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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垮台后的高层权力斗争

头条 | 2014-03-12 11:12: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陈贰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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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中共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华国锋为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为副主席。

四人帮垮台后,老干部虽然看不起华国锋和汪东兴,但是老干部龙头叶剑英和李先念也不足以服众。两派人马虽在反四人帮的前提下携手合作,却始终貌合神离。权力核心出现罅隙,已经复出的中共元老便有了活动的空间。他们利用民间对四五天安门事件(悼念周恩来所引发)的同情,由陈云提出邓小平复出的意见。叶剑英和李先念虽然暗中另有打算,却也不便公然提出异议。只是华国锋坚决反对,此议终遭搁置。

然而邓小平认为时机成熟,立即上书华国锋,保证效忠,请求恢复工作。他是否另外有信,保证不翻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案,不得而知。但他这封流传在外、毕恭毕敬的书信,已足以让华国锋这个老实人解除警惕了。加上党内党外舆论的压力,华国锋终于在1977年初夏,违背初衷,恢复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的职务,由其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和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虽然有充分的工作经验、丰沛的人脉,以及无人可匹敌的声望,但是他认为取而代之的时机尚未成熟,表面唯恭唯谨,实际则是伺机而动。

即便邓小平曾经保证不为自己平反,但他并没有说过舆论不得为邓小平叫屈。他很清楚,不论毛泽东是否曾经冤枉过自己,他这个文革第二号走资派都必须否定文化大革命,尤其必须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翻案,否则他永远只能戴罪立功,居于人下。华国锋在邓小平复出之前,已经指出,四五天安门事件乃单纯的反四人帮案件,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恩来的逝世,是合乎情理的。但他深深了解,这是让步的底线。如果超出这条底线,进而公开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那不仅会增加邓小平的威望,也无异于自毁立场和自掘坟墓。因为这一个案件,和其他绝大多数文革中发生的政治案件一样,都是毛泽东所钦定的,而他和汪东兴等人,都是执行命令的大员,绝对无法避免牵涉。

邓小平用的办法是迂回战术。华国锋和汪东兴早在1977年3月,就已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日常事务的副校长。华国锋是党校校长,汪东兴是第一副校长,他们把训练高级干部的工作完全托付给胡耀邦,可见其信任之专了。然而,他们显然错估了胡耀邦和邓小平的亲密关系。胡耀邦在文革中也曾靠边站,后来追随邓小平复出,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负责推行邓小平恢复知识分子地位的政策。胡耀邦这次复出,并实际主持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不论他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在面对前来接受训练的高级干部时,也不得不解释文革的历史,并且必须从理论的高度来澄清他们心中的疑点:为何有那么多高级干部在文革期间受到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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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参加过延安整风,他非常明白,自己所面对的理论和党史这两个大课题,必须尽快地解决,不容许拖延。关于这两个课题,他的立场很简单:一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一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分辨路线的标准”。胡耀邦的立场,也就是后来邓小平的立场。用比较易懂的话说,便是以“实事求是”的原则来掌握毛泽东思想的诠释。不论有无其他动机,他从这个角度出发,无可避免地就要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的主张冲突。明显地,他无法公开向华国锋和汪东兴正面挑战,因此必须见机行事,伺机而动。

1978年5月,华国锋和汪东兴到北韩访问,胡耀邦的机会来了。他利用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文章,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践既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两个凡是”的主张便大有问题。毛泽东不也说过,“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此外再无法的检验真理的办法”吗?谁敢反对毛泽东说过的话呢?不等汪东兴和华国锋返国,文章就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标题,公开出现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上。当中共三大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予以转载之后,其他高级干部也纷纷加入论争,表示支持。水到渠成,邓小平遂公开发表意见,强调胡耀邦的主张正是毛泽东所说的“实事求是”。最后全国到处都表态拥护,报纸的言论完全一面倒。等到华国锋和汪东兴发现中共的宣传机器已不听他们指挥时,“两个凡是”的主张已遭到致命性的打击了。

在夺取毛泽东思想的诠释权的同时,已经复出的邓小平也卯尽全力,暗中支持为冤假错案平反舆论。他复出后不到两个月,也就是1977年9月,离天安门广场不远之西长安街,便出现了张贴大字报的所谓民主墙,上面登载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诗词和文章。有人更撰文为天安门事件伸冤,公开指斥汪东兴、吴德、纪登奎和陈锡联为“小四人帮”,在事件中助纣为虐,要求为所有的被捕者平反。一时之间,如响斯应。内外舆情如此,华国锋只好承认天安门事件的处理是有问题的,因而让被捕的388人全面平反,恢复其名誉。邓小平在逼使华国锋坐了这些退让以后,也没有进一步要求追究事件的责任。他只是在1977年底,建议华国锋任命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重新审查过去所有的政治案件。

注:本文节选自《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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