路走对了;后45年也是自觉跟党走的,没想到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看看今天的社会现实吧,经济是发展了,日子是好过了,但官场贪腐、贫富悬殊、触目惊心,以党心、民心来看,难道说能比40多年前的社会状况更好更公平吗?过去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打倒”和“砸烂”一切固然不对,可对革命的原动力来说,包括文革,不也是因为有官僚主义的存在和社会不公的因素而引发的吗?

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申诉,不为别的,就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太冤,90岁的人了,不知道还能有几天活头,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

谈到季羡林,聂元梓说:难道20年之后,还仅仅把“文革”理解成我这样的“坏人当道”,他那样的“好人受罪”,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全然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北京市有明文规定,像我这样提前假释、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应该由原单位接受。但我多年来屡屡给北大、国家教委甚至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按照国家政策,还由 北大来接受安置我,可迄今仍无下文。中间一度想为此事状告北大校长,可惜已是精力不逮了,算了吧。你可知道像我这样当年十二级的干部,现在人人都拿到一万 多的月薪了。

我没有别的奢望,就是想依照政策重回北大,让人生有个归宿。尽管文革中我有罪错,可我还是1937年便参加抗战的老革命,也是一个北大人,总不能老是依靠民政局的救济金来过日子吧。另外,这也不是关系到我一个人的问题,是文革遗留的一大批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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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大富语录
      
有人问我,你坐了17年牢,冤不冤?一种意义上讲,跟着党干革命,最后坐的还是党的牢,很冤;另一个角度想,比起当年那些被我们整的干部,可能他们更冤。我们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没什么错误,有些还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们受的这些冤,也算不了什么。

我被推到那种位置上,有一种偶然性。‘文革’,清华肯定是要出学生运动的,假如没有蒯大富,也会有张大富、李大富,具体落到我身上,就有很大的偶然性……我被树起来了,后来就身不由己了,被推上去,想退都退不下来。

当时我是我们学校(清华大学)的一把手,影响力是很大的。我们清华最后大规模打起来是1968年4月23日,如果当时我主张不打,那场武斗(百日武斗)肯定打不起来。当时认识上发生了偏差,”蒯说,“有些是可以制止的,或者是应该制止的,但是没有觉察,导致死了十几个同学,都是很好的同学。看着他们死掉,是非常心痛的。

据蒯大富的校友万润南回忆,他亲历过老蒯和一个胖老头辩论的场面:记得是一九六六年六月的骄阳下,我在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转悠。见到一堆人围在一起,伸头一看,见老蒯正吐沫横飞地与一个胖老头辩论。

“你叫什么名字?”胖老头气势凌人。
“蒯大富”,老蒯可不怯场。
“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什么大富……”胖老头先声夺人。
“不!我这个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蒯大富理直气壮。
“?”老头瞪眼。
“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老蒯得理不让人。
“好!”观众中有人起哄。
“你认为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反守为攻。
“这我不能自封。”蒯大富谦虚了一下。
“革命者要勇于承认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开始设套。
“那我就是左派。”老蒯当仁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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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左过头了,就成了右派。极左和极右是相通的。”老头这句话算有点哲理。说这句话时,他用双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左手划到最高点,就和划到最高点的右手碰上了,还挺形象。
……
“你叫什么名字?”老蒯要老头留下姓名。
“不能告诉你,你以后会知道的。”胖老头耍赖。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那个胖老头是薄一波,共产党里的千年老狐狸、白毛老妖怪。当年把阎锡山哄得团团转;后来出面把胡耀邦撵下台;临死前把儿子扶上马。

后来蒯大富得了女儿,据说取名蒯小穷(琼)。

蒯大富也曾为自己的罪名辩解过:他们说我“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可法庭辩论时,检察官、法官都被我驳倒了。我说《刑法》第90条列明:反革命要有动机和行为。你能证明我有这种动机和行为吗?当时是1983年开庭,审判1966年的案子。如果回到1966年,我那时才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是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我说我是非常纯正的革命者,怎么可能反革命?我问审判长:您比我大10岁,1966年时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了吗?您就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么能起诉我反革命?

一定要把身体养好,不能弄潮,可以观潮;不能演戏,可以看戏。千年的乌龟、万年的王八。

我们这些人,不想关心政治是不可能的,某些政策的变化,某些领导的变化,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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