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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210:蒋伯诚其人

自由谈 | 2016-02-24 18:31: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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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现在居留在海外的侨胞们,也许已很少人知道蒋伯诚这个名字了,但是距今二十六年以前,在对日抗战后的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他曾经无愧为一时的风云人物,尽管他以一个病废之身,也并不曾真正建树过什么丰功伟绩,但因为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驻沪代表,就凭着这一个头衔,自然而然的就引起了人们对他的重视。

上海是特工战最激烈的地方,抗战初期,两个对立的政权,都在全力活动。自一九三九年以至一九四一年期间,每隔几天,就有一桩暗杀事件发生,大街小巷,到处有枪声,到处有伏尸,上至军事委员会政治人物,下至新闻、经济界的人士,稍涉嫌疑,不问是为了抗战或者为了和平,都不能免。汪政权因得地理之便,在特工战中渐占优势,重庆政府派在上海的各种组织,军统、中统、三青团等,投降的投降,破获的破获了。过去有一个时期曾经潜伏在上海的,如吴开先被捕后,以半投降形式换取了遣回重庆的特殊待遇,主管三青团的吴绍澍,主管教育的蒋建白等等,都以无法立足而纷纷远离了。唯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驻沪代表蒋伯诚,却能一直留驻在上海,这就算得是一个奇迹了。

蒋伯诚,浙江省诸暨市浬浦镇人,字志迪,生于1888年,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一路军参谋长、浙江省代主席、山东省主席、全国抗日蒙难同志会主席等要职。逝于1952年.


本来,我与蒋伯诚绝不相识,而且在与他第一次见面之前,连他过去的经历也所知甚少。在我的印象中,仅知他一度会代理过浙江省主席,在韩复?主鲁时代,他代表国民政府在济南负起联络与监视的任务。抗战以后,又奉命到上海主持地下活动。 像他这样一个人物,而又留在沦陷区内,是不会不受日本宪兵的注意的,迟早也总将逃不过被捕的厄运,而这事也终于发生了。事发以后经过了相当的日子,我才于无意中获得这个消息。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一九四一年的初春,一次周佛海上海居尔典路(后改称湖南路)的住宅中,举行一个电影晚会,放映一部刚拍好而尚未正式公映的歌舞片中日合作的"华影"公司出品,而由李丽华主演的"万紫千红"。那天的晚会,是为了张善琨在不久以前,因为私通重庆嫌疑而被日本宪兵所拘捕,得周佛海的营救而获得保释,他为表示谢意,以这一部影片送至周宅献映。善琨是太懂得一切世故人情的人,他知道佛海不一定欢喜看电影,但一定高兴欣赏影星们的丰姿与演技。那天的场面,因所有"华影"的影星,几乎空群而往,倒真称得上"万紫千红"。同宅的大厅上设了四席酒,影片的放映地点,是在大厅前绿茵一片的草地上,善琨悠闲地立在草地一角,因为我与他也是朋友,为了他的脱险,不免上前去向他道喜。说来惭愧,我对善琨的"捉放",事前也是一无所知。由于我当时在南京与上海办有两张报纸,就不免要向他探问在宪兵队中的遭遇,他偷偷地告诉了我两项秘密消息,一件是新闻报以"小记者"为笔名的严谔声与他同囚在一处,这意外的消息使我感到非常惊愕。


严谔声与我是新闻界的老朋友,但由于个性相距得很多,他是稳重而又严谨的人,刚与我的放荡冲动相反,因此尽管是同业,而且多年来又同是上海记者公会的执行理事,但以性格上的格格不入,很少有友谊上的来往。他不但主编新闻报的副刊"茶话",而且还兼任了上海市总商会与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的秘书。国军从上海撤退以后,主持该两会的负责人,如王晓籁、杜月笙等都相继离沪,而私章却都交在谔声之手。因此日本宪兵队就处心积虑地要把他拘捕。

早在一九四○年汪政权建立不久,严谔声的太太就被汪政权的上海特务机关"七十六号"所拘押过了。关于这事,倒有一段有趣的插曲。谔声太太被捕之日,我正在南京。第二天的傍晚,我在夫子庙的太平洋菜馆与朋友们共进晚餐,谔声的一位表弟由上海赶来看我,说是受谔声之托,要我对他的太太加以营救。谔声夫人是一位笃信基督教的纯粹家庭主妇,患有很深的胃病,身体十分孱弱;决不能抵受长期羁禁。而她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七十六号"捉不到谔声,遂以他的夫人来作为人质。

当年我的基本态度,还不懂是什么"忠贞"、"爱国"等一类自装门面的高调,我对特工的行径,心理上一向深痛疾恶,我以为不问中国历史上的东厂或西厂,外国的盖世太保或格别乌,他们的残忍卑劣,都是一丘之貉。尤其当对外战争时,尽可以不同的见解,各行其是,又何必箕豆相煎,自相残杀,这是因政治而埋没了人性。因此,我对谔声的请托,就一口应承。

因为李士群也是周佛海左右十人组织之一,我与他也算有着金兰之谊,于是毫不考虑地就在菜馆中打了个电话给士群,我在电话中刚说了一句"七十六号为什么要把严谔声夫人拘押",士群就抢着说:"雄白!你真是糊涂,这种事岂可在电话中商量的?有什么问题,可立刻来我处面谈。"我一想不错,于是放下话筒,就立刻赶去。到得那里,士群京寓的起坐室中,除士群外,正坐着苏成德(首都警察厅长)与唐生明(唐生智之四弟)两人,见我赶到,同时发出了笑声。士群说:"我明早将搭七点钟的京沪快车回上海,在火车上正好休息,今晚就不拟睡觉了,想打一晚通宵麻将来消磨时光,正苦三缺一,而你却来了电话,恰好自投罗网。现在赌意正浓,无心听你讲别人家的闲事,什么话等打完了牌再说。"他也不等我的同意,拉开牌桌,这样就一起打到了清晨六时,我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在士群起身搭车之前,笑着对我说:"看在你陪我打了一场通宵麻将的份上,又输给了我们那么多钱,不是你来要为严谔声太太说情吗?那么,你可以打电话到上海去,要他们来"七十六号"把她领回好了!"想不到这事就轻轻松松的如此解决了。士群虽然是一个特务工作人员,外表瘦削斯文,对人也很有一些人情味,决不像外面对他那样的种种传说。既然张善琨说谔声是与他同囚在一处,事实当然完全可信。

善琨告诉我第二个消息,是蒋伯诚\也被日本宪兵所拘捕了。蒋伯诚\怎样被捕与关在何处,他都不知道,但事实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他之被捕,就是受到蒋伯诚\的牵累。原来蒋伯诚\的太太,是名坤伶杜丽云,凡是老夫少妻,家庭中总不免有些难言之隐,杜丽云一度曾弃家出走,最后仗善琨之力,才把她追寻回来,始得重圆破镜。因此,他与蒋伯诚\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而蒋伯诚\被捕后,在他家里却搜出了善琨的去信,于是也一并株连。
事有凑巧,两三天后,为"海报"长期撰稿的唐大郎也来看我,告诉我他的好友毛子佩与蒋伯诚\一同被日本宪兵拘禁了,他要我设法营救。毛子佩在战前曾办过一张小报,但我与他并不相识。子佩不知以何渊源,抗战后攀附上了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而竟然也荣任为委员,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说来可怜,虽然我叁加了汪政权,但除公开场合以外,向不与任何一个日本人来往,一无门路,试问我有什么力量帮忙。但由于大郎的苦求不已,而且他还告诉了一个秘密,就是毛子佩等虽然失去了自由,但在押所还可以看报,因此大郎就在他"海报"所写的稿件中,与他暗通消息。大郎说:"你自己不留意,我在"海报"上已通知他将由你设法营救,份属同业,只有请你勉为其难了。"

我是绝无办法的,唯一可以进言之处,只有转求周佛海。我去见他,一述来意之后,佛海就说:"毛子佩虽情节较轻,但因他与蒋伯诚\同案,不便单独为他说项。关于伯诚\的问题,我与他是老友,论公论私,都应为他出一些力。我已奔走了多时,请川本(当时日军驻沪"登部队"的陆军部长)与冈田酉次两人向东京军部疏通,已经有了眉目;现在只候日军部的最后决定。一旦如能实现,我还想请你出面,完成保释手续。"这一席话,颇出乎我意料之外,不但不费吹灰之力,使我可以对朋友有个交待,而且像堂堂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代表如蒋伯诚这样的一个人物,要由我来担保,这自然是出于佛海对我的好意了。
、大约至一九四一年的仲春,佛海通知我蒋伯诚\等于翌日觅保释放,但日期已经记不起了。那天的下午二时左右,约会了另一保人徐采丞(徐是杜月笙在上海的代表,但他有办法同时获得日军的信任,不但与川本好,而且与日军特务机关"松板关"的坂田也有密切关系。在抗战中,后方物资缺乏,由孔祥熙、杜月笙、戴笠、顾祝同等办了一个通济隆公司专向沦陷区搜购物资济急。采丞竟然说动了坂田,拨出巨资,也成立一个民华公司作为联系,曾将大批纱布、橡胶、药物等源源由沦陷区运\往抗战区)会齐,先往上海静安寺路原前清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私宅的川本公馆,由他派出了一名联络叁谋\,同赴贝当路宪兵队会见杉原队长。杉原取出了一纸保状,要我们签字盖章,而担保人的责任,又是异常吃重:一、今后被保人不再作任何政治活动;二、如需离开上海,应先取得日本宪兵的同意。对皇军是没有讨价还价的,我们只有硬着头皮把名字照签在保状之上。

写好保状,才一起驱车赴西蒲石路本为万墨林住宅的软禁之所。那时蒋伯诚\还偃卧在床上,其馀几人,是他的大太杜丽云,他的儿子宇钧,上海市党部委员王先清、毛子佩以及杜月笙的亲信万墨林夫妇。杉原要他们在室内整整地一字排列好,肃立听他的训话,然后再要他们向我和采丞深深一鞠躬致谢,才命令监视他们的便衣宪兵全部撤退,完成了保释手续。

全部七个人看到保释他们的竟然是一个绝不相识的我,那时脸上所露出感激与欣喜的表情,以及蒋伯诚\的连声称谢,现在回想起来,此情此景,还如在目前。但是政治就是政治,所有叁加汪政权的人,都天真得可笑,往往把友情放在政治之上,就以这事而论,在营救方面,我虽未出力,担保却要负起很大的责任,而以后他们对我的报酬,将使我永难忘却。

在一九四九年时,抗战胜利所获得的成果,短短于四年之间,又全部断送了。他们也与我一样,仓皇辞庙,远走海外。一次,我与朋友去九龙五芳斋进餐,旁桌上坐着王委员,见到我竟然若不相识,朋友是知道过去这一段经过的而又与他相熟的,就上前去轻轻问他:"雄白不是会经救过你,怎样你连招呼也不打一个?"他回答得很干脆:"没有这回事",朋友回座告诉了我王委员的话,我感到一阵莫大的追悔。

其中的万墨林与杜月笙为上海浦东同乡,两人的关系,介乎主仆、师生之间。杜月笙离沪以后,他仍然留在上海供奔走之役。他的两次被捕,都是我营救脱险的。除了我受他夫妇一鞠躬之外,此后即不曾再见过面。他前年在台湾的某刊物上写过一篇两次被捕的经过,笔下大义凛然,我是心知内情的人,读后就不免为之哑然失笑了。

毛子佩的钻营本领,我十分钦佩。他在保释以后,当然仍照常工作,也承他不避嫌疑,常来看我,多半是为了经济上的通融。一次日宪又要把他拘捕时,他乘夜来我寓所,要求为他掩护,我临时给他一张我所主持的"平报"职员证,填上假姓名,才得避过日军耳目,登上火车,从容自杭州逃往内地,非但我没有履行担保的责任,反而协助了他的逃亡。

日本投降以后,毛子佩就急急赶回上海,一到就来看我,提出了两项要求,第一:今后要展开工作,身份不同,应有一所像样的房子居住;第二,想接收"平报",改名继续出版。我很清楚自己已不再有利用价值,生命且难保,况乎身外之物的财产?当场就痛快地答应为他安排。

在旧法租界的福履理路,我有两所连在一起的花园洋房,同一大门出入,中间仅隔着一个花园,买来以后,重加改造装修后,即不曾有人居住过,我就贡献出来作为新的毛公馆,他自然欣然迁入,与他两位夫人,一同居住。不幸妻妾之间,偶因诟谇,他的如夫人竟跳楼自戕身死于此。他住的是前面一所,后一所他代我送给了章士钊居住。记得一九五○年时,这位章行老为了某家析产的事来港出任调停,当他住在香港利群道时,我因受某家长兄之托,也叁加为鲁仲连,与他相见。虽然我与他是当年的上海律师同业,而且曾经办过几起对手案子,不知他是身价自高呢,还是年老健忘?通名报姓以后,他竟表示从不相识。在谈话中却忽然若有所悟,问我道:"现在我上海所住的房子,是否就是你的?"不错,房子本是我的,但既由毛子佩慷我之慨,更何况成王败寇,敝产早成"逆产",教我怎样好意思还以房东自居?我只有惶恐答道"招待不周!招待不周"!
关于第二问题,我劝毛子佩,"平报"是一张大报,不易经营,不如接收我另一张小型报的"海报",因在东南地区有着良好的基础,倒不失为生财之道,他虚怀若谷,当场决定,就将"海报"改称为"铁报"而继续发行。在中共南下以前,四年之间,仍行销如旧。对毛子佩而言,这是他一生际遇上的回光返照。至于"平报",由他送给了吴绍澍,名"正言报",应了我那句话,始终没有经营好。

言归正传,蒋伯诚\经我保释以后,自由虽然恢复,而身体仍未复原,一直到他逝世为止,长年睡在床上。但因为除他本身工作以外,他与吴绍澍公私上均有联系,上海风声紧,吴绍澍远避在安徽的屯溪,所有吴绍澍所主持的上海市党部与上海市三民主义青年团,事实上均由蒋伯诚\就近直接指挥,但他以瘫痪之身,试问尚有何事可为?这一时期我不但成为他家的常客,而且是他家的特客。也不但是他与佛海之间的联络人,也且是他工作上的助手。

他在保释以后,即迁住到静安寺路愚园路口的百乐门公寓,名义上虽然已恢复自由,而在他寓所的四周,仍有日本宪兵队的密探在暗中监视,因此真正的抗战工作份子,反而明哲保身,裹足不前了。我因系保证人之故,且负有他们不得擅离上海的责任,故由佛海通知日军,为了需要经常前往探察,反而可以公然出入。每当我去时,总先由杜丽云殷勤招待,再陪同进入伯诚\的卧室,立时屏退左右,就坐在他床前与他倾耳密谈。直至抗战胜利为止,他们对我的优礼,始终不衰。凡是他对我提出的任何要求,我也总是奉命唯谨,如上海市党部与三青团的经费,从此都由我一人负担,被日宪拘禁在镇江监狱的重庆工作份子,数达二百人,由我奔走释放。当我每完成一件任务,他总恳切的对我说:你如此为国家出力,我已代你向军委会呈报备案,将来有关你的问题,也将由我完全负责。我也照例对他以微笑来代替道谢。

周佛海对蒋伯诚\可说关顾备至,日常生活费用都交我送去,有事商量,总使他如愿以偿,而伯诚\对佛海说,确然也有过一些真心,如一九四四年佛海兼任上海市长时,还是由他去电重庆请示的。一九四五年的初春,因不放心佛海与戴笠之间的关系,要佛海写好亲笔信后由他辗转带渝呈给极峰,以窥探真意。日本投降之后,他又托我转言佛海,力阻他随戴笠飞渝。以上各种经过,已详前书中,兹不再赘。

蒋伯诚\尽管以病废之身,做不了什么事,但他的处境无疑是危险的,无日不可以被日宪逮捕,也无时不可以送命。一次他在闲谈中向我叹息着说:"人家是发的国难财,而我在沪为国家辛苦了几年,却换来了一身的病,连上海一所住宅,也忍痛卖掉了。你是知道的,这里四周都为敌人所监视,如其有一天需要逃难的时候,将连一个藏身之所也没有。"那时我自问只是对一个为国家出力的人同情,三天之后,就在旧法租界一处隐僻的所在,用了一个化名,为他买进了一所不算太小的洋房,还立即重加装修,并加添各种安全设备。等一切布置就绪之后,我把产权凭证与印鉴一并送给了他,他不但欣然接受,而且还命杜丽云亲往察看,表示出十分满意。

其实汪政权中的人冒险帮忙,只是一时利用的工具而已,不要说我,连地位与关系如蒋伯诚\者,最后也逃不过鸟尽弓藏的命运\。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二三晚,我又去看他。杜丽云告诉我,他受了一些刺激,血压剧升,情势危殆,我走到他床前,看到他满面通红,正呻吟不已,一问原因,原来是听到广播中重庆任命了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之故。他一直以为在上海冒险工作,如一旦胜利,上海市长一席,自然无人可以与争衡,势将非他莫属了。这一消息,使他失望,也使他冲动。我与他谈话时,在他低微断续的谈吐中,充满了愤激牢骚之语。

以后虽然曾在大西路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一时臣门如市,当年的蒋委员长又曾亲笔写给他一封全文二十九字的慰问信,可称慰情聊胜,但依照常理而论,这一公署应该是上海的最高指挥机关,而他无疑是最高的负责人,但等到天上飞下来的,地下钻出来的卷土重来之后,他却反而处处受制于人。某一天,他的儿子宇钧,因帮人交涉误被查封接收的房屋时,军统认为干涉了他们的行使权力,到门向他指责,他在气愤之下,一记耳光就把他的儿子宇钧一边的耳朵震聋了好几天。

不知怎样连我送给他的那一所房子,也给军统查出来了,派人去向他询问。这一来,却急坏了杜丽云,连夜把内人找去,将房契与印鉴强行退回。我那时已置身缧絏,本来不知有此事,而追查财产的检察官忽然将我提审,专门审问我那所房屋的事,我当时竭力否认,检察官却妙想天开,厉声说:"你说不是你的,有什么证明?"我战战兢兢的作供说:"大老爷明鉴,如其你以为连跑马厅也是我的,试问我又怎样能提得出证明?"一次审问就在尴尬场面中不了而了。

胜利以后,我被安上了一顶帽子,抄了家,也入了狱,在法庭宣告判决以前,连生死都不知道,我自己反因既然插翅难飞,就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倒是把家人急坏了。照理最应该帮我忙的是这位蒋伯老了,但今非昔比,情形既已大变,一切交谊,早成过去,今天我仍然不能怪他的食言而肥,因为我知道他胜利后的环境,也许比之秘密工作时更坏,于是心境影响了情绪,环境也影响到他的出力。在审判中,内子会去求他证明,他说:"你丈夫之所以有今天,就是你丈夫当年太红之故!"内子向来有遗传性的神经衰弱症,怎样也料不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勉强说了一句"伯老!当年是不是你都曾经唯恐我丈夫不够红的?"说完,就昏倒在他床前的沙发椅上。

大约由于内子的这一举动,激发了他对我的同情心,终于由"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以正式公文送交了法院,按事列举,证明我当年曾经做过些狗捉老鼠的闲事,并派他的儿子宇均为我到庭作证。我感激他的成全,也因为他的证明,帽子减小了,一再末减结果,渡过了九百十二天的牢狱生涯,使我今天还得优游海外。
 


一九四八年,当我出狱以后,我去向他道谢,那时他又搬到了王家沙的一处小公寓中,早已门庭冷落,不再有一些风云人物的迹象,只有杜丽云还陪伴着他,他也仍然斜卧在病榻上,病况毫无起色。我表达了几句谢意之后,彼此就默默的相对着。因为我正在想:过去的事,像是一场大梦!相信他也是在想吧!过去的事,真像是一场大梦!这是我与他最后的一次见面了。因为我来港以后不久,就由大陆来人,传来了蒋伯诚逝世的噩耗。此后数年,又有人说:连杜丽云都也因病而追随他丈夫于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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