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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入关前满洲宗教信仰的多元化

自由谈 | 2016-06-20 00:11: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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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勇,1976年生,辽宁抚顺人。历史学博士,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满族史、东北地方史。发表论文十余篇

明末女真各部统一后,其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趋势,从单一信奉萨满教,变为以萨满教为主,其他宗教为辅。这种变化不仅对满洲的形成和清朝的崛起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清入关后的宗教政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努尔哈齐时期的宗教信仰

 

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出现于原始社会时期,其特点是认为“万物有灵”,多神崇拜,其神职人员亦称为“萨满”。满洲的先世很早就开始信奉萨满教,几千年中一直虔诚供奉,延至明末。在明亡清兴的历史转折之际,女真人的宗教信仰也经历了巨变。

 

努尔哈齐(赤)在统一女真各部、开国创业的过程中,对传统的萨满教进行了重新整合,对汉、蒙、藏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则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政策。

 

(一)整合规范萨满教

 

明中叶以后,东北地区的女真部落处于分散状态。女真各部相继设立了祭祀本部祖先神祗与本氏族世代守护神祗的堂子(时称“堂涩”或“堂色”),即后来清宫“堂子”的雏形。各部遇有重大事项,都要叩拜堂子。除了堂子,萨满对各部的影响也十分巨大,甚至修建城堡的选址,也要由萨满来决定,努尔哈齐建立后金政权时的都城赫图阿拉就是萨满用野鸡占卜选定的城址。

 

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齐以十三副铠甲起兵,开始统一女真各部,当时,“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满洲实录》)。各部信仰的萨满教各成体系,为各自军事、政治斗争服务,堂子已经成为各部的精神支柱,萨满在其中更是起到鼓舞士气、激励斗志的作用,有些部族的萨满甚至就是该部的首领。因此,努尔哈齐灭掉哈达、辉发等部时,兵马先破“堂色”,“掠祖像神器于贝勒马前”,神、神辞或被烧毁或被改造。在摧毁堂子的同时,努尔哈齐还屠杀了大量萨满。值得注意的是,当攻灭一个部族时,有的首领或许能够幸免于难,而萨满则必遭杀害。(富育光孟慧英《满族萨满教研究》)

 

在摧毁女真其他部落的过程中,努尔哈齐确立了爱新觉罗氏堂子的独尊地位,并对祭祀的神灵作了调整。采取的做法是在“各姓普遍信奉的神祗中找出几个有代表意义的,并结合本族少数的几位神,组合成一个新的堂子祭神群,通过皇族祭祀上的影响和强制性的祭礼大法进行推广新神、限制旧神的运动”(《满族萨满教研究》)。遇重大事项和重大节日,努尔哈齐必率众祭堂子祷告。

 

(二)包容儒释道和喇嘛教

 

在整合并尊崇萨满教的同时,努尔哈齐对儒释道三教采取了比较开明的包容政策。万历四十三年(1615),即努尔哈齐建立后金政权的前一年,当时女真尚未进入辽沈地区,努尔哈齐就在赫图阿拉开始修建“七大庙”,“三年乃成”。(《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七大庙”包括堂子、地藏寺、玉皇庙(后改称显佑宫)、关帝庙、文庙、城隍庙和昭忠祠。其中堂子属于萨满教,文庙属于儒教,地藏寺属于佛教,玉皇庙、关帝庙、城隍庙属于道教,可见努尔哈齐不仅对萨满教,而且对儒释道三教都尊崇有加。

 

努尔哈齐对蒙、藏地区盛行的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僧侣也十分尊重。天命六年(1621),囊苏喇嘛从蒙古科尔沁部来到后金,努尔哈齐盛情接待,礼遇有加。囊苏喇嘛感念优待之恩,临终前叮嘱将其遗体葬在辽东。他圆寂后,努尔哈齐为其在辽阳城南门外修庙治丧、料理后事。

 

二、皇太极时期的宗教政策

 

皇太极即位后,继承了努尔哈齐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既坚持本民族的传统宗教——萨满教的主导地位,同时对汉、蒙、藏等民族的儒释道和喇嘛教也有所吸纳,使满洲的宗教信仰逐步趋向多元化。

 

皇太极继承了萨满教祭拜堂子的传统。天聪十年(1636),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正式称帝,改元崇德。是年正式规定:每年元旦,皇帝率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及外藩来朝王等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叩头礼。皇太极时期是整个有清一代对堂子最为尊崇、祭祀最频繁的时期。除重大节日外,遇有大事,如军队出征及取得重大军事胜利等,都要祭拜堂子。祭堂子已不仅仅是一项宗教活动,同时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活动,颇有“政教合一”的意味。

 

皇太极对儒教也比较重视。天聪三年,他下令改建沈阳孔庙,开始崇祀孔子。同年,开设文馆,还举行了后金建国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并录用考中的生员。建孔庙,祭孔子,是皇太极重视文教,开始采用儒家思想治国的一个显著标志。他还仿照汉族王朝的传统做法,修建天坛、地坛祭拜天地,修建太庙祭祀祖先,这表明清代的祭祀制度逐渐向汉族王朝的儒家礼制靠拢。

 

皇太极非常尊崇汉传佛教,在自己的寝宫——清宁宫供奉佛、菩萨,并将其作为萨满祭祀的朝祭神,足见其敬佛之虔诚。他还兴建和修缮了许多佛教寺庙。例如,天聪四年,拨银二百两,作为正黄旗建庙经费。同年,又敕建莲花寺。后来,又陆续下令重修广佑寺、栖云寺和无垢净光舍利佛塔等古寺、古塔。

 

皇太极也能够包容道教。天聪三年,他经过辽阳时,发现努尔哈齐修建的玉皇庙被贝勒阿济格、多尔衮下属拆毁,他十分恼怒,命“追讯毁者,偿值重建”。庙宇修好后,又拨银百两予以资助。(《清太宗实录》)城隍也是道教俗神之一,皇太极即位后,把旧沈阳城隍庙升为都城隍庙,提高其规格。他喜读《三国演义》,对关羽十分景仰。崇德八年(1643),敕建关帝庙,并赐额曰“义高千古”。关圣帝君亦成为清宫萨满祭祀的朝祭神之一,享有很高的地位。

 

皇太极对喇嘛教尤为尊崇,修建了著名的实胜寺和四塔四寺。他征讨察哈尔时,察哈尔林丹汗战败出逃,死于青海大草滩,其众纷纷归顺后金。有墨尔根喇嘛用白驼载元代所铸玛哈噶拉佛前来投奔,皇太极下令修建实胜寺,专门供奉。该寺落成后,皇太极几乎每年正月上旬都要率众来此礼佛。此外,他又修建了东塔永光寺、南塔广慈寺、西塔延寿寺、北塔法轮寺。皇太极还通使蒙藏上层,延请高僧宣讲佛法。通过喇嘛教这个纽带,清政权与蒙藏地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崇德年间,蒙藏宗教领袖多次派人觐见皇太极,其中包括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的信使。

 

三、宗教信仰的嬗变与满洲形成和清朝崛起

 

女真宗教信仰的嬗变对满洲的形成和清朝的崛起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一)促进了女真各部的统一和满洲共同体的形成

 

明末,女真各部居住分散,互不统属,虽然都信仰萨满教,但所信奉的神灵各成体系。宗教信仰的分散,成为政治上统一的巨大障碍。因此,努尔哈齐在征服女真各部时,不仅在政治上,同时也在宗教信仰上完成统一。与此同时,努尔哈齐根据需要对其供奉的神灵重新作了调整,使女真各部只能信奉爱新觉罗氏的堂子。萨满教的整合又促进和巩固了女真各部政治上的统一。

 

进入辽沈地区后,女真与汉、蒙等民族接触更加密切,对其他民族宗教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深。当时,加入满洲共同体的除了女真人之外,还有一部分汉人和蒙古人。正是因为女真人接受了儒释道、喇嘛教等宗教,从而使其与汉、蒙等民族在宗教信仰上有了交集,由此形成了“共同心理素质”,进而促成了满洲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天聪九年十月,皇太极正式定族名为“满洲”。从此,满洲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崭新民族,出现在历史舞台。

 

(二)促进了清朝的崛起

 

满洲宗教信仰的嬗变,赢得了各族人民对清朝的认同,增强了清政权的向心力,促进了清朝的崛起。

满洲因为吸收了汉族宗教的诸多要素,由此产生了文化认同。同时,汉族对满洲萨满教的一些习俗也有所接受。例如,汉军旗人在祭祖时,也有跳神的仪式,甚至还出现了“汉军萨满”,也“戴神帽、穿神裙”,其表演的“绝技令人惊叹”。(《满族风俗志》)这说明满洲与其他民族在宗教信仰上已经互相接纳,满洲和其他民族融合的程度在不断地加深。尊崇喇嘛教,也为后金(清)赢得了蒙古族的政治资源。蒙古墨尔根喇嘛载玛哈噶拉佛投奔后金,囊苏喇嘛临终前叮嘱将其葬在辽东,都在后金赢得蒙古各部的支持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满洲统治者对其他民族宗教的尊崇,不仅是为了安抚、笼络汉、蒙、藏等各族人民,同时也是为了达到军事胜利、统一天下的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宗教对满洲而言,起到了提供精神动力、增强信心和斗志的积极作用。例如,军队出征前,必拜堂子祈求获胜。天命三年,努尔哈齐领兵进攻抚顺之前,即“率诸贝勒及统军诸将,鸣鼓奏乐,谒堂子而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崇德八年,皇太极开始在盛京修建四塔四寺,目的也是为了保佑清朝一统天下,“每寺建白塔一座,云当一统”(《盛京通志》)。

 

皇太极时期,很多官员和百姓修建寺庙时,在碑记中都表达了祈求国泰民安及君主长寿的愿望。例如崇德元年,僧人果证等重修了保安寺,在碑记中开篇点明:“立寺名曰保安,非保一人之安,而保天下国家之安也者”, 且“愿保皇图巩固,更重华于尧天舜日”。(《奉天通志》)六年,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范文程等众多官员在辽阳东京城修建弥陀寺,在碑记中赞颂皇太极“仁恩惠政,乃大慈大悲之主”,并祈求“助我哲后,大业早就,千万斯年,而臧而寿”,最后表示“佛力君恩,并自难酬。天高地厚,怀抱悠悠。永享茅土,永守藩职”。(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类似的文字,碑文中几乎随处可见。由此可知,修建庙宇已经成了官员和民众向清廷表达忠心的一种手段,它不仅是宗教活动,同时也成为一种政治效忠,这在客观上增强了各族人民对清政权的向心力。

 

清入关前,满洲统治者在面对汉、蒙、藏等其他民族时,能妥当处理各民族宗教的关系,既坚持本民族传统宗教——萨满教的主导地位,同时又积极吸纳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做到了既内外有别,又有机结合,反映了满洲在文化方面的兼容精神。这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清入关后,继承此前的宗教政策,实行 “因俗而治”,对增强各族之间的凝聚力,促进国家大一统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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