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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情局密档里的周恩来

头条 | 2013-07-16 11:54: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陈贰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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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
(1967年9月8日)

自1966年8月以来,周恩来总理已成为统治北京的政治三人组中的关键一员,他在此期间的表现表明了他是仍在中国政治顶层的唯一明智的人。经过多年残酷的斗争和巧妙的妥协,他已身居要职。周恩来比其他中国领导人有更多关于外部世界的经历。从气质来看,与其说他是一位理论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管理者,他是一个老练、儒雅的实用主义者,他已在40多年的为中共效力中证明了他的能力和耐力。

在整个“文革”期间,所有政府宣传都描述了周忠实地支持和始终执行有利于毛泽东和林彪的事情。然而,事实上周恩来不断努力缓和他的上级所下达的极端政策,有时候他似乎做的是两码事。尽管他没有完全跟随毛派的步伐,但周还是作为领导集团最积极的成员公开出现,甚至担负起作为国家元首的某些礼仪责任。由于他行事周全,左右逢源,且拥有无与伦比的政治技巧,周——在权力结构高层的所有人中——最有前景继续掌权。

周恩来的性格和背景

自1966年8月以来,周恩来已被确认为中国的第三号人物,这个排行他已经保持了多年。在去年秋天的八次群众集会和今年所有领导人出席的类似场合中,他一直是仅位列于毛和他的法定继承人林彪之后。周之所以引人注目,很大部分源于他身处中国庞大政府机构中的高位,并且是政府政策的主要发言人。作为总理,周执行的政策是由政府内部会议决定的,在这些会上他说话是很有分量的。

周处理问题一贯实际的态度是非常出名的。例如苏联的官员就说过,与其他中国领导人相比,他们更愿意与周打交道,因为他们认为他更灵活和更机智。他展现出了抓住问题要领和化解危机的异乎寻常的高超技巧。他在党内政治丛林中生存的能力堪比米高扬。他多次受命进行审慎的谈判,以及对难堪的政策倒退做出合理解释。在他的许多北京同僚保持强硬并时常招致极端措施之时,周几乎总是能作为替补队员浮现出来。

在中国国内,周是一个很受尊敬和欢迎的人物,对于外国人来说,他长期是北京最好的推销员。早些年,很多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外国客人离开北京时都对周恩来的机智印象深刻,并被他的个人魅力吸引。他在西方世界的经历使他比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拥有更广阔和国际性的见解。情愿的话,周可以是友好的,和蔼可亲的和随意的,偶尔他也不介意享受一杯烈酒——人情味的表现,这是他那些死板的同僚们所不敢做的。

在与毛随行的人中,他总是显得有点特立独行。他生于中国东部的一个富裕的官宦人家并受到儒学传统的熏陶——与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相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出身都比较卑微。周15岁进入了天津一所由美国传教士资助的中学(即南开中学——译注),1917年毕业后,他去了日本留学,后来又去了德国和法国——他在那里的煤矿和工厂里做过工人。在法国,他结识了一些人,这些人日后也位列与中国共产党(CCP)的高层。

回国后,周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与他未来的妻子一起——两人在1919-1920年间与天津双双入狱。1925-1926年是国民党(KMD)与共产党达成谅解的时期,周担任了黄埔军校这所中国的西点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后来他成为一个能干的军队司令官。20世纪30年代初,他支持毛泽东的两个对手掌握共产党的领导权,一直到毛在长征早期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取得了党的领导权后,他才加入了毛泽东的阵营。在余下的苦难历程中,周证明了他对毛来说是有用的,并在流亡延安期间担任重要角色。

在战争年代,周负责在重庆与美国人的联络工作,1945-1946年,他作为共产党的主要谈判代表应付国民党和美国。1949-1950年,他在艰难的交涉中所起的主导作用致使中苏最终达成《中苏共同防御协约》(即《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译注)。在1953-1954年导致朝鲜和越南问题纠纷解决的谈判中,周也是中方的中心人物。(即朝鲜停战谈判和日内瓦会议上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译注

在所有这些谈判中,周显示出他的坚定、谨慎和耐心。在1955年于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他以卓越的表现获得可能是他在国际公共关系方面最重大的成功。然而,在理智与务实的光鲜外表之下,周可能与他的同事一样残酷无情。这已通过他在如此靠近中共权力顶峰的并不稳固的位置上供职30年而幸存下来得到充分证明。自1949年建国以来,周恩来一直是中国的总理,同时担任外交部长直到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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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官方职位

周多年来的高强度公务日程安排,足以让比他年轻的人筋疲力尽;一个典型的工作日是从早上十一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这些事务包括频繁出席礼仪活动,管理中国庞大政府机构的日益增多的琐事,以及在“文革”中担起公共事务方面的主要任务(无疑是幕后的)。而且,在“文革”的过程中,由于其他人不到位,他还要承担额外的责任,因为他是掌权的三巨头中唯一有足够精力应付庞大的政府机构日常事务的人。

这些活动的明显重要性使观察家判断他的政治声望在提高。5月1日的时候,据说中国驻巴黎的一个外交官告诉那里的一个中国留学生,是周而不是林最终将是毛的继承人。这可能反映了中国外交部门中广为流传的观点,带有主观臆测的成分。早在10月份,中国在海外的官员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但北京的英国外交家判断,尽管周的同道人持续受到攻击,但总理还是以相当大的信心和不断的努力,促使在“文革”引起的社会动乱中保持社会秩序。

周作为掌权的三巨头中的第三号人物这一正式排位,在无数次对领导层聚会的宣传中得到加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出现在每一次精英的内部会议上,在毛和林出席会议时,他总是仅次于后(这是1966年8月形成的惯例),在他们缺席时位居第一。最近几个月,在林没有与毛一起公开露面时,周与他比肩而立——最近的一次是在6月25日的集会上。

周看来还要起到一些其他的正式作用。在最近的中东危机期间,当北京表明支持阿拉伯国家时,周总理不仅是国家和政府的发言人,而且还接待阿拉伯领导人的信使。5月27日,外交部长陈毅“代表周恩来”接待了六个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外交代表。6月20-24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周又以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的身份出面,就像卡翁达一样。他迎接、宴请卡翁达,与他举行高峰会谈,在这些场合发表讲话,并主持签订了贸易协定。由于北京无意找人替代被贬黜的刘少奇,在北京的外国外交官们已把周当作是北京的国家元首,给他增添了更耗时的工作。

如果这还不够,1月以来的几份报道称,周已承担了他在国务院的下属官员的部分日常行政管理事务,这些官员正备受“文革”判官的责难。在4月30日一份重要的未公开讲话中,周声称他已承担起外交、财贸、农林这些国家机关的直接管理,因而暂时代替了被围攻的陈毅、李先念和谭震林。

周在“文革”中的地位

除了他的全职正式职能外,周在大字报中被描绘成在尽“文革”首席执行官的义务,下令采取军事行动,劝说革命造反派接受引导,制定政策,调解各派系之间的斗争——所有这些都遵从了毛和林的政策。在扮演“文革”解困能手的角色中,周就亲自会见了众多的来自各省的代表,并且签署了一些中央委员会支持或批评各省领导人的决定或指示。

周的政策讲话一直是相当支持更理智的选择,如用三结合班子结束纷争,恢复秩序,呼吁今年夏天重开学校,让躁动的年轻人回到校园,以及表态说中央委员会已同意实行稳健的经济政策以保护工农业生产。他的公开和私下的讲话都常常被看成是“文革”政策的主要表态。

1967年1月,在省一级党组织倒台后,周的任务正是努力使大部分省的政府机构保持完好,使那些地方的毛派分子的“革命”政府成不了气候。然而,在4月份,当他所做的一些安排被毛派好斗分子驳斥并被中央委员会推翻时,他对付主要是地方的军事指挥官的新领导人的权威被削弱了。同时,在5月和6月,激进的毛派领导人康生、陈伯达和毛夫人第一次开始公开联合介入到一些省一级的问题。

然而,周在省一级的事务中依然十分活跃。4月,他乘飞机去广州,为曾被毛派分子批评为支持“保守”集团的广州军区的领导人撑腰。当骚动在广东和湖南蔓延时——两省都在广州军区的管辖下——周恩来亲自过问。7月底,他命令第47军脱离湖南军分区接管湖南,8月,他几次签发指令给广州的红卫兵组织和当地军事当局,试图遏制暴力的扩大,但没有成功。4月份之后,周最引人注目的解困行动,是安排释放了两位被当地的军事司令扣留在武汉的高级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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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的攻击

在“文革”的头几个月,毛派领导人和红卫兵没有对周和他的政府机构里的工作人员下手,因为他们正集中火力反对党务机关的领导人。然而,10月在北京召开的高层紧急会议后不久,红卫兵组织就发起了一场主要针对副总理和政府部级官员的猛攻。在10月底和11月初期间,红卫兵闯入政府大楼,招摇过市,且许多官员受到虐待——至少有一位部长死在他们手上——并在首都遍贴周恩来提携起来的人的大字报。周自己没有成为主要目标,但对他的个人权力基础的突然袭击强烈地显示出,在10月的会议中他与毛派领导人起了冲突。

对政府的攻击与对政党的攻击截然不同的是,在1月的头两个星期就更换了官员,但当周以及之后也出来表态的毛夫人和“文革”小组的头头陈伯达在红卫兵的集会上强烈地要求保护副总理免受攻击时,又迅速平息了;毛夫人和陈也利用这个场合表扬了周。这段小插曲再次表明周已招惹了毛派,但他经受住了风暴,因为他们相信需要他来保持国家不散架。周几乎可以肯定是1月底和2月份政府推出的较温和政策的设计者,这一期间他的权威看了特别大。

然而,到了3月,毛派意识到他们所投身的“文革”已失去了动力,而决定不计代价,再开大油门。在3月的头两个星期,政治局常委会的几次据说激烈争吵的会议做出的决定,很快就带来了红卫兵通过大字报和集会对主要与周的名字相连的政策和为他做事的人进行猛烈及持续的攻击。

在早期阶段,毛派避免直接攻击周本人,但对周的职位的隐藏威胁的存在,一直反映在他对暗地里的攻击未雨绸缪上,3月18日,一张由有势力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张贴的大字报声称,周“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炮打周恩来,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类似的辩护时常出现在主要的红卫兵报纸上。

5月31日的大字报报道了影响更大的辩护。根据他的说法,陈伯达和“文革”的其他三个高级领导人会见了红卫兵代表和批评周的人,并告诉他们不要抨击周。陈伯达说,“周在国内外都受到尊敬......他是执行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政策的可信赖的人。任何人都不允许挑剔他。”

周对同盟的维护

周已多次公开为数月来备受零星批评的同事们辩护,这无疑激怒了他的对手。

例如,5月20日,他在一个会议上说,叶剑英元帅是忠诚于毛的,“绝大部分是好的”,直到1966年,他都出色地贯彻了毛的意旨。今年初,他在四川和青海犯错(据说那时他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镇压造反派的暴乱),只是因为他受到基层组织报告的误导。此外,6月11日,周公开为财政部长李先念辩护,就像他4月6日已经做的那样。

然而,周为其冒最大政治风险的官员是外交部长陈毅。依据6月12日红卫兵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发出的小册子,周主持了1月24日的万人集会,陈毅在会上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周立即把这个自我贬低说成是“非常好”,显然试图用这种方法结束针对陈毅的恶意的公开行动。当3月和4月更猛烈的运动又重新开始时,周再次挺身维护。

接下来,周三次降服了来自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其他与外交事务有关的单位的红卫兵“造反派”——两次是在失控的民众“侵犯”外交部大楼之后。周严厉地指责了红卫兵闯入政府机关的行径,拒绝了他们罢免陈毅和其他官员的要求,并说他们“不是政治局,不要试图给我施压。那是行不通的”。

最近,根据造反派在专管导弹生产的七机部大楼前张贴的消息,周6月1日接见了一批造反派,批评了来自七机部的造反派对直到最近才全面负责先进武器研发的聂荣臻的攻击。然后周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反驳这帮人在所有大字报上的批评,扩大了队军委所有副主席和副总理及政治局常委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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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和武汉事件

7月期间,毛派加速“文革”的新努力导致了武汉军分区司令公开对抗北京的姿态,周被深深地卷入到从未有过的复杂局面中。

7月中旬前,发起了另一次针对名誉扫地的刘少奇的围攻。官方广播解释,这是必要的,因为刘在社会的近乎每一个领域——包括军队——都有“亲信”,他们必须被打倒。同时,红卫兵获得了新的鼓励,继续进行他们那毁灭性的革命运动。简言之,在早期的围攻中逃过一劫的中央和地方官员面临新一轮人身威胁——身处可能发展为灾难性动乱的不断扩大的混乱和暴力中。

武汉军区司令以扣押和羞辱北京派出的两名重要干部作回应。这可能是反对“文革”的姿态,而不是企图举起造反的旗帜。然而,这是前所未有的最严重的一种挑战,并可能标志着中国的国内政治斗争过程中的明确的转折点。

强大的中央权威和团结的领导集会马上作出反应,罢免违抗上级的官员,以儆效尤。北京没有这样做。两个多星期过后,才宣布武汉军区司令被免职,而没有公布是否对他进行进一步惩罚。这些状况显示,不能及时、“果断”地解决武汉形式的原因,源自要承受其他重要军区领导人的压力。

周在两名被扣押的官员的获释上显然颇费周折。且在毛派与军方之间的协商解决办法中扮演着即使不是首要的也是主要的角色。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支持毛和林的,但他可能同时试图保持与那些反对他们的人的联系的影响。交涉的结果是和解——所有有关的派别都不满意——紧接下来是新的更充满暴力的斗争阶段。

周现在的处境和前景

周恩来的顽强、谨慎和愿意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他应付从一开始就成为“文革”一部分的险恶的内部斗争有很大的帮助。在这整个官方鼓励的暴力和混乱期间,周始终是温和派的发言人。他多次保护政府部门和军队中当权的那些与他抱有共识的下属和盟友。

周偶尔表现出与“文革”的某些方面不协调时,又能保住其接近政治最高层级的位置的能力,既反映了他的机敏,又说明事实上和任何官员一样,今天的中国也不能少了他们。由于他与“文革”最严重的暴行没有牵连,周可能是仍能与目前争夺最高权力的各集团说得上话的唯一高级别的官员。要是能阻止中央政权垮台以及陷入使共产党政府完全毁灭的内战,周预期可以登上或接近政治最高层的位置,这一点最终会从目前的混乱中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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