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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与人格风范

自由谈 | 2015-06-24 10:00:37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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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注:本文为作者在江西师大的演讲。


各位朋友,下午好!


首先感谢大家的光临,同时要感谢江西师大文化研究院杨颖院长的热情邀请和精心安排,让我能在胡先骕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与大家分享我在研究民国校长时的一些认识和体会。


胡先骕是位很可爱的人。有一次他去广西大学讲学,开场白是这样说的:“我是国际上著名的科学家,我的名字早已在历史上注定了!诸生今天能够听到我的讲演,这是你们莫大的荣幸。”我没有胡先生这种自信,因为他是留美博士,我是高中毕业;他是喝牛奶长大的,而我呢?用袁伟时先生的话说,是喝狼奶长大的!


因为是喝狼奶长大的,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浑身充满了暴戾之气,对人不懂得宽容,对事不懂得妥协。如今许多人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大打出手,甚至杀人放火,就是喝狼奶的表现。另外,狼是不会像老虎狮子那样独来独往的,它们喜欢集体行动,比如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就是这样。所以我认为,要评价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首先要看它的教育水平,而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首先要看它的大学教育。


陶行知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我曾经研究过民国时期许多大学校长,比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清华大学的罗家伦和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四川大学的任鸿隽,青岛大学的杨振声,中正大学的胡先骕以及台湾大学的傅斯年。我发现这些人其实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只是由于改朝换代的原因,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被我们遗忘。这不仅使中国现代教育传统被人为地中断,而且还让我们的教育迷失方向,走上一条邪路。因此,要寻找并恢复失去的传统,就应该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人生经历、教育思想和人格风范。

 

一、人生经历

 

为什么我要说他们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呢?这首先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的经历有关。


不知大家注意没有,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基本上是欧美留学生,其中又以留美学生占大多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的情况呢?这与1900年爆发的那场义和团运动有关。


我年轻的时候,历史教科书对义和团运动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实际上它和红卫兵运动一样,是暴政与暴民互动的结果。因为义和团胡作非为,烧教堂,杀洋人,所以才导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结果是清政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迫与受害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该条约规定清政府要在39年内,连本带息一共赔偿受害国九亿八千万两白银。这就是所谓“庚子赔款”的来历。


需要强调的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美国人的表现值得称道。他们认为,中国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教育过于落后,所以他们提出要把庚子赔款用在为中国培养留学生方面。前面提到的梅贻琦、胡适、竺可桢以及大家熟知的赵元任、金岳霖、胡明复、吴宓、汤用彤、姜立夫、叶企孙、侯德榜等人,就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大多进入大学任教,并且成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前几年有一个文化事件,那就是钱学森在临去世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是中共几代领导人最器重的科技界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在临终前却像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小孩一样,说出了事实的真相。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按照我的理解,他这话的潜台词是:民国在大陆只有38年时间,就涌现出那么多大师级人物。你们已经掌权60多年了,却一代不如一代。


话说回来。第一代庚款留美学生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出国的。到了他们学成回国时,正好赶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这场启蒙运动需要新思想和新学理和新文化来重新评估一切,所以他们很快就进入学术前沿,成为大学的骨干力量。


现在看来,那真是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曾聘请胡适、梁漱溟来北大任教。这两个人都很年轻,才二十多岁,胡适还是美国名牌大学的“海龟”,梁漱溟却连中国大学的门都没有进过。另外,沈从文和钱穆等人当年在大学教书时也没有学历。相比之下,如今的大学门槛越来越高,连博士也进不去,进去也呆不住。前些年因为这个问题,逼得那些四五十岁的大学教师为了一张文凭,弄出许多笑话和丑闻。另外,如今大学教师英年早逝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与现行的聘任考核制度有很大关系。


说到这里,我真羡慕上个时代的人,他们在大学里教书,不但不需要填报科研成果,应付没完没了的考核,还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根本不需要考虑这话说了是不是有人汇报,是不是会砸了饭碗。因为那是一个教育独立、学术自由的时代。那个时代没有什么七不讲八不讲的紧箍咒,所以你在大学里既可以讲美国宪政,也可以讲苏俄革命,还可以留条小辨,为已经覆灭的大清王朝招魂。难怪罗家伦在清华大学时,校园里流行一句顺口溜:“学生是老虎,教授是神仙,职员是狗”。这话如果放在现在,我不知道该怎样讲,相信你们会有答案。


另外,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教授,大多身穿长胞,下面是肥大的中式裤。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们优哉悠哉的生活状态。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同样是民盟领导人,张澜服饰没变,但是沈钧儒和史良却改穿中山装和列宁服了。如果你想了解历史真相的话,这些细节是非常有趣的。


需要强调的是,民国是个内外战争十分频繁的时代,期间还经历了最困难的八年抗战。但是,日军的入侵不仅没有摧毁中国知识分子的信念,反而造就了西南联大等神话。我在这里加了个等字,意思是说除了西南联大以外,还有西北联大,中正大学,还有许多教会大学,都值得我们挖掘和研究。


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知识分子欣喜若狂。大胖子傅斯年甚至高兴地摔倒在大街上。出乎意料,大规模的内战接踵而至。随着民国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胡适、梅贻琦、傅斯年等人离开大陆,把五四传统带到台湾。而留下来的人,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和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即使熬过了50年代,也熬不过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我说,现代教育的传统被人为地中断。


这就是民国大学校长的人生经历。

 

二、教育思想

 

因为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和大学教授大多有欧美留学的经历,所以当年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教育思想有着深刻的体认。


苏格拉底说,真正的知识存在于人的内部,教师的作用是唤醒潜藏于学生内心的知识,使之达到意识的层面。因此,他认为教师应该利用提问和对话的方式来激活学生的潜在意识,而不是传授所谓的知识或智慧。杜威也说,人的知识和经验是自身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教育不能适应受教育者内心的需要,而是成为一种外来的压力,就会扼杀人的天性。他指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如果“把学校当作一个传授某些知识,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场所”,这就不仅扭曲了教育的本质,也让人们为了虚幻的将来而失去了现在。类似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教育中也有深刻体现。孔子所谓教学相长,明清时代私塾和书院中先生对学生的人格熏陶,就是生动的体现。由此可见,当代教育的根本问题不是经费不足、投入不够,而是观念陈旧、思想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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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人们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的影响下,把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一种手段,把上大学当作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这样一来,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就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锺粟”的翻版;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成了科举制度的再现。


出现这种局面,除了权力部门明知不对有意为之以外,还与现代教育的形成有关。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被大工业生产的威力所震撼,也想把学校办成工厂,教室办成车间,从而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于是校长就成了厂长,教师就成了工人,学生就成了被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学生与生俱来的天赋和个性,便淹没在这种“大工业生产”的流程之中。


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当年的大学校长都大力提倡通才教育。他们认为,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为了培养人,后者是想把人变成机器。


关于这个问题,爱因斯坦的话非常精辟。他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或者是一只受过训练的狗,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他还说:学校的作用,应该把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放在首位,而不是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并且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变化。


前不久,一位大学教授对自己的学生说,再过十年,你们如果不能赚到上千万,就不要回来见我(大意如此)。这件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大家都觉得他太过分了,但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却很少有人能够说出。


对于这个问题,竺可桢有很好的解释。他说:“大学目的,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乎使他吃起面包来”有滋有味能。这就是说,大学教育不应该把人变成赚钱的机器,而应该让学生懂得怎样做人,怎样生活。为此,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否则就有变成贪官污吏的可能。他还说:“专精一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都行。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这话反过来说,就是我们国家到了这步田地,完全是那些头脑未必清楚、却又专精一门技术的专家给弄坏了。


除了提倡通才教育之外,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也很重要。在这方面,陶行知先生有深刻的研究。他认为: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由自治的公民组成,后者由被治的顺民组成。顺民被治,尚可苟安;公民自治,则可太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已经有不甘被治的要求,又没有实行自治的能力,那将是最可怕的一种局面。因此,公民自治是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在学校中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是达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反之,如果我们的大学里不能用自治的方法培养公民,而是用管制的方法造就顺民,那么我们的共和国就有名不符实的可能。他指出,学生自治的目的,一是为了培养独立的人格,以改变专制时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师长包办的习惯;二是为了让学生关心公众幸福,承担共同事务,明辩公共是非。他强调,凡是愿意做共和国公民的学生,只要大家不愿争权,而愿服务,不愿凌人,而愿治己,不愿对抗,而愿协助,不愿负气,而愿说理,就能把学生自治搞好。


另外,抗日战争结束后,胡适在出任北大校长时还告诫学生,一定要做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人。他解释说:“自由是针对外面束缚而言的,而独立是你们自由的事。”


独立比自由更重要。这也是民国大学校长的共同理念。

 

三、人格风范

 

由于时间关系,我想以梅贻琦和胡适为例,来展现一下民国老校长的人格风范。


梅贻琦一生服务于清华。他的最大特点是不爱说话,因此被人称为 “寡言君子”。作为一校之长,他需要主持各种会议。有意思的是,每逢开会他总是仔细听别人的意见,自己很少说话。为什么他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他对自己扮演的角色非常清楚。他说他在学校就像京剧中的“王帽”一样,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要让别人来唱。所谓“王帽”,就是皇帝。由此可见,他在处理校务时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见,有一种“吾从众”的风范。


这其实是无为而治,在这方面胡适也是一样。胡适担任中国公学的校长后,也对学校事务不大过问。副校长杨亮功说:“胡先生对于学校行政常以‘无为而治’自嘲,实际上……是为了让大家养成自动的工作精神。”


胡适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举个例子吧,前几年许多学校为了应付上面的要求,不得不去搞什么985工程,211工程。结果是领导有为了,教授却只能无为。且不说这些工程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事,就算好事,当领导的也要记住胡适的告诫:千万不要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要轻易做一件坏事那样。


另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也是当年大学校长的共同特色。比如胡适当中国公学校长时,因为客观原因不能天天到校办公,便主动不拿工资,每月只领一百元车马费。

梅贻琦担任校长后,便主动放弃了前任校长享受的几项“特权”,其中包括免交电话费、免费雇佣家庭帮工和免费拉两吨煤等待遇。他说:“虽然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直到晚年,他都要用自己的钱买办公室需要的火柴、茶叶、肥皂等物品,绝不公款私用。傅任敢在上述文章中说:“在清华,一切没有私,一切是公开。因此,学术的风气才能增进。”


抗日战争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到极点,西南联大规定,学校给教职工谋的福利,没有领导的份。当时,梅夫人为了补贴家用,只好外出打工。1948年12月北平被围困的时候,梅贻琦是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的。他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清华基金。梅贻琦去了美国后,生活非常艰难,年过花甲的梅夫人不得不再次出去打工。他去世以后,梅夫人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梅先生晚年病重的时候,胡适想劝他写遗嘱,以便对公事私事有个交待。但是梅先生不爱听,直到去世也没有写。不过在他临终的时候,病床下面有一个皮包,皮包里放着什么连梅夫人也不知道。梅先生去世以后,秘书先把这个皮包封存好,然后在一个公开场合打开。大家一看,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丝毫不差。


许多人听了这个故事后,认为梅先生确实伟大,但是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孙先生却有另外一番感慨。他说他听到大家的赞扬以后内心非常难过,因为公款公用是校长的本分,如果一位校长做到了,只能说明他奉公守法,但不值得褒扬。如果有人公款私用,那与偷窃、抢劫有什么两样?


最后,我想借蒋梦麟先生在《西潮》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演讲。他说:“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 他还说,当时官员们把行贿受贿视为当然,就连被誉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也要为它辩护。这对社会危害极大,它不仅腐蚀了官员的公德心,毒化了社会风气,也导致一个政权的灭亡。蒋梦麟认为,消除陋规需要良好的制度,在这方面,除了外国人管理的银行、邮政、海关、盐务、铁路等部门之外,由中国学者自己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成功的典范。因为它除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之外,别无所求。


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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