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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教师遗书:我爱红卫兵,我恨流氓

头条 | 2013-09-10 11:41: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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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市以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在毛泽东的亲自鼓动下,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展开一场对教师和无辜市民疯狂而野蛮的暴力行动。他们不用枪不用刀,将一千七百余人活活打死。
 
那时全国的大学和中学已经停课开展文革两个月。随着工作组被撤销及红卫兵在各学校掌权,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全面展开。以红卫兵发源地清华大学附中为例,红卫兵建立了校园“专政队”,对领导干部和教员“劳改”,并且以剃“阴阳头”(剃去半边头发)、挂黑牌、戴高帽子等手段侮辱和野蛮殴打。校长万邦儒被打得肾脏出血,头上被打出裂口长期不能愈合。副校长韩家鳌的头被按在火盆里烧,打伤后不准就医。红卫兵强迫老师和干部成排跪在教室大楼的阶梯平台上挨斗。
 
八月五日,红卫兵开始打死人。同一天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校园中(西单附近)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折磨殴打的过程持续数小时。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高呼万岁的红卫兵。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八一八大会前,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师有二人。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竟打死了一千多人。
 
九月一日,发生了北京杀戮的最高峰,一天内有二百二十八人被打死。那天以后数字骤降,原因也很清楚。九月二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指示,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一个口气并不严厉的书面指示,就立即发生效果。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的事情。北京五十二中教师郑兆南,就是当时被红卫兵打杀的众多教师中的无辜受害者之一。以下是她生前给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的两封信:
 
第一封遗书
 
雪峰同志:
 
我不是当权派,也不是什么学术权威,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了工作组右倾路线错误下的一个牺牲品,被监禁了四十七天,被毒打得遍体鳞伤,昨天刚被放回家来。我有许多许多的话(不只是我个人的安危问题)要向党说,我应当自己到市委来,无奈我下不了地,浑身浮肿,创伤疼痛,又有其他病症,我恳切地要求你派一位同志到我家来,和我谈一次话。我的这个要求是否过份,我的心情是这样急迫。
 
此致
革命敬礼
 
东方红长征中学(原五十二中)
语文教员 郑兆南 九月四日

我家地址:继红胡同(原东城区府学胡同)二十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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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封遗书
 
雪峰同志:
 
曾于九月四日给您写了封信,我因伤势太重,不能亲自来市委向党反映情况,要求您派一位同志到我家来和我谈一次话。看情况市委不会派人来了,我只好再写这个书面汇报。我被监禁了四十多天,很少接触外界事物,很少听到党的声音,加上自己思想改造很差,这些意见可能是片面的,错误的,仅供您参考。
 
是点革命之火 不是点反革命之火
 
学校刚刚开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语文组教师是比较活跃的(也有一两个按兵未动),但当时党支部压制很厉害,连大字报都不让贴,特别是在新市委成立前后,斗争十分激烈。我跑过新市委,请过工作组,因此就招来了更多的冷遇和压制。六月初,全体教职员听了市委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负责人的一个动员报告。现在来看,这也是一个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放手发动群众的报告。我们被压制的教师听了,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当天夜里我就写了一张题为《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现在我还记得大字报是这样写的(学校存有原稿):
 
“请你们根据新市委报告精神,回答以下问题:
 
(一)你们是站在群众的前面来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站在后面拉群众的后腿,还是站在群众的对面来反对文化大革命?
(二)你们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还是保卫一个政治态度还不明朗的党支部?
(三)你们是支持群众向黑线开火,还是组织保皇派围攻革命群众?
(四)你们是和修正主义的前市委一刀两断、划清界限,还是继续千丝万缕、依依不舍?
(五)你们是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路线呢,还是坚决执行前市委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六)你们是属于第一类党支部,还是第二类或第三类党支部?
 
这样提出问题,不是太尖锐,太严重,有点吓唬人吗?不,请你们放心,我们会在以后的大字报里,逐条地向你们摆事实,说道理的。不过还是希望你们自觉革命,转变立场,认识错误,真正站到革命群众这方面来,领导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郑兆南”
 
这是当时面对领导的第一张大字报,的确起了点火作用。一天之内,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形成了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局面。这下吓坏了学校领导人和“保卫党支部就是保卫党”的人,因此也招来了他们的更大不满。当时的形势,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他们紧急活动,控制个别班,散布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李静还亲自威胁我;“你是参加过反右斗争的!”为了转移目标,学校领导正式宣布:“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差不多了,从明天起转入揭老师的问题。”他们还组织了揭露老师的专刊。(因为工作组当夜进校,他们就没敢拿出来。)后来,借“六·一六”事件来陷害我和打击革命群众,更是他们的一枝毒箭。我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是从学习十六条开始的:“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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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六·一六”事件的性质
 
工作组来到学校以后,学校领导公开镇压群众的气焰被压回去了,应该说学校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很好的。没料到突然发生了六月十六日的打人事件,反而破坏了这个有利形势。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也是不愿意发生这样一个事件的。但事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不妨从政治上来分析一下,它到底是革命的事件,还是反革命的事件?因为这涉及到对工作组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的认识问题。
 
这个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是从学生要给李静背上贴大字报、王文俭在会上不喊口号引起学生不满开始的。但这是现象,真正原因是以党支部为首的保旧派(我还没有想出更确切的概念)压制学生起来革命,学生早就蕴藏了不满,再加上受到外校的一些影响,不免就采取了一些过火的行动。到后来,事态的急剧扩大与恶化,原因就复杂了,在冲破压制的革命学生中,混杂有好打成性的流氓(我是后来领教他们最深刻的一个受害者);和党支部站在一起被打的一方也不都是不革命的,他们中有不明真象的师生,还有许多就是为了保护党的不让打人的政策的好老师好学生。(从这点认识出发,我们还给受伤同学写过一封慰问信,也成了区工作队长李淑铮给我们定的罪证之一。)据说在事件过程中,还有个别教职工暗中使坏或无理还击,更是起了添薪加油的作用。这样就发展成一个群众斗群众的不幸事件。
 
不管事件如何复杂,我还是认为事件的主流是革命的,它的基本性质还是反对学校领导压制群众运动的斗争,不过武斗,打人、破坏公共财物是十分错误的。正如第二天区工作队长李淑铮来校向全体师生(当时以党支部为首的被打的一方还在团中央“避难”)所讲的,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事件,是革命的行动,但是打人是不对的,我们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从以后事态的发展,学生是接受了这个正确的分析。
 
工作队(组)态度骤然变化
 
最初一段时期,工作组对待这个事件的态度还是正确的:一面调查研究;一面说服双方,让在团中央“避难”的师生回来,并教育他们不要揪住“六·一六”事件不放,应集中火力炮打司令部,并布置我们给支部书记、校长、两个主任出大字报专栏。到月底,从李淑铮开始,工作组忽然来了一个急剧变化,推翻了自己原来对“六·一六”事件的分析,突然把它打成反革命事件。经过七月九日、十日两天两夜的紧急动员,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突然袭击,从积极写大字报的教师中揪出了四个“牛鬼蛇神”,一口咬定我们是“六·一六”事件的“肇事者”,并且把我排在首恶者的地位。(关于别人,我没有发言权;关于我自己,我可以明确地回答:这是政治陷害。)不仅我们成了众矢之的,连和我们一起写大字报的教师,全部成了围攻的对象。参加“六·一六”事件的学生更是一片检讨,在此同时,又逮捕了两个流氓学生。顷刻之间,学校乌云密布,几百张大字报不外乎两种内容:一种是揪“假左派”;一种是检讨。革命师生人人自危,而“避难”师生却趾高气扬,甚嚣尘上,立即全部夺得了革委会领导权。
 
对这样一个突然变化,我一直非常纳闷,当时只认为是工作组偏听一面之辞,主观武断。后未经过学习十六条,听到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讲话的精神,听到一些外校同学前来革命串连的谈论,知道外面运动的一点情况,我才明白过来,我被揪出来,弄到如此地步,学校出现白色恐怖,运动被引上邪路,其根本原因是工作组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时间表,就会明白事态的这种突变,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六月十六日发生了事件;六月十七日李淑铮亲自宣布是革命的行动,但武斗不对;六月二十三日以后,普遍传达了您的一个过份强调运动阴暗面的报告;同时在工作组中普遍传播了北大工作队张承先等镇压群众的反革命经验。六月二十四日李淑铮就完全换了一个口气,在全区学生会上说:“……有一些假左派真右派企图把我们的运动搞乱,以左面目出现,制造混乱,混水摸鱼。”同时明确地点出了我们学校的“六·一六”事件。六月三十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矛头指对群众的社论,于是七月初前后,许多学校工作组放弃了对黑帮的斗争,转而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大搞其“反干扰”、“抓游鱼”、“逮流氓”的罪恶活动。据来校串连的一位女十五中同学告诉我,崇文区就有十几个中学揪出了“干扰”运动的“牛鬼蛇神”。后来又从团中央的大字报得到证实:从他们那里派出来的工作组,大都是一批破坏运动的打手,而李淑铮就是其中的一员重要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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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学校除了中间观望的不说,的确存在两派:一派是“避难派”。他们是保皇势力、保旧势力、折衷主义势力、以及一些不明真相,一心跟着班主任或领导跑的人的混合。另一派是积极投入运动的革命派。是谁在干扰运动呢?肯定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十六条讲得非常清楚:“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而工作组偏偏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对群众运动怕得要死,分不清主流和支流,甚至发展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不革命的捧成革命派,把革命的打成反革命。为了顽固地推行这条反动路线,他们甚至在工作队内部采取组织措施,在调出工作组员的同时,“加强”了工作组。从他们以后对不同势力的态度来看,问题就更清楚了。对积极参加运动的师生,前面已经说了;对“避难派”中的教职工,他们许多人都是学校党政领导的知情人,迟到七月中旬就是不给领导写大字报(有的一张也没写)。工作组又是怎样解释的呢:“他们对党支部有感情,不贴大字报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这样地给他们涂脂抹粉,并轻易地把领导权交给他们。对当权派呢,运动还没有真正搞起来,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对当权派的问题还没有经过充分鸣放,工作组就放出了空气:“你们党支部顶多是个二类支部。”难怪工作组一直到撤出以前,没有斗过当权派,却在临别前夕,给我安排了一次规模不小的斗争会,而且李静就是这个会上的主要火力。
 
所以问题不在于揪出四个教师和逮捕两个学生,如果仅仅如此,就算不得什么方向路线的错误,何况这四个教师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拿我来说,家庭出身地主,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在运动中又是一个领头的“假左派”;其他人也各有性质不同的问题。把我们的问题“综合”在一起,一造声势,自然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即使将来检查起来,也有小辫子在手。后来果然听说工作组作了这样的检查:“这些人是可以揪的,只是时候不对。”这个检查未免有点羞羞答答,却也道出了关键所在:他们所以选择这个“时候”,问题不在于这几个人,而在于“杀鸡给猴子看”,以达到镇压群众,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的目的。从学校以后运动的发展来看,这个罪恶目的是完全达到了的。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果
 
一、打击了不应该打击的人。我被打、受尽非人凌辱的时候,工作组虽然已经撤退,不能负直接责任,但这个错误的决定是他们做的,反革命帽子是他们戴的。他们不根据中央精神作必要的检查,对我们的问题作妥善的处理,一甩手就走了。遗留下今天这样严重的后果,他们是不能辞其主要责任的。
 
二、压制了革命左派。凡是运动前期积极参加斗争的教师,凡是与“六·一六”事件有关的学生,至今翻不了身。他们不仅谈不到参加运动,还时刻面临着被揪被斗的威胁。
 
三、从三个月的情况来看,五十二中运动一直是不健康的。学校很小,代价很大。发生了“六·一六”事件一起,自杀事件多起,打死人事件多起,学生斗学生事件多起,抄家的面过宽,学校财物损失巨大,违反政策的事情大量存在,而学校内部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却一项也没有实现,严格地说,一项也没有开始。林彪同志说:“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两个月来,就重点斗了我这样一个既非当权派,又非学术权威的普通教员,后来大概感到实在离题太远了,又陪斗了党支部书记李静,其实也丝毫谈不到“充分揭露,深刻批判”,她也和我一样,只是被“打透”了,现在正在抢救,死活不知。真要死了,还不知将来怎样定案呢。
 
对学校运动的建议
 
这些恶果,在毛主席和党的十一中全会提出批评,特别是公布了十六条以后,理应很快可以得到纠正和扫清的。听说从北大开始,许多单位已经这样做了。为什么五十二中老也翻不了身,反而愈演愈烈呢?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工作组虽然走了,但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的阴魂未散,他们所留下的领导班子不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敢引导群众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坚决按十六条办事。再是我们学校新建不久,只有初一、初二学生。他们岁数比较小,领会政策精神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比起高年级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来,是要差一些,慢一些。可能我这个估计是保守的,也许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革命势力正躁动于母腹之中,革命的光芒开始喷薄欲出。不管情况怎样,我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谁也阻挡不住的,革命的群众终究是要起来的,“六·一六”事件的真相终究会水落石出的,工作组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定要清算的,运动的错误方向终究要扭转的。但是,我们不能坐等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应当把党的精神迅速交给群众,使运动及早走上正轨。为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应当就“六·一六”事件的性质和工作组的错误展开辩论,澄清事实,辨明是非;同时,造成一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正常政治气氛。
(二)结合总结前一阶段的运动,在全校开展大学十六条的活动。合十六条的,就继续照办;不合十六条的,就要改过来。对那些抵制十六条的负责人,就要揭发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改选出一个忠实执行十六条的革委会。
(三)在斗争的基础上,求得人民内部的团结一致,把火力集中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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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自己的申辩
 
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特别是在运动中我还犯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我虽有积极投入斗争的愿望,但由于自己人生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在李静等的压力下表现过动摇;在武斗的威吓下,有过企图自杀的行为,这是背叛革命的严重错误。另一个是在“六·一六”事件中,我也有错误。当时我认为打的是“保皇派”,有过幸灾乐祸的情绪;同时又顾虑别人反咬我和打人有关,就躲在本班做了一点消极阻难工作,而没有挺身而出,到现场去帮助防止事态的扩大,更不应该的是我还劝阻了别的老师也别去“招事”。这些错误和过去其他错误我已作了详细交代,并准备在运动后期进一步清理自己思想。
 
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但绝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这个结论,现在不仅我自己可以下了,党和革命群众也可以下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在工作组的反复动员下,全校师生大揭大议过我的问题。几百张大字报帮我证明了两点:一是证明了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再是证明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更不是“六·一六”事件的阴谋策划者。(有个别人为了自己脱身,把他自己的言行强加在我的头上。这无损于我,只是暴露了他自己。)第二,在革委会的领导下,几百名师生查抄过我的家,没有查出任何反动物品,却翻出我的大量文字材料,从我的高中作文、来往书信、日记、听课笔记、教学笔记、我在北京日报工作时的采访本及见报稿件、一直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经过挑选以后,抬走了整整一筐。这是我的全部“私人档案”,也是党和革命群众客观地了解我的历史材料。这些材料同样帮助我证明了两点:一是证明了我有许多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再是证明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所以说,经过这样两次猛火烧、细筛过,党和革命群众有足够的客观材料给我下一个客观的结论。
 
有人会说,你自己不是也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假左派”“阴谋家”等等吧,你不是还交代了许多“阴谋”材料吧。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这是武斗的结果,是逼供信。有点政治经验的人只要一看我所“交代”的材料,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有责任——经不起武斗的考验,但主要责任不在我。
 
我爱红卫兵,我恨流氓
 
尽管我成了被斗争的对象,但革命同学特别是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不能不使我深受感动。他们猛扫“四旧”,移风易俗,干着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业,就是骂我打我的红卫兵,尽管我不喜欢他们的简单、粗暴、不按政策办事,但是他们那疾恶如仇,对阶级敌人的愤恨,对党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不能不使我从肉体的痛苦中受到深刻的教育。这种思想感情正是我所没有的,正是我所需要学习的。还有一些红卫兵日夜不离地看守着我,夜里连被子都没有就躺在我的旁边。在我拉痢疾、满屋脏污的时候,他们也从不擅离自己的职守,那时正是满城革命风暴的时候,他们又多么希望出去闯闯啊。有些红卫兵还从党的政策出发,劝阻了一些学生来打我,否则我早就活不到今天了。当我怀着敬佩的心情说起这些红卫兵的时候,不得不同时指出,在大量可爱的红卫兵和革命同学中间,也混杂了少数个别的流氓。他们撕掉我家的毛主席象,造我女儿自杀的消息来刺激我,抢走我的手表,逼我吃烂水果,因此得了痢疾,夜里为了允许我在盆里拉痢疾,要我给两块钱(给了一元五),九月三日发工资那天向我“借”钱(实际没发我工资)等等。这些流氓不是把我看做政治思想上的敌人,而是把我看做玩弄的对象和勒索的对象。我建议在运动后期,应当清理这样的流氓分子,不能允许他们玷污了光荣的红卫兵组织。不过话又说回来,运动中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流氓能够如此得逞,这和革委会的无心真正革命(其中有个别人借机发泄私愤见死不救),因此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也是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阴魂不散的必然反映。
 
我有两点要求
 
第一,要求允许我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目前我没有这个权利,只要我稍有异议,就立即会被打死。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死我并不怕,我已经经历了比死更严重的毒打和侮辱。我怕的是没有发言权,没有申辩是非,参加革命的权利。
 
第二,要求给我医疗条件。目前我没有这个条件,大夫请不到,医院又不给我看病。
 
这两个月,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两个月,真是经了风雨,见了世面。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毛主席说的:“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从这短短两个月的经历,我体会到先烈创业的艰难和苦楚,我体会到建设共产主义的光荣和伟大。我个人吃了点苦,是好事,不是坏事。我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到底!
 
此致
革命敬礼
五十二中语文教员 郑兆南 再上
九月四至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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