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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的“伍豪启事”风波

头条 | 2014-03-28 10:59: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陈贰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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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叛徒”本来是针对刘少奇做的文章,周恩来却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深谙统御之术的毛泽东有意不明确表态,把有关材料批给文革小组阅存,借机把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令他俯首帖耳。“伍豪启事”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定他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

为了把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进行到底,毛泽东在坐镇指挥反击“二月逆流”的同时,继续在刘少奇的身上做文章。本来,刘早已败下阵来,成为网中之鱼,但毛对他仍不放心,一直在暗中监视他的态度,甚至亲自出马进行“火力侦察”。
  
在一九六七年初全面夺权展开之际,毛泽东找刘少奇谈了一次话。可惜,刘本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毛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自己很快就要大难临头,相反还天真地向毛提出辞职的要求,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对此,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正面表态,而是顾左右而言它,继续给刘少奇灌迷魂汤,说什么党历届领导人犯错误的下少,但是改正错误的没有一个典范,希望刘能在改正路线错误上起到一个模范作用。毛还建议刘“好好看书学习,保重身体”。据知情人说,江青事后向毛泽东点出:刘少奇还是不服,文革要深入发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干部是党的干部,是毛主席的干部,该打倒就打倒,该解放就解放,不用他多嘴!

应该说,江青的这番话正好说中了毛泽东的心病。实际上,毛之所以孤注一掷,采取全面夺权的非常之举,正是为了彻底锦除刘少奇日后东山再起的权力基础。在毛看来,刘提出引责辞官的要求,骨子里是包藏祸心的,是以退为进,在收揽人心的同时,把党内对文革的怨恨统统集中到他本人身上来,准备有朝一日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对他秋后算账。在这种情况下,如若不把刘少奇彻底斗倒批臭的话,毛是无论如何也睡不好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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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毛泽东决定在政治上发动一场批刘的新战役,当时,毛的党外朋友章士钊已经看出毛决意翦除掉刘的意向,曾经斗胆上书劝告毛不要这样做。但毛婉拒了章氏的诤言,称:“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宦缓行。”并专门派人把中央准备抛出的有关刘的罪行材料送给他阅读。但是,章氏并没有被说服,相反在看过之后,接连数日情绪低沉,对其养女章含之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纯系蓄意致他于死地。”
  
这年三,四月间,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一场旨在从政治上置刘少奇于死地的新战役,内容包括“抓叛徒”活动和“革命大批判运动”,两者互相呼应,齐头并进。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问题的调查材料,其中刻意点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三月二十一日,毛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正式批准了康生提出的对刘进行专案审查的报告。
  
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称赞“写得很好”,并指定作为批刘的重头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该文给刘少奇罗织了许多罪名,称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假革命、反革命”和“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举国上下由此掀起了对刘少奇口诛笔伐的声讨浪潮。
  
在这场本来是针对刘少奇而来的狂澜中,正在忙于应付乱局的周恩来却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处境一度岌岌可危。不过,在幕后策动这场风波的倒不是毛泽东,而是江青。如上所述,自“大闹怀仁堂”事件后,江青一直对周耿耿于怀,接连寻衅发难。还在二月下旬,她抓住周为了敦促军队帮助地方春耕生产而提议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时,事先只请示了毛而疏于向林彪报告一事大做文章,指责周“目无林副主席”,“架空主席的接班人”,并和康生一起向毛告了他的状,提出“此例不开”。为此,周恩来不得不向林彪写了书面检讨,表示:“这是一大错误。现行专此认错,业保证永不再犯。请予批评。”
  
接着,江青在组织反击"二月逆流"的活动中,有意把火引向周恩来,授意一些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充当倒周的急先锋,在社会上掀起了倒周的浪潮。三月中下旬,北京街头连续出现了“炮轰周恩来”的大标语,扬言要“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与此同时,中央文革控制的宣传机器不时地批所谓“折衷王义”和“调和主义”,为社会上的倒周浪潮推波助澜。
  
其间,在全国大举“抓叛徒”的浪潮中,南开大学造反派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得知“伍豪”是周恩来当年在党内的化名后,觉得事关重大,马上通过江青向毛泽东报告。一直苦于抓下到周多少把柄的江青得知这件事后,如获至宝,立即转报了毛。五月十七日,她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把这个问题正式端了出来,称“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XX),要求同我面谈”,并附上这一启事的抄件,逼周作出交待。

事实上,这则反共启事是当年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意在对中共组织内部挑拨离间,制造混乱,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一九三一年春夏,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接连被捕叛变,中共在上海的人员和组织面临被一网打尽的危险。当时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及时通风报信,在周恩来的坐镇指挥下,抢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动手之前,将人员和组织及时转移,挫败了国民党一举破获中共首脑机关的企图。随后,又临机处置了顾氏的一家老小,成为当时上海轰动一时的凶杀案。

为此,国民党特务机关恼羞成怒,对周恩来恨之入骨,先是“悬赏通缉”他,未果之后,又让中统的张街、黄凯伪造了这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刊登在一九三二年二月间的上海各报上。而在此之前两个月,周氏早已秘密离开上海,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总书记。

为了反击国民党伪造的启事,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采取了当时所能采取的各种措施,间接或公开地进行辟谣。甚至远离上海的中央苏区也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布告,指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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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参与核心决策的局内人,周恩来对这场“抓叛徒”风的矛头所指自然有所了解,因而对事情竟然搞到自己的头上来,一时有些措手不及。特别是江青杀气腾腾的架势,更是让他感到来者不善,精神上压力很大。周很清楚,弄清这件事情并不困难,人证物证俱在,况且他本人早已在延安整风期间原原本本地谈过。问题的关键不在事情的本身,而在于毛泽东的态度。倘若毛决意要整自己的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论再怎样为自己辩白,也是在劫难逃。
  
不过,周恩来相信这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因为扪心自问,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对文革的态度上站稳立场,在政治上努力跟毛走,并无二心,毛实在没有理由这样做。鉴于这个问题事关他的政治生命,周不敢拖延,决定直接向毛申述此事,为自己讨回清白。
  
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对“伍豪启事”一事作了断然的否认,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这一天,周氏放下了自己手头上所有的工作,亲自查阅了由工作人员从北京图书馆借回的当年上海各报,将其中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不仅如此,他还留了个心眼,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有关的报纸一一拍照下来,印制了多份,以防原件被人销毁。
  
随后,周恩来又连夜写信给毛泽东,附送了登载有关“伍豪启事”的报纸合订本和他本人所编写的《大事记》,在信中详述了所查证的情况,为自己作了辩白,说:“伪造启事和(中共临时中央——作者注)通过申报馆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并表示:“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毛泽东此时并无意整周恩来,但也不想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控制他的机会。对周在文革中的暧昧态度,毛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虽说不高兴,但因为需要依靠他应付乱局,所以一直采取某种容忍的态度。深谙统御之术的毛知道"伍豪启事"是一个可以随时在政治上做文章的题目,借此足以把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令他俯首帖耳。为此,毛对“伍豪启事”问题故意不明确表态,只是在信封上批道:“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并在“存”字旁边重重地划了令人醒目的两道杠。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令周恩来十分失望。本来,他寄希望于毛能够凭借其一言九鼎的地位说句公道话,迅速了结此案。但结果却相反,非但没有在政治上还他一个清白,而且还被留此存照,作为一桩悬案挂了起来。其中的用意不言自明。更令他感到心寒的是,毛竟指定由中央文革掌管这部分材料,这不啻是给了江青一把尚方宝剑,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他本人的政治命运,随时可以借此事兴风作浪。
  
事实上,江青早就握有周恩来的把柄,手里存有一些周本人写的检讨条子,动不动就以此来要挟周。她曾在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洋洋得意地对杨成武、吴法宪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总理的材料。这回,在得到毛泽东对“伍豪启事”的批示后,江青更加有恃无恐,自认为掌握了周的一大把柄,因而更不把周放在眼里,处处为难他,态度益发放肆无礼,出言不逊,摆出文革老板娘的架势对周呼来喝去,胁迫他为自己跑腿办事。
  
在这种情况下,惧怕晚节不保的周恩来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地与江青周旋,看她的脸色行事,对江青的骄横霸道和胡作非为则忍气吞声,屈从附和,在政治上作出种种迁就、退让乃至逢迎吹捧的举动,可以说与此不无关系。
  
“伍豪启事”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余生一直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挥之不去,是他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
  
毛泽东对“伍豪启事”不置可否的态度,江青心领神会,更加明目张胆地反周。她利用毛决定在《五一六通知》一周年之际公开发表该文的机会,暗中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倒周活动。中央文革通过各种渠道向造反派组织吹风打招呼,进行"路线交底",暗示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始,即将从中央揪出的大人物会"吓人一跳"。从五月中下旬开始,许多造反派组织四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大造声势,在社会上掀起了炮打周恩来的浪潮。他们宣称:“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不仅要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而且要揪出中国的柯西金”,“周恩来是老保,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其中外事口闹得最凶,提出“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已由学校转移到外事口”,“要打倒陈毅,就必须动一动周恩来”,大有不扳倒周恩来誓不罢休的势头。
 
在这种情形下,后来在中国政坛上扮演特殊角色、人称“两位小姐”的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社会上倒周的情况。这弄得毛有些哭笑不得。因为他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本意,是想给翦除刘少奇的大批判运动提供思想武器,结果却阴差阳错地整到了周恩来的头上。这种干扰和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搞法,是毛所不愿意看到的。为此,毛泽东明确表态不同意这种搞法。五月二十九日,他对王、唐二人的来信作了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作说服工作。”江青虽然不情愿,但既然毛表了态,也不得个敷衍搪塞一下,于是由中央文革出面接见了外事口的造反派,不着边际地放了一通空炮之后,便草草收场,这样,总算是多少刹了一下社会上倒周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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