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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应该了解张君劢

文化 | 2013-07-13 14:53:07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陈贰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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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2月23日,在美国旧金山伯克利一家养老病院,一位中国老人黯然病逝。人们不知道,这位八十四岁的老人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叫张君劢。事实上,他也许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值得尊重的人物。


  
这样的说法肯定会引起争议。长期以来,不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张君劢都被遗忘了。他固然不能与那些曾经拥有巨大政治权力和财富的人物相提并论,即便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也大为失色:大多数人知道胡适、鲁迅、钱钟书甚至张爱玲,但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张君劢,即便是研究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者。有些人倒是从一个特别的政治渠道知道了张君劢:在曾经的一张战犯名单中,他是最后被加上的。


  
然而,张君劢的重要性并不因为人们的无知和刻意遗忘或者扭曲认知而减弱。他的这种重要性,首先由他思考的问题所决定。过去一百多年间中国人给自己确定的根本任务,是“现代国家”(nation-state)。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立宪,到孙中山发动革命、民初立宪,经过新文化运动到国民革命,然后是抗战建国、共产党革命与建政,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台湾民主转型、大陆改革开放、乃至于香港、澳门回归,在在都是为了解决这一“立国”问题。
  
张君劢敏锐而沉痛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立国”、“建国”是他一生论著中出现得最为频繁的词汇。一直到晚年流亡海外,张君劢也不忘这一历史重任。
  
张君劢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还在于,他所设想的立国方案是最为合理可取的,因为他巧妙而妥当地处理了古、今、中、西间的复杂关系。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这句话本身就包含了古、今、中、西四个维度:现代意味着今,现代国家的观念来自西方,中国当然是中,并且是在传统(古)基础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国家。
  
张君劢在解决古今中西融合问题上的贡献,从他的身份即可见一二。几乎可以肯定,张君劢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坚定的宪政主义者,从学生时代起即追随梁启超先生,热烈追求宪政事业。至终老海外,无一时放弃这一理想。


  
尤其重要的是,对于宪政主义,张君劢先生不仅坐而论道,更起而实行。这一点大大地不同于胡适等现代自由主义者。他早年帮助梁启超组建政党,1932年与张东荪等先生发起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而那个时候,正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白色恐怖”时期。抗战后期,他又与其他民主党派发起成立民盟,成为推动抗战立宪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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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学者惋惜,张君劢放弃知识分子的超然地位,卷入实际政治是一个错误。但这些学者似乎没有仔细想一下:如何每个知识分子都像胡适们那样坐而论道,宪政制度就能从天上掉下来么?
  
其实,张君劢虽以政党方式参与立宪政治活动,但始终未失学者本色。他于1922年和抗战之后,利用自己丰富的宪政知识,两度参与起草宪法草案,均产生巨大影响;又撰写两本解释宪法的著作《国宪议》和《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成为现代中国宪政科学的缔造者。


  
张君劢思想最值得重视的地方在于,他实现了宪政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之兼容。事实上,张君劢是现代新儒家的首创性人物。人们了解张君劢,大多因为他是“人生观与科学”论战的主角。在这一论战中,他获得了“玄学鬼”的贬称。但也就是在这一论战中,他明确提出了“新宋学之复活”的纲领。他又是借助德国哲学来理解、深化儒家思想的。于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思想构件——宋明儒学,德国哲学,民主政治,经张君劢之手而完形。牟宗三、徐复观等先生的思想结构都是由此而来。
  
由此可以看出,张君劢既是一位会通中西的思想家,也是一位宪政主义政治家。在他那里,困扰国人百年的古今中西之冲突倍化解了,反而融合为一个整体。一个宪政的、又与传统保持着连续性的现代中国的图景,已经被完整地规划出来。
  
当然,现实的历史并没有按照这样的规划施工。不过,司马迁、司马光所代表的中国历史学有一个伟大的传统,那就是不以成败论英雄。中国迄今依然没有完成现代国家的建构工作,如刚刚逝世的唐德刚所说,中国依然没有走出“历史的三峡”。怎样走出?张君劢的构想可能是前人提出的蓝图中最值得参考的。所幸,他的大多数著作,大陆目前已陆续出版。


延伸阅读:

论张君劢对西学东传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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