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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者眼中的四人帮末日

头条 | 2013-10-09 09:59: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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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晚年徐景贤

 

徐景贤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他本来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文革初期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一月风暴”中进入上海市革委会,后来又成了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滩的权势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人称“徐老三”;此后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后来居上的王洪文,都到了北京工作,徐景贤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实际上成了当时上海滩的头号人物。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消息传到上海,徐景贤召集同党举行会议,准备武装反抗,但随即接到中央通知前往北京,随即被隔离审查,武装反抗的计划也就宣告流产。
 
2007年10月31日,徐景贤在上海病故,终年73岁。
 
徐景贤被中央隔离审查后,曾写下大量的自我交待材料,揭发四人帮及自己在文革中的罪行。下面这份材料写于1976年11月,由新组建的上海市委方面印发党内学习之用。这份材料中,徐景贤揭发了四人帮谋权夺位的阴谋,这为后人了解末日四人帮的内部情况也提供了一定参考。以下是徐初步揭发材料中的一部分:

我坚决拥护敬爱的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坚决拥护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我衷心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领导同志到上海主持工作。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上海一千万军民对华主席的无限信赖,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无比仇恨,包括对我所犯罪行的无产阶级义愤,使我深深地受到教育。我是一个跟着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干了大量坏事,犯了严重罪行的人。中央把我和王秀珍召到北京,十月十二日晚华主席和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又当面对我们进行了谆谆教育,华主席严肃地指示我们“要转变立场,揭发批判”。但是因为我长期以来跟着“四人帮”陷得很深很深,回上海后在转变立场的过程中又不断犯错误,在传达中央精神时我继续放毒,在几次声讨、揭发、批判大会上我的态度极为恶劣,甚至声称自己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周总理的,抛出《文汇报》的两个编辑,污蔑他们不热爱毛主席和周总理,这是继续犯罪的严重行为。我辜负了华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期望,感到十分痛心。
 
最近,我反复学习了华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在打招呼会上的指示,学习了中央16号文件、吴德同志讲话和中央报刊社论,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同志又对我进行了多次耐心的教育和挽救,广大革命群众也对“四人帮”以及我的罪行进行了大量揭发和批判。我决心和“四人帮”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也清算自己的罪行。少说空话,拿出实际行动来。

一、揭发王洪文反对毛主席的罪行

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间,王洪文在锦江小礼堂楼上,一边喝酒一边咒骂:“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现在我有什么权?党中央和国务院是他(邓小平)的,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这是毛主席定的呀!”
 
我和当时在场的马天水、王秀珍听了非常吃惊。王洪文有一度在中央主持工作,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确定的,他居然攻击说是让他“往火坑里跳”,真是恶毒透顶。现在知道,一九七五年五月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四人帮”,王洪文酒后吐真言,发泄对毛主席的仇恨。而且,他叫嚷“现在我有什么权!”他要把党政军大权都拿到手,充分暴露了他的个人野心。
 
关于王洪文在上海的反动思想和堕落生活,我曾经想借参加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文化部召开的故事片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十一月初,我在康平路三楼办公室对面用保密机给张春桥直接通了电话,要求去北京,他问有什么事,我说:“王(洪文)在上海说了很多很坏的话,电话里不能说。”张春桥说:“你现在不能来,你来了情况就复杂了。”坚持不同意我去。过了不久,姚文元老婆来上海,我到招待所去看她,详谈了王洪文的情况,要她转告姚文元、张春桥。
 
对这样的严重问题,我没有向毛主席报告。我总认为王洪文是张春桥等向毛主席推荐的,王洪文出了问题,张春桥等一定要受到牵累。我希望张春桥、姚文元能够主动处理,对王洪文有所制约。我一心对张、姚效忠,完全丧失了党的原则。这说明我彻底站在“四人帮”的反动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党性立场上。我只考虑“四人帮”的利益,而不考虑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对毛主席犯了大罪。
 
今年九月二十一日晚上,我经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批准,去北京参加卫生部的一个重要会议后到王洪文处,王洪文大骂外交部某某某同志,他说:“某某某不是好东西,最坏!我去上海以后,有一天某某某来到钓鱼台,对旁边的人说:“某号楼(指王洪文住的那个楼)那个霸王走了没有?妈的,我是‘霸王’,她是什么?”接着王洪文又说:“外交部某某某也不是好东西,我后悔住在上海东湖路时还专门给他送了螃蟹。”我听了大为奇怪,因为过去他一直是骂前面一个捧后面一个的。我回上海后,对马天水、王秀珍、冯国柱等说过:“王洪文讲外交部某某某和某某某都不是好东西。”
 
当时王洪文还说:“主席逝世守灵时,外宾来吊唁,外交部的几个人在我身后边介绍,我一句话也没有睬她们。”
 
最近到北京参加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打招呼会议,华国锋主席传达毛主席指示时,指出“四人帮”要某某某整王、唐,主席讲这是“借刀杀人”。李先念同志也指出:为什么对外交部两个青年干部这么恨,因为她们两个了解“四人帮”的很多事情。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九月二十一日毛主席逝世不久,王洪文就大骂她们两个青年,他显然是攻击毛主席关于“借刀杀人”的指示。他骂某某某是假,骂她们两个青年是真,而且他骂的决不仅仅是这两个青年干部,他骂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对毛主席关于“借刀杀人”的指示极端不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王洪文还要当着我的面“杀”这两个青年干部,疯狂反对毛主席,这充分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狰狞面目,令人万分气愤!打倒王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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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揭发张春桥反对毛主席、反对华主席的罪行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我在卫生部开会结束后去过张春桥处。当我说到上海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毛主席逝世十分哀痛,因为我们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的时候,张春桥说:“今后的工作会遇到困难,主要依靠集体了。”他只字不提毛主席生前已经安排好了放心的接班人、我们党的领袖华国锋同志,什么“依靠集体”,其实就是要把华国锋等同志搞掉,“依靠”他们“四人帮”掌权。
 
接着张春桥又说:“我这几年参加了康老、总理、主席的三个医疗小组,结果一个也没有救活。今后我再也不会参加任何人的医疗小组了。”当时我听了有些纳闷。后来看到了他的反动罪证《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懂得了他这句话包藏着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张春桥当时只是个政治局常委,在他之上还有党的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同志和叶剑英副主席,张春桥当时只是个副总理,在他之上还有华总理。如果别人生了病,他怎么办?他对我说得很肯定:“我再也不会参加任何人的医疗小组了。”这就是说,他根本反对毛主席的生前安排,他要打倒华国锋等同志,一心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今后只有人家参加他的医疗小组,他当然不会参加“任何人”的医疗小组了。
 
那天,在谈到上海的工作时,我说在主席逝世以后,听说市委机关里对谁谁今后可能担任什么职务有些议论,王秀珍已要机关党委转告各方面不要议论了。这时,张春桥说:“要谨慎小心,特别是你们几个人讲话要注意。”他特别关照说:“你回去再跟老马说一说,南京路上出现过的大字报(指要张当总理的大字报)再也不能贴了,这是毛主席单独向我作过指示的。今年年初我已经给老马打过电话了,你再说一下。”他一再强调这一点,正好表明他的心虚。此刻他的心情和写《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时是一样的。那时,他想当总理,谁知道南京路一张大字报泄露了他的野心;现在,他要篡夺更高的领导权了,所以他特别关照,不要再给他帮倒忙。
 
我回上海后,把以上的情况告诉了马天水和王秀珍,马天水说:“年初时张春桥确实给他打过电话,也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我问:“那你为什么没有把毛主席的指示告诉我们?”马天水没有回答。
 
那天,张春桥说到谨慎小心以后,把话题一转,他说:“人家已经讲我们是‘上海帮’了”!他很恼火地紧接着说:“有一次北京的什么外事招待会,偏偏把我们几个(指“四人帮”)排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就给总理提了意见。”
 
这次我到北京参加了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议,才知道批他们是“上海帮”的不是别人,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张春桥所说的“人家”讲我们是“上海帮”,这个“人家”,就是直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的满腔恼恨,原来都是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而发的。
 
张春桥还当我的面对上海工作发“指示”,说什么要引导群众,要有信心,要振奋精神,团结的面要广一些,等等。我回来后对市委常委和朱永嘉说了张的所谓“指示”。也对文教组的一位负责人说了一些,但未讲是张春桥的“指示”。这些所谓“指示”,是和王洪文的秘书肖木九月二十八日给市委常委传达张春桥的话的精神是一致的,什么要振奋精神、团结的面要广一些,什么“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总之,都是在给我们作反革命的打气和传授反革命的策略。
 
张春桥当时还对我说:“要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这和肖木对常委传话中说的“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又是一致的。张所谓的阶级斗争形势,就是有人要“搞上海”,什么人呢?张传话中说:“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这是肖木口头传达的,在我的原始记录本上有,已向中央专案组报告了。所谓林彪、邓小平式的人物,就是暗指华国锋同志和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所谓打仗,就是张、王拉起自己的武装山头,妄图利用上海民兵对抗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人民解放军,篡党夺权。这真是痴心梦想!更疯狂的是张春桥在天安门广场追悼大会上,根本不承认毛主席亲自安排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他反而说什么“有这么好的群众,一定会出好的领袖。”这“好的领袖”是谁,张的传话中自己供认了:“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他把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说成是资产阶级,而他自己就是要“挂帅”的“好的领袖”。据十月十七日王知常在市委组办会议上交代,肖木在九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给写作组核心有一封密信,信中讲:张春桥说现在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主要是中央,在上层。张春桥不露骨地说:托洛斯基当年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这进一步暴露了张春桥的野心,他以斯大林自居,而要把华国锋同志等都打成托洛斯基分子,简直猖狂透顶,反动之极!打倒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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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揭发江青反对毛主席的罪行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日晚上,在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专程来到京西宾馆上海组的套间里,把上海去开会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还有某副政委找来,又叫把已经睡觉的南京军区某某同志单独找来,偏偏又不叫住在一起的江苏省和南京军区的某某和某某某同志(这也是江青分裂地方、分裂军队的阴谋)。
 
江青坐下就说:“你们知道吧?把我也说成是‘上海帮’了!”“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
 
江青还说:“什么言论自由啊,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
 
江青在这里以控诉邓小平为幌子,直接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在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曾经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你们要注意。”毛主席批了江青是“上海帮”,江青和张春桥一样怀恨在心,那天晚上就到京西宾馆发泄来了。
 
从七四年到七五年,毛主席连续多次批了“四人帮”,批了江青!警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个人自作主张”等等。江青根本不听,却说什么“斗了我几个月”,“关在笼子里”,“把我也说成是‘上海帮’”等,这完全是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还有什么“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都是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疯狂之极!
 
二月二十一日晚上,江青又让上海、辽宁和沈阳军区的一些同志到她的钓鱼台的住所去。她又进一步发泄:“我是孙猴子,去年他把我关在笼子里关了几个月,不能讲话,把我箍起来啦,他一念咒,我就头痛。现在是‘金猴奋起千钧棒’了。”当时,以为她指的是邓小平,现在读了中央16号文件,知道了从七四年初到七五年五月,仅仅在16号文件上写明的毛主席对江青等“四人帮”的严肃批判,就有九次之多。江青对此极端不满,她把毛主席的多次批评骂作“紧箍咒”,什么“他一念咒,我就头痛”,这根本不是对着邓小平的,而是直接对着毛主席的。她根本听不进毛主席的批评,她抵触,头痛,把毛主席的批评诬蔑为“念咒”,什么“金猴奋起千钧棒”,她就是要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
 
上海市委的几个人到江青钓鱼台住所共去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七二年批林整风会议期间,她到华东组开会时说:“鬼都不上我的门。”后来王洪文就带着我们几个去了。江青给我们拍彩色照片,拉拢我们,又请我们看电影“罗马之战”,她说她已经看过多遍了。这部电影是讲姊妹两个王族互相残杀,最后妹妹把姊姊杀死了,当上了女皇。现在看来,毛主席早就指出过“江青有野心”,江青精心研究这样的电影,决不是搞什么文艺,而是学会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权术和手段。所以,她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的时候迫害毛主席,巴不得毛主席早点去世后“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打倒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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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揭发姚文元反对毛主席的罪行

一九七五年四月和五月,毛主席连续批评“四人帮”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之后,姚文元在七月五日来到上海,躲进一个招待所,情绪非常阴暗。七月底的一天,他找我去谈谈市委的工作情况之后,他忽然说:“我这个人,要我挤挤公共汽车,上上五七干校,还是可以的。”我不理解他的意思,我说:“假如林彪上台的话,我们恐怕连五七干校都进不成呢!”他点头称是。后来,马、徐、王三人在姚文元走以前到他那里去,他又说什么:“我想今年下半年可能要出事。”
 
现在才懂得,姚文元在“四人帮”挨了主席的多次严肃批判之后,正在考虑自己今后的下场,他害怕“出事”,他准备用“挤公共汽车,上五七干校”来对抗主席的批判。
 
当时是七月底,显然他已经知道了毛主席七月二十五日对影片《创业》的批示,但他根本不向我传达。在园子里散步的时候,他忽然问我上海对《创业》的十条意见(即“十大罪状”)是如何传达的,我告诉他电影系统、样板戏剧组等已经传达到全体群众,他边听边说:“我坚持我的一条意见,就是当时的党中央为油田送毛主席著作,影片这样表现是错误的!毛主席自己不会送自己的书,刘少奇送毛主席著作吗?我在政治局会上也说了。”姚文元走后,我听到了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指示,内中讲到“罪名有十条之多”,联系到姚文元的话,他“坚持”他的所谓一条意见,就是针对毛主席指出的“十大罪状”而发的。现在我认识到,当时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除了刘少奇,还有周总理等领导同志,为什么不可以向油田送毛主席著作呢?姚文元和“四人帮”一起“坚持”自己的意见,就是“坚持”对抗毛主席的批示。后来,我向文化部某某某等说过姚文元“坚持”的这条意见,我还附和同意这条意见,我伙同他们一起抵制毛主席的批示,我是有罪的。
 
毛主席批评四人帮“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而姚文元在七五年七月十六日参加市委常委会讲话时,只字不提“反教条主义”的问题,也不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竭力掩盖自己的错误,拒绝毛主席的批评。
 
在单独接见写作组负责人和姚文元直属的红旗组稿小组成员朱永嘉等人的谈话时(我未参加,现根据传达记录揭发),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提出:“研究党史还是要研究路线斗争,后六次是苏联通过它们来分裂我们的党,反对主席路线”。他绝口不提党史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特别不提毛主席批判“四人帮”时强调指出的搞教条主义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的这段党史。因为主席引的这段党史击中了他们的要害:四人帮“统治”我们的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姚文元回避要害,反而要别人把注意力引到后六次路线斗争的苏联干涉方面去,他完全是用偷天换日、转移视线的手法来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当时,他还对写作组负责人说什么:“苏修的领导阶层都是搞技术的,而不是搞理论的。另外,技术方面也出了一批新资产阶级分子。”他想用这种办法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的“领导”和“无产阶级分子”,因为他和张春桥都是“搞理论”的,而不是“搞技术”的,意思就是不会成为修正主义的领导阶层。同时,他是想打倒一批“搞技术”,“搞经济”的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把别人打成修正主义领导和“资产阶级分子”。真是欲盖弥彰,苏修的领导阶层中的苏斯洛夫不是搞理论的吗?姚文元也好,张春桥也好,他们和苏斯洛夫都是一丘之貉。
 
我和姚文元的关系最深,从认识到密切有二十年左右的历史,同时他的假象很多,过去我经常吹捧他。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很不容易识破。直到从北京参加打招呼会议回来以后,我还没有和他划清界限,甚至为他惋惜。可见我陷得太深,转变立场太慢,当我反复学习中央16号文件,学习华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之后,我又重新翻阅了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看到他利用毛主席一九五九年的指示,把当前我们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篡改成是经验主义,而且把矛头直接针对周总理(这一点是马天水和我在这次参加中央打招呼会议回上海后,找肖木谈话要他去北京时,肖木自己供认的),我才对他愤恨起来,我才真正的和他决裂。正如华主席当面谆谆教导我的:“确实转变立场后会发现一些问题。”我相信,我今后将继续发现姚文元更多的罪行和我自己的严重问题。
 
昨天我又想起一件事,一九七五年七月他来上海,因为我平时说话、写东西经常要捅漏子,他教我一个办法:“以后你搞什么东西,都要写成书面稿子,然后送别人划圈。”我当时很感激他,以为这是要我少出漏子,是一种关怀。现在,华主席、党中央揭露了“四人帮”的罪行,我看清了,这正是姚文元的一种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阴谋手段,他自己篡改毛主席指示,把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篡改成经验主义,然后又把文章送毛主席圈阅,这正是最恶毒的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阴险手法。又如毛主席逝世后,姚文元伙同“四人帮”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把它塞进九月十六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利用中央政治局同志忙于毛主席丧事的时刻逼大家画圈,然后连篇累牍地加以宣扬,这实际上是宣扬了“四人帮”,宣扬了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当华国锋同志发现后,他又嫁祸于人,攻击别人是“修正主义头子”,攻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背叛马克思主义,简直恶毒阴险到了极点。打倒姚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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