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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报第343期:日本的“中国通”在华捣乱史

自由谈 | 2016-03-15 13:43: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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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浓烈的爱恨纠葛
日本历史学家户部良一说"对日本人来说,中国原本是敬畏的对象,是日本文明的源泉,榜样式的国家。但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败给了西方国家,日本人心中,中国已沦落为清国奴,老大迟缓的“支那人”,从此日本人开始用轻蔑的眼光看待中国人。",但近代以来,日本陆军总有不少的“中国通”,到中国来,做中国军队的顾问,与中国军阀与革命党结下了长久的缘分,每一支军队与政治势力都有日本人的身影

但中日两国最后却总是沉浸在恩怨战祸里,而日本陆军假想的敌对国,在日清战争后,原本是俄国,而最优秀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往往被派往欧洲各国进行工作,因此“支那通”只能算日本陆军的旁门支流,他们可以说是选择了一条不得志的道路。图为关于清日战争(甲午战争),日俄对马海战的浮世绘,以及司马辽太郎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坂上之云》,描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蒸蒸日上”的大时代。

2.军阀与日本间谍成了朋友
在1898年,作湖广总督张之洞军事顾问的大原武庆,算是最早的军事顾问,这也是日本陆军长期对张之洞游说的结果,当时日本军人主要是作为中国军事学校的教官。最初明治时期“支那通”青木宣纯,却是作为袁世凯特聘的军事教官。袁世凯在李鸿章死后当上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同时继续聘用日本军人作为军事顾问,比如寺西秀武,坂西利八郎,多贺宗之。

虽然按照清俄两国的协定,除了俄国人,其他外国人都不能做军事顾问,而日本人只能作为军事书的翻译者。但他们却承担了北洋陆军的教育工作,同时日人与袁世凯的幕僚,与段芝贵,冯国璋,段祺瑞等未来北洋军阀都成了朋友。他们与中国人打交道如此紧密,而后来的日本驻广东领事天羽英二信口说出“驻在武官就是间谍”的不负责的话。

3.班志超与贺忠良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清国学生人数亦日渐上升,例如在1907年指导了三年清朝学生队的区队长岗村宁次,到了1920年,就被他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孙传芳聘为军事顾问,不过明治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支那通军人仍旧是青木宣纯。当日俄战争发生的时候,他应承参谋长儿玉源太郎的请求,组织日清联合敌情侦探,利用中国马贼团威胁俄军侧后翼,并与袁世凯联系,得到了他的支持。袁世凯甚至与日本国的参谋次长田村恰与造达成秘密协议,进行清日情报合作,袁世凯将满洲和山东的清国军事谍报机关交于日本人合作,这也是早在二十一条签订以前就开始的中日军情合作

当了袁世凯顾问的坂西利八郎,不仅熟练使用汉语,而且还留了长辫子,袁世凯甚至叫他“班志超”,另一名日人多贺宗之也被赐名为“贺忠良”,坂西与中国政界走的太近,甚至受到陆军大臣寺内正毅的警告,坂西赌咒发誓说“我绝不是旧式支那通那样豪言壮语却心里没底。”图为袁世凯以及当时在一战时阅兵的中国军队。


4.发了疯的着迷中国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陆军对中国革命猛烈迅速的传播表示震惊,派出了不少“支那通”军人到中国搜罗情报,当时日本政府与陆军都希望清室继续存留。而坂西利八郎却得出了清王朝无望的判断。在武昌军校担任顾问的寺西中佐,向陆军报告说,武昌起义和通常的叛乱不同,很快将波及长江一带。参谋本部则说寺西是发疯了,后来虽然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却对寺西建议支援革命军表示不快。日本政府并不支持革命派,而是决定保留清廷,由日后臭名昭著的满洲大将本庄繁交给寺西指导电文。

但本庄繁少佐当时也倾向援助革命军,据被黑龙会派遣的北一辉说,本庄繁曾担任为革命军购买武器的中介,向北一辉提供军事情报和地图。寺西还说“打算脱去军装,因为不这样做就无法直接援助中国革命军。”但这些“中国通”的日本军人,并不是凭着对革命的共鸣,而是希望对南方新兴革命势力的扶植,而扩展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

5.中国通们帮倒忙
青木宣纯,坂西等人在北京不仅为日本收集情报和实施对华政策,也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及厚待,袁世凯认为坂西是与日本陆军之间的联络渠道,而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当二次革命爆发,日军因为被视作南方革命派的同情者,而遭受到北军的监禁和暴行。因此坂西等人在向上司报告中,竟然说“支那都是愚民,满清也好,汉族也好,日本必须实施将来要做的支那吞并,只要进行善政,日本统治也不会引起太大的麻烦!”青木也主张“支那继续放任,帝国面目威严则日益低落,改善对支关系将成为空话”,这些自命中国通的日本军人,竟一厢情愿认为“要进行保护指导,必须要在他们面前显示威力”,他们甚至大放谬论“支那不依赖日本,则作什么事都不顺利”,但这些狂妄的中国通们,自认为在利用当地的实权者,实际上他们始终被中国军阀们和实力派政治家所操弄。

张作霖作为奉系军阀,是受到日本支持的典型例子,张原本出身东北马贼,在日俄战争中因为向俄国出卖情报而被日军捕获,但田中义一指示部下留他一命,于是张作霖与日本陆军从此有了缘分,张使用前任奉天将军留下的日本顾问,当张作霖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而日本在奉天随即设置了特务机关,也是因为张作霖的势力扩张所致。当吴佩孚与张作霖的争斗陷入白热化,日本陆军顾问常常自作主张,从那时已经令日本外交陷入了泥沼,十分狼狈,令国际社会对日本误解极多。图为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以及日籍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和他的副官土肥原贤二。

6.三国志游戏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军事顾问寺西武秀从中斡旋,策动冯玉祥反叛吴佩孚,甚至使段祺瑞与张作霖出钱出力,拿出100万日元支持冯玉祥。对于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坚持的不干涉主义,日本陆军大臣宇恒一成只是哼哼一声冷笑。同样是日本的中国通军人,叮野则参与救助吴佩孚,认为吴佩孚就此消失在政治舞台,实在可惜。对于这些日本军人来说,他们以为操弄支持军阀,就像是进行“三国志”的游戏,但实际上这对日本却是徒劳无益的。继续支持满蒙王族的日本浪人也大有仍在,川岛浪速就希望将清室王族如肃亲王接回满蒙,以此置于日本卵翼保护,与中国本土分离。

在1926年4月,坂西利八郎对张作霖打败段祺瑞,开进北京,自封安国军总司令,表示了厌倦。他说“这只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小丑们粉墨登场的闹剧”,他认为在军阀的统治下,中国的建设只是一个“梦想”。事态正走向破坏。图为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他将清室肃亲王的女儿金壁辉收养为女儿,改名为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日后为满洲国的建立奔走,成为著名的大汉奸。

7.炸死了张作霖
孙文逝世后,北伐军日益向华北挺进,在本庄繁的眼中,“奉天军阀沉湎于赌博和放纵,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南方派则在认真地推进国家革新,得到了下层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共鸣!”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极力劝说张作霖退出北京,返回东北,承诺日本可以保护他的利益。张作霖在返程的列车上,却不意被关东军的河本大佐炸死,因为愤青河本痛斥“与张作霖合作的町野武马,松井七夫是寄生虫和虱子,张作霖忘恩负义!”当时日本陆军中坚成立的“二叶会”等研究小组,新生代的“中国通”如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认为应该在“满洲”扶植新的亲日势力,“排张论”喧嚣尘上。虽然河本自作主张炸死了张作霖,张作霖的儿子却易帜回归国民政府,河本的尝试还是失败了。

河本大作曾说过:“一切亲日的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而河本失败了的计划,却由另一个"中国通"石原莞尔继续,终于发动了918事变攫取了东三省,不过石原的野心也仅止于“满蒙生命线”,一度反对将中日战争扩大化。

8.孙文是将全部生命投入了的英雄
当辛亥革命爆发,风暴波及到关外与朝鲜,日本的青年将校都为之热血沸腾。朝鲜师团的石原莞尔带着士兵登上山,为新生中国的前途而欢呼。而坂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等人恨不得从日本陆大辍学,提前支援中国革命。在1922年前后,一名日本青年军官佐佐木到一,在广州与国民党接触,出入孙文的列车,他赞赏“孙文是有远大志向而没有野心的人”,说黄埔军校是有日本传统的学校,却引起了同僚的嘲笑,陆军省的局长小矶国昭取笑他说"佐佐木,革命还没有开始?",大川周明责备他用“先生”来尊称孙文。但在佐佐木的心中,孙文是将全部生命投入了革命的英雄,值得他去爱和尊敬。

佐佐木说,“我从自己的信念出发,甘愿受到‘吹捧’孙中山的诽谤”,在这样的‘孙文观’延长线上,他说国民党人与军阀不同,没有私欲私利。在佐佐木的心中,“军阀是中国统一的障碍,把扒手,小偷,流氓组成的团伙叫做军队非常不值。他们一是为了钱,二还是为了钱,就是穿着军装的土匪。”

9.中国通变成屠杀犯
然而日本军人对中国的同情与援助,总是建筑在获取日本的利益与特权的前提下。即使是佐佐木这般希冀中国革命军,对“倒在病床的孙中山”充满倾慕与惋惜,却因北伐军节节胜利,中国高涨民族主义情绪而轻易感到失望。认为中国虽然统一,却对日本没有回报和关注,他说“革命堕落了”,他无视济南事变中国人死难事实,屈从日本国内要求报复的压力,高呼“好汉蒋介石请谨慎从事”。佐佐木愤愤然改弦易辙,从事训练“满洲国军”,甚至在1937年率领部队冲入南京城,成为屠杀中国残军的主力之一。佐佐木最终在战后被逮捕,1955年因为脑出血而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佐佐木到一最终沦落为屠杀中国人的战犯,而在1985年台湾的孙中山纪念探讨会上,中国历史学家陈在骏愤愤的对着日本历史学家竹内实说,佐佐木就是最典型的日本军人,坏而虚伪,反而日本文人相对比较坦诚。


10.捣乱到底
日本的“中国通”军人,自命对中国了解,但实际上对中国的认识片面,认为国民政府亲英美,抛弃日本而不值得信赖。关东军在中国行动越来越强硬,使得中国的反日情绪高涨,而亲日派愈加衰败,受到绥远事变和西安事变影响,日军报告说“支那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同仇敌忾之心和国家思想抬头,在社会广泛宣传.....”新一代日军“中国通”军人则热衷于扶植蒙古德王,华北占领地政权,启用王克敏和梁鸿志等旧北洋官僚,在华日军以鸽工作,鹰工作,狐工作等行动来命名,企图分化蒋介石集团,诱降西南军阀的工作称为山工作,采取非常手段瘫痪国民政府的法币工作称为海工作,而日本将国民党特务和反日社团赶出了华北,却给了中共成长壮大的空间。

而日军中国通此后在华一片乱象,例如忙着设立松机关,企图策动吴佩孚出山;影佐桢昭设立的梅机关,成功的诱使了汪精卫参与所谓的“中日合作工作”,但影佐的梅机关没有心思研究中共,他们的首要敌人还是蒋介石为首的重庆政府。图为影佐桢昭与汪精卫。

本文素材来自 户部良一的《日本陆军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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