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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1949年后如何检讨大陆失败?

头条 | 2014-05-28 11:45:49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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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型地球仪面前深思的晚年蒋介石

 

1949年是个天地玄黄之年,对蒋介石来说,1949年在大陆的失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挫折,但是他却未因此一蹶不振,反而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中重新再起,开创其生涯中另一个阶段。有论者认为蒋氏是一个“大冒险家”,若就1949年的挫折与再起来看,确实如此。蒋介石在面临险境时,往往显现出不服输的个性与坚定的毅力。

蒋介石对于1949年失败的检讨,分别见于演讲、文告、函电、日记等著述中,但是就内容而言,函电、日记往往较为片断,不若演讲、文告等具体,且较为完备。从它的演讲中,可以理解他如何检讨1949年的失败,以及检讨所呈现的意义与目的。

蒋介石从1949年6月在台北出席东南区军事会议总理纪念周,将《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起,至1952年10月,向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止;四年之间,他在相关场合的演讲内容中直接或间接检讨1949年失败原因者,据笔者检视《言论总集》中演讲部分,至少有30篇,约占四年演讲总数的113篇的27%。

30篇演讲中,蒋介石对于1949年大陆失败原因的检讨各有不同的陈述,其中15篇重点在军事方面,包括军事制度、军事教育、战略战术等,为全部篇数的一半,应该与其着重于军事之检讨有关;8篇以党务为主;其他各篇涉及的层面较为广泛,主要在于教育和文化等的检讨等。

军事方面,蒋介石认为大陆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军事的崩溃。军事之所以崩溃,是由于军事上的制度没有能健全地建立起来。蒋氏十分强调制度的重要,特别是军事制度,他表示:“我们要建国建军,就必先建立制度,制度不能建立,国家就无法长治久安,即使侥幸获致一时的胜利,结果还是失败的。”事实上,蒋氏早就注意到制度与革命失败的关系,他在1949年1月21日下野当周日记之“反省录”即记道:“(一)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二)今后立国建军,以确立制度为最重要。”不过在当时,他并没有进一步或没有机会就这个问题对同志分析说明,直到是年10月革命实践研究院成立后,才开始逐一检讨。他在对革命实践研究院第一期学员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本来照我们总理建国大纲的规定,由训政到宪政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我们也明知训政的程序没有完成,明知人民的智识还没有达到实行民主宪政的程度,但因为内外的环境关系与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提早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这一来就使得训政时期一切旧的制度完全破坏,而宪政时期新的制度并没有建立。简单地说,就是新的制度还未曾建立,而旧的制度早已崩溃,所以在政治上形成这样混乱脱节的现象,这是我们政策的失败,以致整个政治濒于崩溃。”当然,蒋氏在此处所称“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并非专指军事制度而言,但是就当时台湾所面临中共军事威胁的环境而言,建立健全的军事制度,显然是他在制度问题上特别强调的一个重点。他以精神、制度、纪律、组织为建军的四个重要因素,而精神与制度,尤为一切的本源,立本而道生,他说:“所以我自复职以来,首先注重革命精神的恢
复与军事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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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制度外,蒋介石认为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组织不健全。所谓组织,不仅是指军事组织,其他党务、政治、社会等各种组织都包含在内。他表示曾经估计无论中共如何顽强,在三年之内,绝不能消灭国军,但是不到一年,大陆上的军队几乎彻底消灭,“这是谁也料不到的”。他认为“这完全由于我们的党务、政治、社会、军事各种组织都不健全,共匪看透了我们各种弱点的所在,于是实行他政治军事各种渗透的战术,……打进到我们的组织内部,使我们本身无端惊扰,自行崩溃”,因此“我们这次失败实在就是我们本身自己崩溃,而决不是被什么敌人打败的”。蒋氏在演讲中,不止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可见他的重视程度。他承认领导无方,督率不严,对于失败应该负重大的责任。但是同志之间离心离德,自私自利,不肯协力互助,团结奋斗;对领袖的命令,阳奉阴违,不能彻底实行;对于领袖的信仰,表里不一,几乎无足轻重,这才是失败的根本原因,亦就是革命的致命伤。他要求同志痛定思痛,深切反省,“今后要想消灭共匪,驱逐俄帝,唯一的要诀,就在于充实组织,加强团结。只有组织才能够结合群众,只有团结才能够产生力量。”为了要把革命事业从头做起,最重要的就是要“重新建立制度,健全组织”。而在健全组织方面,他甚至主张以敌为师,学习中共的长处。他说:“今天我们要改善组织,加强组织,就必须参考共匪的组织内容。”“今后无论党政军任何方面,如不能与共匪一样的有严密的组织,而只是一盘散沙,那我们和敌人作战的时候,就像去年一样,无论军民一定会自行崩溃,望风披靡。”

蒋介石同样也注意到战略、战术与军事失败的关系,认为战略、战术的错误是“军事失败的近因”。他说“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战略上一经犯了错误,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何况我们一般将领对于战术又毫无修养,对于剿匪战术又未能深切的研究,如此当然失败得更快!”而早在1949年6月,蒋介石在出席东南区军事会议时,以《国军过去失败之原因与今后应有之改革》为题演讲,就提出这一方面的检讨,曰:“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剿匪的战略在开始就因为受了外力的影响而陷入不利的形势。战略上所犯的错误是不能用战术上补救的,何况我们在战术的本身,又有许多的缺点,所以最后终不免于失败。过去三年来,剿匪战略最大的错误,是进兵东北。三十四年熊(式辉)主任到长春接收东北主权,遭到苏联的阻挠,回到重庆;当时统帅部即决定将国军的主力摆在锦州,先头部队相机收复沈阳,不再深入。如此,我们在战略上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后来美国派遣马歇尔来华,担任调处的工作,主张我们派六个军到东北,规定占领那一些城市,并保证我们接收东北。因此我们将最精锐的六个军调到东北区。……统帅部不能坚持原定的计划,过分迁就美国人的意见,以致造成战略上的错误,这是我应该负责的。如果当时我们把这六个精锐的军摆在关内,则今天关内的局势或者不致败坏到今天这个地步。”

党务方面,蒋氏指出中国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党员党德沦丧、违反总理遗教等是造成大陆军事惨败的原因。他说:“这次大陆反共军事悲惨的失败,并不是共匪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足够打败我们国民革命军,完全是领导国民革命的本党,组织瓦解,纲纪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之所招致。”而所谓“党内派系倾轧、党员党德沦丧、违反总理遗教”的根本,就是党员在精神上“丧失了他对本党革命的自信心”,他认为“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失败的最基本原因,乃是自抗战胜利之后,我们一般党员,尤其是文武干部,忘了主义,一言蔽之,就是在精神上根本已解除了武装。……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因此无论在政府、社会、学校、军队各阶层,以至举国上下,就散布了共匪的毒素,都要把国父所定的一切制度与革命方略,加以彻底推翻。”

除了军事、党务之外,蒋介石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教育。他先将教育氛围军事教育与学校教育两方面进行检讨。对于军事教育,他指出过去军事教育失败的原因在于:第一,不注重民族的文化教育,尤其不重视本国的历史地理,所以教出来的学生,没有深刻的国家民族观念,因而没有自信心和自立心;第二,不注重军事科学的教育,对于时间空间的观念不正确,不实在;第三不注重军事哲学的教育因此表现于军事行动上的就是无精神、无中心、无目的、无把握的心理;表现于军人本身的,就是无责任、无志气、无思想、无廉耻的丑态;所以其所作所为、所想所念的,一切都陷于被动与消极的地位;第四,不注重军事艺术的教育,因而各种技术不熟练、不精确,一般官兵无勇气、无信心。除了军事教育失败外,学校教育也是失败的,他说:“我们在大陆上失败最大的结症,就是在学校教育,……沉痛的说,当时在学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做了共匪的外围,成为共匪的工具了。国家的青年教育弄到这样的地步,那国家焉得而不危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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