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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玄识:虚构的古希腊文明

自由谈 | 2016-02-04 17:35:03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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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西化辨古”到 “西方辨伪”

    我的朋友董并生著作《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最近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很高兴,表示祝贺。我有幸先睹为快于他的书稿,并参考何新和黄忠平两位学者的相关论述;从那以后的一年多来,我查阅了大量西文资料,不仅感慨于他们的先见之明、开风气之先,而且还顺藤摸瓜、独辟蹊径。

    于是,我斗胆断言:在受到华夏影响之前的“西方”,中古及上古,始终是史前状态的原始性质的,哪有“文明”可言!就像董并生的书中所说,被“欧洲中心论”充当奥援和根脉的其他三大文明古国(埃及、两河与雅利安印度),都是在其塑造希腊文明的高峰的19世纪(资本—帝国主义猖獗的时期),被发掘出来的。     然而,不管这些“古老文明”存在与否或属于哪个“纪元”,没有可靠证据说明它们与西方的渊源关系;因为在中国文化与科技沿着丝绸之路向西传播的千年里,“中学西被”所到之处,都是“文化荒漠”[1] (犹太—基督教只是部落宗教,其文化内涵的绝大部分都是后来利用纸和印刷杜撰出来的)[2] 。

    第一个受惠于华夏、而变成“有文字的文明”的,是阿拉伯[3],然后才轮到了欧洲——意大利文艺复兴仅是欧洲的文化沙漠[5] 中的、面向伊斯兰文明的几个小小的“绿洲”(也是丝绸之路的西段)!正如董并生书中所云: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的“古典因素”(希腊、罗马)都是造假。此前,中世纪的欧洲人并不知道古代的希腊、罗马;他们当中的极少数人从阿拉伯人了解到它们。阿拉伯的文化成果让欧洲分享,而基督教的伪造相结合,就成了“古希腊”了,再被“人文主义”变本加厉地以讹传讹;然而,在后来的中国技术所奠基的欧洲科学—工业革命中和中国文化所启发的启蒙运动中,与基督教经院学派同流合污的“希腊元素”,或是进步阻力,或是无人问津。[6] 只是到启蒙运动发生“质变”(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和科学—工业革命驱动资本—帝国主义胜利进军之际,“希腊元素”才有机会“发扬光大、登峰造极”的。

    以下是笔者根据近年所查阅的西文资料,论述古希腊的社会性质,以支持董并生书中的观点。

    (二)古希腊未脱离原始性质

    1.古希腊没有文明

    所谓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和“前辈”(中古)基本上都是较原始、很粗糙的社会形态——无文字,多方言,前民族,众部落。(请读 诸玄识:《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古希腊的社会处于部落与聚落(部落联合)之间,虽说已定居或正在定居,但仍旧带有部落的组织、习俗、意识和文化。

    第一、社会形态

    所谓“希腊城邦”(城市国家 Polis)实际上都是部落组织。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摩根斯·赫尔曼·汉森,深入研究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卡迪亚地区的古代“希腊城邦”,其论证的部分内容如下:

    阿卡迪亚的部落国家(tribal state)……包括城邦(poleis)的组织……部落城邦……。在阿卡迪亚,存在着许多的所谓部落国家,直到村社村镇联合的‘大城邦’(megalopolis)。部落族群组成国家……。从公元前5世纪,它们(部落族群)被联合,我们称为部落国家,被细分为城邦。讨论是否部落国家是由以前的城邦联合所形成,还是老的部落国家被再分为城邦。我们最近的调查重点是,古典阶段乃部落组织与城邦共存。关于部落的体制,尚无证据;因而我们不知道部落大会和部落军队被招收和指挥的情况。……在公元前4世纪,……有些官员被部落当局任命。大城邦……有两个到十个殖民村(刚定居)。进而,我们参考别的资料:在部落的基础上形成更大的部落联盟,……这是基于关于公元前5世纪的军事同盟的信息。从修昔底德那里知道,在部落的基础上,大约421名帕拉西亚人加盟于曼提尼亚人。……修昔底德陈述,斯巴达把帕拉西亚人从曼提尼亚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中有两种解释:一是部落自治,再是单一的城邦部落。……其结论是,在斯巴达和修昔底德的眼中,部落城邦具有自治的性质,但它同时又是部落(国家)的成员。[7]

    《古代法》的作者梅茵,根据对古典希腊和罗马的研究,断言它们是原始社会,其理由为“由家庭构成氏族的聚合,由氏族构成部落的聚合,由部落构成共同体的聚合……。政治思想的开始,在事实上,设定氏族血缘是唯一可能的社群政治功能的基础”。[8] 值得注意的是,梅茵所论希腊、罗马的原始类型,是对照于近现代西方的、基于分裂个体的“契约社会”(个人主义的公民社会)的。这两种社会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极具排他性与对抗性。中国传统社会也很重视家庭与家族,但它是“开放亲缘”,从而适合于越来越大的和谐(天下太平、世界大同)[9] 。

    第二、部落意识

    古希腊人被称为“狭隘的、自我毁灭的地方主义”。[10] 比尔泰克写道:“从古代到近代,希腊人都处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这是最难克服的那些形成民族共同体的阻碍因素的。”[11] 古希腊是原始后期的部落仇杀风俗的延续。德国学者莫伦·库施说:

    像尼采所认识到的,前荷马时代的原生激动构成了希腊社会生活的文化密码定式。希腊的战争表现出“非友即敌”的零和逻辑——你是为我的,否则就是反对我的(排中律)。……希腊生活方式意味着极好战的“生物政治”模式。根植于原生激动的“战斗与残忍”的文化是……希腊人的标识。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意识形态……是:“我们是自由的,其余的人都是奴隶。”……后希腊文化是由早先的部落冲突风尚的进化的结果……。[12]

    第三、技术水平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J.伦登说:“真实的希腊历史是,贫穷窒息了创新,原始的交通阻碍着出口。”[13] 俄罗斯历史学家狄雅可诺夫揭示:“古希腊始终是很差的农业技术,是原始的耕作方式。”[14] 沃尔特·莱西(Walter K. Lacey)从家庭史论证:“大约公元前10世纪—前7世纪的希腊村落时代和古典时代的雅典人是‘原始社会’。”[15]

    关于古希腊的技术,人类学家、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S.汉弗莱斯写道:

    古典研究者们都倾向于主张希腊神话为新石器时代的版本,……没有文字记录。……古典阶段保留了“不合理”的成分,……极其粗糙的原始方式,毫无技术创新、宗教怀疑和政治变革的社会。……希腊的技术问题,如商船设计和航海技术,……没有龙骨的船在80°风中很难安全航行。这几乎是长期静态的。自从远古,爱琴海的航海状况极小变化。……渔民和木舟没有海图和罗盘,年龄大的人就记不住航行时间。……我亲身体验爱琴海的航行,了解古希腊商人的航海难题;很快就变得清晰:希腊商船的历史几乎是毫无造船与航海的技术进步可言。……自从卡尔·布克于1890年代捍卫他的古希腊经济是“原始的”这一见解以来……,考古学的证据……已经在历史研究中激起争论。[16]

    2.古希腊的语言问题

    牛津大学教授罗莎琳德·托马斯说:古代雅典是个“口语社会”(Oral Society)。[17] 但她又为之辩护,说古希腊如何“特殊”——“普遍的口语交流通常被认为是原始特质之一,但古希腊却挑战我们的判断。”[18] 那就是像法国历史学家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所称,古希腊是“原始社会的理想类型”。[19]

    但无论如何,按照曾是美国语言协会主席的沃尔特·翁的说法,近代以前的西方社会属于“从未接触文字和印刷的‘原初口语’(primary orality)”[20] “沃尔特·翁提出了‘原初口语’这个术语,……是指没有接触过文字形式的‘口语文化’。一代人到下一代人口头传授知识。……柏拉图以前的希腊、非文字文化的中世纪和现代非洲的与世隔绝的部落,都是原初口语的例子。 ……文字逐渐取代口语,从手写阶段进入由印刷发明所带来的打印阶段。”(引者按:实际上在中国“四大发明”西传之前,整个西方都是口语性的)[21]

    我们知道,在“西方历史”中,柏拉图是处于希腊文明的后期;这就是说,该“文明”几乎是没有文字的(可笑的是“苏格拉底是文盲,他用口语产生哲学”)[22] 。海尔教授不解地说:“希腊作为西方知识的摇篮和自由的诞生地,荷马、品达和柏拉图却是使用方言口语,类似于鞑靼蛮族……;这感觉违反常情,与政治状态尤不协调,似乎是人性的耻辱。”[23] 实际上古希腊人就是蛮族部落。

    西方中心论学者硬是把子虚乌有的古希腊编造成一个畸形社会,说“在古代希腊,所有知识皆凝聚于口语,……古希腊人不是文盲(illiterate),而是‘前文字’(preliterate)或‘非文字’(nonliterate)。”[24] 实际上古代、中世纪的希腊都是没有文字的。[25]

    语言学家斯蒂芬·科尔文指出:“从引进字母到‘共通语’(Koine)之间的希腊语的历史,是方言的历史。”[26] 这句话是说,亚历山大征服之前的“希腊文明”——也就是整个“古典时期”——所用的,始终都是方言;它意味着:A.不存在书写文字;B.不存在希腊地区的通用口语;C.所有的哲学、科学和文艺作品都是原始性质的“方言口语”(岂有此理)!

    斯蒂芬·科尔文进而对古希腊仅用方言,作解释如下:

    在古代和古典时代的希腊语言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不是标准的语言,而是方言的集合……。不应该夸大这个阶段的希腊语的“抽象”。一个包含多种方言的标准语言的概念,是后来的想法;它体现着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的历史,诸如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仅是由于集中的政治权力、印刷术和古典拉丁语的影响,才形成标准的概念……;这个思想大抵迥异于希腊人关于“共通语”(Koine)之前的希腊语的想法……。[27]

    其后的亚历山大—罗马时期的“希腊共通语”(Koine)乃似是而非,[28] 就连亚历山大远征也是缺少实证的中古阿拉伯地区的一种传奇。[29] 稍后再讲“希腊语”的来龙去脉。

    (三)西方不存在“古典文明”

    1.古希腊的客观条件否定文明

    进入“古典时代”的克里斯提尼改革,仍是部落社会。“公元前508年,……将原来阿提卡岛上的四个部落解散,分成了10个新的部落区。”[30] 改来改去还是部落社会,号称“古典的雅典部落制度”[31] 。它是“克里斯提尼的‘创造’……只是一种原始的划分”[32] 。大家很容易被其“改革”(包括梭伦改革)所蒙骗,而不清楚其部落之危害性,和它的变本加厉,阻碍文明,振古如兹!——其排他性与冲突性,使希腊不能形成民族国家和语言文字(直到19世纪才基本改观)。

    换句话说,古代希腊是一个彼此对立的、 “同质部落”(homogeneous tribes)的“集合名词”,但远不是真正集合。“它们从未被凝成单一的政治实体,而是热衷于分裂性的各自为政。”[33]

    希腊“土地从不让人容易生活,肥沃的平原几乎没有,土壤很薄和贫瘠……。”[34] “雅典处于荒凉的阿提卡半岛,……土地贫瘠,几乎全是岩石……;极难生产必需品来维持简单生活。”[35]

    此种状况只会造成紧张对抗,哪来“文明”与创造!古希腊是在一个很小范围内的许多地理碎片之中,不同族群以邻为壑、彼此倾轧;而且又在更大的环地中海的战乱祸水的漩涡之中,亦为亚非帝国的战场。这种无休止的**,内争外斗,就注定了古希腊不可能成为创造科学与文明的土壤,更不可能成为人类艺术的圣地的。耶鲁大学建筑艺术史家文森特·斯库利说:“没有古代文字证据来证明,希腊人对人类活动的环境有什么重要作为。”[36]

    这归根结底是由其地理环境决定的。美籍希腊学者约翰·托马斯·拉西在20世纪初,从地理环境方面论证古希腊的社会形态:它的众多的仇外心理的部落种族,数千年来阻碍着其民族国家的形成。[37] 现摘录其著述如下:

    对我来说,古希腊没有被提升到有效社会的规模是深层原因,从这个国家的地理可见一斑。……霍加斯认为,地理环境在希腊人生活倾向中起着决定因素。其地理与地形培植了希腊精神中的小群分立与强烈的地方父权主义。……狭窄谷地之间缺少交流使得文化单位极小……。

    希腊没有提供理想成分的实践空间。……外敌入侵使他们暂时忘却地方歧见,但不能团结合作尤为可怕……。

    希腊在经济上的统一亦不可能,其地理空间和“文明时段”皆不能承受社会发展的波动。……不存在充分广度与持续的邦际贸易,以形成合作的习惯,与多样性、长期性的交往。它的社会意识没有超越部落阶段。族群沟通的自然障碍不能被克服。……假如希腊的自然地理能让它发展较大规模的本土贸易,我想希腊历史走势则是不同的。

    我们应用基于社会学的诠释原理,那就是,社会化过程依靠合作习惯来形成其规模,而使便利的、持久的交往交流成为可能。希腊的整合的潜力受阻于缺少密切的经济产业关系,后者可以带来民族凝成的动机和开放领域……。

    现代希腊已完成政治统一,这在古代是闻所未闻的。……但即使在革故鼎新的今之希腊,地域封闭的旧习犹存,这在那些与外界的生活潮流隔绝的内地乡镇尤为明显。旅行者可注意到那儿的狭隘的部落观念依旧顽强,它正如前文所说的,是植根于其独特的地形。罗德说:“停滞的特征和分离的现象从一个河谷、山地到另一个,被该国的自然地理所强化,交通困难……。我们听到,居住在斯巴达的居民鄙视其近邻……。” 从古到今的希腊都存在着地方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倾向。[38]

    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这是最适合古代希腊的,恒是部落仇外、以邻为壑。如果不是中古与近代之间,被卷入“中西会通、近代转型”的大潮之中,希腊永远不会有民族国家的,遑论文明?进而言之,若非中国智慧及其成果的对世界发生作用,欧洲人不可能凭借己力克服“画地为牢、神权禁锢”的窘况的;同样,近代希腊也是在“中学西被”的大环境下超越其自然地理的障碍,到1840年代左右终于有了“文明国家”和统一语言文字的。

    2.希腊是与“社会进化”相反

    不和谐的古代希腊只能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冲突的牺牲品,因而不可能产生任何科技、思想和文明的。

    唐纳德·休斯指出:“环境耗丧的证据足已解释整个地中海盆地与近东的古文明的毁灭。这个结论似乎说明,自然环境与文明进程的关联是不可逃脱的。”[39] 我想说的是,地中海—近东地区的生态脆弱与其古代族群之不和谐所致厄运,这是事实。然而这里是否曾有“文明”?

    另一方面,多数环境历史学家都把现代世界的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到“希腊思想”,[40] 并且认为希腊和罗马是人与自然冲突的悲剧的“杰作”。[41] 在我看来,这是“悖论”。如前所述,西方的“与自然作斗争”知识系统(反自然、害生态、非生命。包括基督教的相关思想)[42] ,只能驰骋于近现代的“全球循环”之中,而不能通行于先前的、需要“和谐文化调节平衡”的地区环境之中(所以中世纪基督教以“神权禁锢、窒息人智”来确保族群幸存)。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希腊智慧、古典文明”是不可能存在于历史时空的。

    天人及族群皆严峻对抗,其所致破坏性的“负能量”极大,它使社会滞溺于部落冲突的“自然状态”——“战争总是在城邦之间进行,从不和解。”[43] “在古希腊世界,战争构成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44] 这难道还存在稳定生活环境,来培育“与自然作斗争”的知识系统吗?何等荒谬!关于古希腊社会的内部外部冲突及其对于文明、文化的否定,乔治·詹姆斯一针见血地指出:

    所谓的“希腊哲学”,是和希腊人及其生活状况格格不入的。“希腊哲学”的时期恰是内外战争,从而不适合产生他们的哲学家。历史表明,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这段时期,希腊人是其内部分裂的牺牲品,同时,他们又生活在外部入侵的恐惧之中……。他们不是互相厮杀,就是与波斯人战争。……我认为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即:哲学思想的产生必需一个免于动荡与战乱的环境。通常所说的希腊哲学繁荣的阶段(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全无和平与安宁,哪来产生学术的条件!否定希腊哲学的缘起和发展的,不仅是频繁内战和持续外患,而且最坏的,是雅典暴民政治的灭绝行径。……正如这段希腊引文所写:“虽然自然灾害困扰人类,但外患与内讧则加剧我们自身的厄运;有些人冤死在他们的城邦,另一些人携其妻儿流亡,现代人因饥饿而自相残杀……。”[45]

    (四)“西方源头”是文化沙漠

    1.重申古希腊的真实性

    真正的古希腊是半原始、无文字、极贫困、频战乱的氏族部落社会。直到1830年代被欧洲中心主义“注入文化”之前,希腊始终滞留于史前状态——前文明、前文字、前民族国家的“自然状态”(借用霍布斯语)。

    古代的地中海的冲突是很强烈、很残酷的,希腊的国土尤为贫瘠;因而不可能支持一个可观规模的人口与相对稳定的社会,遑论发展与文明!(请读 诸玄识:《地中海的历史,人类自毁的“实验室”》)。

    整个西方都是如此。1492年前后有着天壤之别!近现代是“全球循环”,地球财富、资源向西方倾注,所以它能够“暴富”。历史上的文明应该主要是在相对丰饶的“季风亚洲”。中华文明(文化与科技)透过西洋“联通世界”(欧洲是地球生物圈“自我保护系统”的薄弱环节,是通往彼岸大陆的捷径)。近现代西方乘着“天时地利”而成了“文明的暴发户”,就来认祖归宗,编造谱系。史蒂芬?丹佛指出:“作为独特文化的古典希腊文明的图像,是一个19世纪的伪造。”[46]

    再看古希腊,由于山多地狭,部落林立,方言闭塞,战斗与破坏皆为常情。一个面积不大的地方,因其适合耕土地极少、又很贫瘠,只能够承载微小的人口规模;又由于地形崎岖,而形成数百个“以邻为壑”的族群,每个族群仅有5000左右的人,[47] 内外频繁战争(人口稍有增加,就会出现生存危机);这种情况,冲突压倒一切,怎能不是在(前文明的)“自然状态”中恶性循环呢?!

    希腊,与整个欧洲一样,在其分享中国“四大发明”之前,不可能形成统一的语言文字、民族国家和市场网络。

    以下七点是西方学者对古希腊的定性:

    Ⅰ.被理想化的原始社会。法国历史学家甫斯特尔·德·库朗日称:“古希腊是……原始社会的理想类型。”[48]

    Ⅱ.古希腊是“前文明、前国家”的部落社会。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托马斯·海因·尼尔森社会人类学家把希腊城邦定性为“非国家的部落社会”。[49] 美国学者埃里克?沃格林说:“希腊城邦是牢固地基于部落氏族。”[50]

    Ⅲ.古希腊经济。两位历史学家、教授沙伊德尔(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雷敦(德国弗莱堡大学)两位教授指出:“古希腊的经济真的是相当原始。”[51] 两位丹麦学者、经济史家伊萨格和斯伽兹戈尔德说:“希腊农业在城邦国家阶段是相当原始的。”[52]

    Ⅳ.古希腊是“前文字”的。古典学家乔治·亚历山大·肯尼迪认为:“古希腊依靠口语表达,……口语交流实际上贯穿着整个古典阶段。”[53]  

    Ⅴ.古希腊社会属于战争部落。法国历史学家查尔斯?罗林说:“希腊人——尤其是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始终是好战的。”[54] 许多历史学家共识:“在古希腊世界,战争构成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5]

    Ⅵ.古希腊是反智主义的愚昧。古典学家、美国戴维逊学院教授皮特·阿仁斯道夫说:“古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普遍而长期地迫害学者。”[56]

    Ⅶ.古希腊不可能有“智慧”(科学与哲学)。历史学家乔治·詹姆斯说:古希腊的好战、频繁人祸、极度贫困和群氓迫害的情势,根本否定了产生任何学术的可能性。[57]

    西方文明的“希腊源头”和有关它的文献与文物都是被伪造的。[58]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是被杜撰出来的。[59]

    质言之,所谓的“希腊科学、希腊哲学”都是“近代现象”,属于近现代西方的知识系统,它们都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反自然、害生态、非生命”的。然而,仅在华夏(文化与科技)透过西洋“联通世界”(1492年)之后,它们“以空间换时间”驰骋于偌大的生物圈之中,在“繁荣→毁灭”(基督教“创世→末日”)的前一段发挥“正能量”。[60] 但无论如何,希腊—西方知识系统不能单独存在于1492年之前的“国土环境”之中,否则便是直接的“自毁家园、自取灭亡”(所以基督教禁锢人性人智);而其雏形,只能存在于华夏智慧的框架之下,被培育、监护和驾驭。因此,欧美及现代文明的源流“在东不在西”(请读 诸玄识:《文明突变”:华夏派生欧美——历史的尽头》)。

    2.“希腊语”不是希腊的

    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是以“中国热”为内容的——实际上是中国在非宗教或俗世性(人文民本)的方面,“启蒙欧洲”。为了抵牾法国的中心地位(巴黎是文化中心),德国思想家一反莱布尼茨以来的亲华传统,开始树立希腊,挖掘西方自身的“文化源流”。不久,随着法国的“革命与战争”的陷入低潮(特别是拿破仑战争的失败),尤其是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及其波及欧洲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全球进军(包括鸦片战争),德国的“希腊主义”(古典主义)完全取代了已经冷却的“中国热”,而成为应运而生的泛西方的“欧洲中心论”的原旨。

    1830年代,德国的(巴伐利亚)奥托王子在欧洲列强的安排下,“入主”希腊,开始了“欧洲中心论”的重大实践——用“古典文化”来激活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度(雅典仅有1万人口,全然像是贫民窟)。尽管当时的西方人知道此时的希腊人并非“原种”。即德国学者雅克比·菲利普·弗勒马瑞耶(Jakob Philipp Fallmerayer, 1790—1861年)说:“现在的希腊人不是古希腊人的后代,而是在中世纪移民而来的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61] 然而实际上,古希腊人和中世纪的斯拉夫人与日耳曼人都是很原始的;在透过阿拉伯征服和蒙古征服接触到中国文化之前,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都是不用文字的部落社会。

    奥托统治希腊的最大功绩就是推行了希腊语(Katharevousa),它是基于古代的“共通语”(Koine);后者说是古代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泛希腊语”,实际上是曾是犹太—基督教徒的使用的语言。[62] 而与希腊地区的族群没有关系。(请读《新约圣经原文不是希伯来文,是希腊文》)。《圣经·新约》是中世纪伪造的,[63] 犹太—基督教曾使用“希腊文”(与拉丁文同时和之前)。

    在奥托推行希腊语(1830年代)之前,希腊人使用各种方言(号称“民间通俗语”Demotic.实际上是各地方言,不能联通);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绝大多数都是文盲,也从来不使用书面文字。

    “‘希腊化’(Hellenistic)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于1840年左右在柏林大学构思出来的。这是一个比较近代的概念。他把许多分散和不一致材料融为一体,进行编造和杜撰……。”[64] 进而,希腊语(Greek/ Katharevousa)和“希腊文化”(Hellenism)概念,都是在1830—40年代虚构出来的。德罗伊森是“希腊化时代”概念的创立者,正是这位德国历史学家,于19世纪30年代、在奥拓王子的请求下,大胆虚构出了“古希腊”的概念。详述如下: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 1833 年发生了什么?雅典及其周围地区在法国和英国的帮助下成功地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确切的说,……希腊独立乃欧洲列强之“赠予”,这仅是因为它们需要这样的战略位置,来打通被土耳其人控制的地中海。众所周知,别人给你独立,别人就可以统治你。于是……这个新独立的国家迎来了一位日耳曼统治者,奥托王子成为希腊国王(奥托一世)。

    奥托热爱这项工作。他关注如何治理这个多民族的国家,称其为“民族汤”(ethnic soup);他的工作重心放在雅典,该城以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为主。奥托邀请……27岁的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后者先由学生转为编外历史教员,又被奥托任命为不拿工资的教授。……他被请来为雅典和希腊各族创造“新的历史”。

    奥托让德罗伊森在语言方面给他一些思路,如何使各民族免于彼此火拼。德罗伊森起初建议可用当时大多数雅典人所操的阿尔巴尼亚语,作为希腊的核心语言……。奥托不同意……。德罗伊森发挥其聪明才智,提出以久已失传的阿提喀方言(koine。实际上是犹太—基督教曾使用的语言——引者)为主的希腊共通语。……奥托欣然接受德罗伊森的这个创意。……这个“共通语”第一次被作为知识语言推广开来,学校被要求采用,尽管老人不接受它。……奥托王子就称其为“希腊语”(Greek/ Katharevousa)。

    ……德罗伊森进一步帮助奥托来调和希腊的“民族汤”,而使“希腊文化”(希腊古典文化,Hellenism)这个词语诞生出来。……也就是说,是在1836年,Hellenism(希腊文化。音译:“海伦主义”)这个词被杜撰出来……!就这样,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从一个失败的历史学家那儿,获得了她的名称“希腊”(Hellas),进而“希腊共和国”(Hellenic Republic)……。[65]

    在希腊,基于“古典”的希腊语(Katharevusa)在19世纪三十年代被创造和普及。直到1970年代,新语言的支持者(Katharevusa)和原生方言的支持者(Demotic,民间方言,已经文字化、民族化)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后者取胜。[66] 即:最终于1976年,将以民间通俗语(Demotic)为基础的希腊语(属于中世纪部落方言),正式确立为希腊的官方语言。这就是说,19世纪的西方中心论的“包装希腊”——其主要内容之一是,把一种被称为(古典)“希腊语”强加于希腊人,基本上是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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