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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报:鲁迅坚拒痛骂蒋介石

自由谈 | 2016-07-17 10:24: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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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原本是革命党

冯雪峰在1952年写的《回忆鲁迅》中谈到鲁迅曾对他说:“我可就属于光复会的……我们那时候,实在简单得很!”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1948年)、《鲁迅与光复会》(1976年)中都说,他曾写过《鲁迅传》,请鲁迅过目,其中有一句“在筹办《新生》杂志时,他已是志在推翻清朝的革命党的党员”(指光复会会员),鲁迅没有删改。鲁迅与光复会的重要成员如陶成章,章太炎多有深厚情谊。

光复会成立前夕,鲁迅在弘文学院江南班第一个“断发明志”,剪去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并拍摄了“断发照”作为留念,还在照片背后作《自题小像》诗赠给同乡好友许寿裳,表达了“我以我血荐轩辕”。图为邮票发行的章太炎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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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乱党正名

鲁迅晚年仍不断写到章太炎、陶成章。他虽指出章太炎的不足,但称太炎“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也认为陶有欠缺,但仍称陶成章是“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陶成章当初即举荐鲁迅入光复会。

光复会的首批成员,主要是三种团体的成员,即浙学会成员、军国民教育会成员或暗杀团成员。有的人是几种身份兼而有之。其中包括王嘉祎、蒋尊簋、许寿裳、沈瓞民等人,皆为与鲁迅相识的浙江老友。图为光复会部分成员1904年在日本的合影,前排左一为陶成章,他认为自己不善治国,“打天下者不必定要坐天下”,主张在武装革命之后推选合适人选行政。因为光复会内部纷争,1912年1月14日陶在上海广慈医院被蒋介石、王竹卿刺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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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剪辫子

1903年,鲁迅在弘文学院的班级里第一个剪去辫子,清政府驻日公使强行,要取消他的公费资格,1905年底留学生反对日本政府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运动,秋瑾等人主张全体留学生回国,以抗议日本政府,而鲁迅主张留在日本继续革命。浙江同学范爱农,1905年冬毕业随老师徐锡麟赴日本留学,入东京物理学校。1907年在徐锡麟、秋瑾噩耗传来的同乡会上,范爱农的愤怒举止,让鲁迅印象极深。1910年鲁迅回绍兴任教,与“受着轻蔑,排斥,迫害”而“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的范爱农多有往来,他们还同在一个学校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担任校长与教务长,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那一两年,他们共同见证了浙江的光复。

鲁迅说“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没有机会。.....便在各处飘浮。不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图为秋瑾在日本与留学生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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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没有政治主张

鲁迅明显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也很难说他就是够格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实际上也并未宣称过信奉无政府主义,也没有积极地正面宣传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观念。曹聚仁在《鲁迅评传》里这样说到鲁迅的“政治观”:“笔者自幼受了—句话的影响,这句话,出自《尚书》,叫做‘毋求备于一夫’。……其意是说各人有各人的见识,各人有各人的特长,不能万物皆知,万物皆懂的;这么一想,我们对于鲁迅提不出积极的政治主张,也不必失望了。

而胡适是“政治工具主义者”,即把政治看作是治理国家的一种必要的工具。“有政府”与“无政府”、“好政府”与“鸟政府”的区别,也就是“有工具”与“无工具”、“好工具”与“鸟工具”的区别。图为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财政部长摩根索建立良好的往来。胡适想要把美国这个“治世”的方法用到处于“乱世”的中国来;且又一直希望在文化、学术方面有远大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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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痛斥军阀

辛亥以后中国政局的动荡和混乱,应是促使鲁迅视政治如“做戏”的直接原因。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写过一篇《异议》,发表于4月12日的《申报·自由谈》(收入《伪自由书》),文章从袁世凯为了做皇帝而大肆杀人,说到“现在的军阀混战”;“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鲁迅曾同国民党人站在一条战线上。而经朱家骅一再来电催促,鲁迅于1927年初来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文学系主任。鲁迅一到广州即受到各方热烈欢迎,在中大欢迎会上朱家骅即尊鲁迅为“战斗者,革命者”。当年,鲁迅应邀与孔祥熙一同到岭南大学参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会后,鲁迅应孔祥熙之邀到“其寓小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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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不骂蒋介石

1930年春,国民党的浙江省党部对鲁迅的所谓“通缉”,就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鲁迅就在上海,要抓他易如反掌,本用不着“通缉”;而且,鲁迅在上海活动,却由浙江省党部来“通缉”,也很滑稽。说明国民党并不想真的对鲁迅动刀,只是希望警告他。1930年5月7日晚,鲁迅应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之约,往爵禄饭店与李会面。李立三对鲁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当即回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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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和鲁迅的梦想

鲁迅那些针砭现实政治的文章,之所以都写得短小精悍也因为他其实不可能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地谈论政治问题。说得直白些,鲁迅缺乏对政治问题进行刨根究底、瞻前顾后地分析、评说的理论修养。而胡适几乎从不纯感性、纯直观地谈论政治问题,他总要依据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主义”、自己的政治理论修养,并且还依据自己在美国对民主政治的目睹和参与,对国民党执政提出自己的建议,指出哪些地方做的不对,还要指出如何改正。胡适议论政治的文章倒是政论。

1948年4月,胡适在南京国民代表大会上发言。 胡适在留学美国时曾说:“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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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说山大王

一九三一年,毛因为党内斗争失势,非常郁闷,那时鲁迅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他曾说过“那时连一个鬼也不上我家的门。”不再参与党内政治斗争,更拥有这么多时间,他读了许多左倾文人的书,也读了鲁迅的书。内心孤独失意的人和鲁迅似乎最有共鸣。而毛泽东读过鲁迅的文章,很自然就把鲁迅看作自己的知音。鲁迅一看,说,“山下旌旗在望、山上鼓角相闻”毛泽东这首诗有山大王的气概。冯雪峰又把此话传到毛处,毛一听也哈哈大笑说:”我就是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有主义有办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

图为在延安鲁艺(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的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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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充军还是要杀头?

鲁迅虽然认同共产/党、但他又有怀疑主义思想;一方面认可、一方面又再观察。这和其它左翼知识分子不一样,不像他们一旦坚信不疑、就不再怀疑。党提出要搞统一战线,于是在文学上有个提法:国防文学。但鲁迅则提出另一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原本这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有人说,我提了这个口号,你不能再提另一个,你必须决对服从。郭沫若很快就改口了,说“我要做党的喇叭”。

倔强的鲁迅和上海的党组织因此起了冲突,有人说,你这是要破坏统一战线!如果你不听从指挥,我们要对你“实际解决”。 鲁迅一听勃然大怒,问他:“什么是实际解决?是要充军呢?还是要杀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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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言要逃亡

钱理群回忆说,鲁迅曾和冯雪峰(中共和鲁迅的联络人,也是鲁迅相当器重的学生)说:将来革命胜利后,我要第一个逃跑。因为你们第一个要杀我。冯雪峰连忙说不会不会。1934年四月三十号,他给曹聚仁的一封信里面说:“如果有天旧社会崩溃了,我将有一天要穿着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号,鲁迅逝世前三个月,他在一封信里就说:阿Q正传的真正涵意还没有人懂。他有个说明:很多人以为,我写阿Q造反是写辛亥革命的事情,但事实上我写的不是二十年前的事情,而是二三十年后的中国。鲁迅的基本判断就是,实际上是农民造反,要当皇帝,彼可取而代之。所以他才说 “你来了,我要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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