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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陈云谈整党:要杀几个罪大恶极的

头条 | 2014-02-27 10:24: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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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除了早年扮演党内“经济理财家”的重要角色外,还在其人生晚年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中扮演了执掌中纪委的“铁面孔”角色,大力整顿党风党纪。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被选为中纪委第一书记,从此焕发其晚年政治生命的第二春。那时候的中纪委什么都敢查办,上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老家修故居、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超标建私宅,下查化工部副部长李国才不称职及酿成重大事故的“渤海二号”钻井平台翻沉事故,打出了中纪委的威风。那么陈云是如何做到的呢?或许从当年陈云入主中纪委时的讲话中可见一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现在开会。这一次三中全会和在这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 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而且永远这样做。这是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对于党的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党内安定团结,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首先集中了几十个高级干部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以后就在所有干部中进行整风运动, 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个决议。以后就开党的七大,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决战争的胜利。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又要求全党实现这种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是,由于种种干扰、种种原因,我们党很多年没有实现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党的九大、十大也把这个要求写进了党章,但那只是白纸黑字,完全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一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就有可能在全国实现。这件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

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为实现这个基本任务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要求,已经写入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和我国的宪法。我们做好这件事,对我们这样一个在九亿人口国家中的执政党,是一种重大的工作,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种重大的责任。

这十一二年来,我常想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马克思主义从形成、发展到现在,已经一百三十七年了。从一八四二年马克思由黑格尔左派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算起,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在这七十五年中,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没有像十月革命在苏联那样取得全国的胜利。但马克思给我们留下很多遗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很大。恩格斯把马克思的贡献概括为两条:一是发现唯物史观,一是发现剩余价值。唯物史观揭示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家是怎样发财的,工人是怎样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怎么样。这两条是高度的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一起战斗的,而且许多著作是合写的,如《共产党宣言》等。由恩格斯讲马克思的贡献,讲得最清楚。

苏联十月革命到现在六十二年了。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在这七年中,党内生活是非常正常的。我举两个例子。一是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列宁坚持签订,但起初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表决时,列宁是少数,托洛茨基是坚决反对的。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但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只是当局势起了变化,德国已经打进来了,并且攻占了一些地区和城市,这时列宁说,如果再不签订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中有两票转到列宁方面,列宁才形成多数,决定签订和约。二是讨论工会在苏维埃国家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列宁在讲话中讲到“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时,布哈林在后面喊:“什么国家?工农国家?”可以看出,当时在列宁领导下,民主气氛是很浓的。斯大林担任了三十年领导,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第一,他进一步论证了列宁提出的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二,在苏联建设了社会主义。第三,他领导苏联人民,打胜了卫国战争,保卫了苏维埃国家, 取得了粉碎希特勒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斯大林是有很大功绩的,但是也有缺点,有错误,后来党内生活不正常。毛泽东同志说他是三七开,所以他的像还挂在天安门广场。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现在已经快五十八年了。中国共产党是胜利了的执政党,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有缺点和错误。为什么?因为没有自己的经验,光有别人的经验不行。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意见。应该说,解放以后,也有帮倒忙的人。他们是什么人呢?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但有盲目性,缺少经验。大家都没有经验,帮倒忙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谨慎。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办事应该兢兢业业,但是过去有不少同志不谨慎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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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大的。那时候开会就是翻语录本,“万寿无疆”还要喊三次,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打电话先要念语录。这些东西都是周恩来同志制止住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正像叶剑英同志在一九七七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我们党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到了一九七五年冬,来了个联络员,一个娃娃(指毛远新),毛主席的意见由他传达,政治局开会由他向毛主席汇报。叶剑英同志对我讲过,那时像他那样的党中央副主席也见不到毛主席。去年(指1978年)十二月十日我曾问过华国锋同志,你那时能不能见到毛主席?他说,见不到,只能在接见外宾时讲几句话。连中央副主席都见不到毛主席,这是党内极不正常的状态。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最近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看来我们党大有希望。我们放开眼界看看全世界,各种观点的共产党都在我们面前。为什么说我们党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是九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党是这样一个大国的执政党。我们党处于全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流砥柱。只要我们党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就有了保证。所以,我认为,我们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有很大的责任。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其他场合的讲话中,反复讲了我们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在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很好地负起这个责任。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把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的基本任务认真地担负起来,也就是在这个伟大事业中尽了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

陈云反腐语录

第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第二,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会有困难,但是经过统一认识,是可以解决的。第三,必须实事求是,查清事实,核实材料,再处理问题,并和本人见面。

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我认为还不够,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

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才会有同志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原来是吃过苦的,搞一言堂。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当然,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在你的那个党支部,或者在你的机关,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提第一次,我们欢迎;提第二次,我们也欢迎;提第三次,我们还是欢迎。这样,我们这个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就会兴旺发达,大有希望。

纪检工作应该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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