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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报第234期:汪精卫要民族主义

自由谈 | 2015-08-30 19:11: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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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中山的政敌梁启超也承认通过辛亥革命,唤起了中国人两个方面的自觉:一是觉悟到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二是觉悟到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孙中山在两广一再组织起义,陶成章则在江浙策动帮会起事,宋教仁在华中鼓动新军。武昌的士兵造炸弹时失手爆炸,于是爆发起义。当时武昌兵力空虚,都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而湖广总督瑞澂胆小,率先跑掉。历史学者郭世佑说,以1911年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成为推翻清朝的总动员令,民权政治来临。


2.1922年,以治训诂学闻名的同济大学校长沈恩孚在《申报》撰文指出“中华民国之名,既为世界各国所承认,主权属国民全体,载在临时约法,然而十年之间,有二次之革命,有八十日之帝制,有八日之复辟,有国会之中绝与解散,有旧约法新约法之争持,有非法国会非常国会及两总统之对峙,南北分裂,宪法未告成,纲纪荡然,府院之命,悬于军人之手。”

武昌首义使得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是亚洲和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武昌起义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湖北军政府成立。


3.孙文在《申报》同时撰文指出“十二年来,所以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者,皆此役阶之厉也”,中华民/国“有国家共和之名,无国家共和之实”“尚未见享有真正共和之幸福”

在保路运动轰烈展开之背景下,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中开展宣传工作,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计划商请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来鄂主持大计。图为老报刊刊载的以辛亥革命为题材的新闻漫画。



4.孙中山就提出了“军法—约法—宪法”三阶段,即“革命程序论”。他说:约法乃军政府与地方政府互相约束之法,为期五年。军政府约地方自治“地方有人任之,则受军政府节制,无则由军政府简人任之”;地方则“约于军政府,有战事则各出兵饷赴前敌,战毕除留屯外,退兵各地方。此地方自治约军政府者也。”

孙中山之所以设计革命约法程序,在于忧虑革命军兴后,军阀互争权位,重蹈洪杨、洪石之覆辙。而地方自治较之后来军阀倡导之联省自治,更为彻底,将自治权力下放至县。

5.
《民报》主要代言人汪精卫当年就曾郑重宣称:“以排满为达民族主义之目的,以立国为达国民主义之目的,此两目的誓以死达,无所谓以此为目的,而以彼为手段也。”

孙文去世后,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文。



6.同盟会骨干汪东回忆说:“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祖父住在镇江府训导衙门里。我祖父已将近八十岁了,常常严厉教训我们不要为革命‘谬论’所鼓惑。我却从别人手中弄到一本登载《驳康有为书》的《国民报》,谁知祖父却笑道:‘这篇文章很有道理。’于此可见文字宣传,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因人说法,收效才大。”

冯自由根据香港《中国日报》及多年笔记、书信、稽勋局调查表册,记载最有根据、最有价值的正史材料,“暂以革命逸史名之”。蒋介石、林森等曾亲笔题写“书名”。三/民主义简称由冯自由提出。


7.华兴会起义事泄,刑部侍郎龙湛霖家中匿藏黄兴“钦犯”,黄兴最后从长沙安全转移上海,龙家子弟精心打点之离去。四川按察使赵藩同情川籍同盟会会员谢奉琦,甚至营救他。营救未果,又愤而辞职。

华兴会于1904年2月15日在湖南长沙正式成立。会长为黄兴,副会长为宋教仁、刘揆一、秦毓鎏等人。刘复基给宋教仁的信中就说:“湖南局势甚好,必有呼汉族万岁之一日。”


8.接近康、梁的人士如杨度,即已见到“‘排满革命’四字在社会上可以成为无理由的宗教;而革命党人,更知道民族主义乃源于一种感情,一种根性”。

《碧血黄花》荣获1980年第17届金马奖优等剧情片奖,并获当年第28届亚洲影展最佳导演奖和最佳男演员奖。由周绍栋饰演林觉民,由林青霞饰演林妻陈意映。


9.日人中村进午经江翰上奏瞿鸿禨之清朝预备立宪分析。中村说:“在清国议会,即成为满汉两种之争。满人若以为籍自己立宪之功,为能得亿兆之心,必有感戴讴歌之报,其愚遂不可及矣。选举之结果,议员之多数为汉人所占无疑,然则立宪之结果,于满人有何利益。”正因为立宪对满人没有利益,所以慈禧等人始终对国会请愿运动保持警惕。

瞿鸿禨,晚清军机大臣,1871年(同治十年)进士,授编修。光绪初年,大考名列第一,擢为侍讲学士。光绪二十三年年升为内阁学士。瞿鸿禨之孙翟同祖,1944年兼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期间撰写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1945年春赴美,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汉史研究。出版《清代地方政府》轰动汉学界。1965年回大陆。


10.梁启超作为立宪派的精神领袖,最先依附清帝,后来吹捧袁世凯,待到群起讨袁时,又站到蔡锷的护国军,有人感叹说“护国者,所以覆袁而已。”意指如梁启超这样“护国”英雄,唯是为了“自求树立”,争夺权位,并非出于政治道义感。在段祺瑞的内阁里,9个部长中有6个来自研究系,领导者梁启超出任财政部长。孙文说:“今日变化,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

孙文又说“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其混乱时间所以延长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为,遂相争相夺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则争端自绝,此自将来建设而言之者也。有此三者,故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

11.北洋政府之外交官颜惠庆则说袁世凯“完全是一个出自旧中国历史背景、并且受其支配的人,况且,聚集在他周围的是一群专事谄媚的食客。他恢复帝制,当起了封建王朝的皇帝,成为历史的罪人,对于这些愚蠢的妄为,那些食客应该说难辞其咎”。

外交官顾维钧说袁世凯“对于民/主的内容则是一无所知的。我想,他的思想状况可以代表当时几乎所有中国领导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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