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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博弈

头条 | 2014-02-18 11:01: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陈贰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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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邓力群、邓小平、胡耀邦。

胡耀邦在担任宣传部长时,对党内的知识分子比较宽容。1978年文艺界发生了话剧《假如我是真的》事件。这一部话剧讽刺文化大革命中权力至上的心态,因此一个骗子只要自称是某某高干的子弟,便可无往不利。虽然是小说家言,但一些高干看了之后,自动对号入座,愤怒异常,要求禁演,甚至加作者以“反革命”之罪。由于胡耀邦一言九鼎,批评才没有无限上纲。胡耀邦这种宽容作法,使许多知识分子愿意团结在他四周,为他效劳,当然也间接鼓励了一些敢于反省中共统治的作品。

此时,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贴大字报的自由,但是透过文艺和政论作品,还是能够发表以前不可能发表的意见。邓小平党国体制之内的知识分子,尤其能够如此。例如军队中的白桦,著有《苦恋》,批判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愚忠。又例如党文宣机器中的周扬和王若水提出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义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的国家虽然是为人民服务,但也可能“异化”成为官僚主义的压迫政权。又例如党内研究理论的李洪林敢于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预言并未实现,中国还有许多地方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这些主张,表面上都还在邓小平体制的范围之内,但是对强调意识形态的党内知识分子而言,已经是明明白白地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这些强调意识形态的人,其实对开放开革政策所引发的社会现象也相当敏感。1982年春,保守派大将邓力群等人,控制了中央党校和中央宣传部,他们对私营企业中雇用关系的重新出现、深圳类似租界特区的扩展、海南岛洋浦开发区的开放投资项目等等,都深感震惊,因而严加批判。次年,他们公开批评“改革派”宣传抽象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宣传抽象的民主和言论自由,甚至误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他们也批评一些作家热心于阴暗面和灰色面的揭发。尤有甚者,他们藉着控制中央党校的局部优势,或文字围剿,或逼迫检讨,或开除党籍,把党校内的所谓“自由派”分子调离北京,或撤消职务。

1982年10月,邓力群更说动邓小平,发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以反资产主义自由化为中共的当务之急。一面批判所谓自由化思想,另一面则是强调道德重建,思想改造。一时雷厉风行,终于影响到对外开放政策,而使经济出现逆转现象。有此可乘之机,胡耀邦终于说服了邓小平,中途叫停。然而,邓小平也没有改变他的思想,他只是叫党内保守派暂时韬光养晦,停止呐喊进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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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学生运动随着外在的政治环境而上下起伏。1979年北京之春已有学生参与,随着北京之春的终结,学生运动被迫进入了冬眠状态。1980年底,中共开放省人民代表的选举,不意竟然导致了学生运动的短暂复苏。霎时之间,校园中出现许多社团和杂志。湖南的学生游行示威,绝食抗议,甚至到北京上访告状。惟后继乏力,不旋踵之间,即为当局软硬兼施的手法摆平。

1984年以后,物价上涨影响到学生的伙食,贪污腐化的现象也特别引人瞩目,学生运动这时才有真正扩大的计划。首先是北京和厦门的大学生走上街头,抗议示威,游行请愿。由于规模不大,尚未引起社会普遍注意。次年秋天,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激起反日情绪,终于给学生运动带来了扩大的机会。北京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静坐,成都、武汉和西安的大学生也在抗日的藉口下,纷纷走上街头。由于政府本来便在制造反日舆情,加之学生开始示威后,政府也能针对学生的不满,改善学生的生活条件,因此运动很容易控制下来。

可是,1986年底的学生运动便不然了。这次学生运动的最初导火线是省人民代表选举不公,安徽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走上街头,不再以民族主义的议题为掩护,直接要求媒体如实报道他们的抗议行动,并且要求准许成立跨校的学生组织,一场全国性的学生运动由此爆发。全国共有150所大专院校的数十万学生参加,他们分别在十七个大城市中示威游行,要求民主,要求新闻自由,也要求进一步改革经济和政治体制,引起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这一次学生运动既大又猛,保守派认为背后有改革派知识分子煽风点火,也认为总书记胡耀邦处理的态度过分软。学生运动中出现的一些乱象,例如妨碍交通,破坏公物,遂成为抨击改革派的口实。邓小平估量时局,天平开始偏向保守派,非但接受了他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也开始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顷刻之间,风云突变,1987年初是改革派知识分子心中最寒冷的冬天。

邓小平同意胡耀邦辞职,但并不希望政治上的镇压政策影响到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所以在打击改革派的同时,重用当时被认为思想开明的赵紫阳,让一些改革派知识分子在赵紫阳的庇护之下,能够继续引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这些知识分子也利用他们在邓小平体制中的单位,例如国务院农村经济发展所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或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等,继续鼓吹改革开放,提倡被保守派认为是是异端邪说的思想和理论。

这两派人马,彼此争执,水火不容。邓小平并不直接介入其间,只是徘徊于两派人的意见之中,维持平衡,以便维持他的政治体制而已。在邓小平新权威体制的笼罩之下,两派人马也力图影响他们共同的领袖,以便扩大各自的势力。

注:本文节选自陈永发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代》修订版下册919页至921页,第十章邓小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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