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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报:胡适给长城抗战写碑文!

自由谈 | 2016-10-20 16:36: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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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傅作义绝不后撤
长城抗战以后,社会各界舆论一片赞扬,天津《大公报》以“以血肉当敌利器,傅部空前大牺牲;肉搏千多次,使敛失所长;沙场战士血,死也重泰山”


陈炳谦等人劝说傅作义:“别人都已停战不打,仅我们这点部队也难以战胜日本侵略者,既令停战撤退,只有服从。”但傅作义将军态度坚定地说:“必须日军先撤,我们才能撤,否则我们决不能后撤!”

2.宋哲元查封独立评论
胡适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特地要求他反对“汉奸”行为,“以后如再有类似香河事件,或殷汝耕事件的发生,我们盼望负有守土之责的地方政府毫不迟疑的用实力去弹压制止”,对于华北地方当局,胡适用鼓励的方式给他戴“爱国”,“抵抗”高帽,避免它汉奸化。但张奚若却直言批判华北当局,造成《独立评论》被宋哲元查封四个月。

胡适编辑《独立评论》,对于主张妥协的稿件不再刊登,有位谷春帆投稿给《独立评论》说“中日经济提携”,日本不一定沾光,中国也不一定吃亏。但胡适不顾人会说“室伏之雅量”,毅然将稿件退还,还附长信说明,指出日本大陆政策的核心不在经济,而在军事,因此该文立论不切今日之时势。图为宋哲元是西北军五虎之一,冯玉祥对他称赞他“勇猛沉着”、“忠实勤勉”,1940年逝世后被国民政府追封为上将。

3.只有同文同种的屠杀
1936年以后,胡适在独立评论的立场更强硬,他在文章中指出“日本的军部到今日还梦想中日关系只是中国单方面的屈服,那么我们深信我们两国间的关系无法调整,只有大家准备扮演同文同种的屠杀惨剧!”

胡适明确说,“我近年已抛弃我的不抵抗主义和平论。”图为1945年日本投降后,登上密苏里战舰的日本外交和军方人员。

4.胡适说国际对中国敬重
陶希圣说“和只有在日本撤回一切要求之后,换句话说,只有日本单独让步,才可以和。”陈之迈则说“中国人民全体一致”表示,“绝不容忍对日本做一丝一毫的让步,”胡适在出席太平洋学会时“十月十一日我国对外态度突变强硬,各国更肃然起敬。”

胡适强调说“如我国能更强硬,抵抗外来之侵略,必能变更国际视听”。费正清和太平洋学会曾是胡适老朋友,但多年以后根据档案,他们常受到苏俄红色间谍学者的指控。

5.白话文的碑铭
胡适在长城抗战纪念碑文撰写时,还尝试过白话文碑铭“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长城抗战的失利后傅部第五十九军在北平怀柔阻击日军“最后有力光荣的一战”的经过。

1937年以后胡适对日态度已经日趋强硬,更主动要求国民政府主动采取措施,宣布何梅协定,蔡东协议无效!

6.胡适去绥远亲睹碑文
1935年7月,胡适携次子思杜和陈衡哲夫妇等人,大家去作了一次平绥路全线旅行。后来还专门写了一篇有名的《平绥路沿线旅行杂记》。胡适的心情并不舒畅。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早晨八点多,白映星、张锡羊诸君来到车上,同我们一起来到第三十五军军部,傅主席加入,和我们同去看大青山“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墓地离车站不远,在车上可望见墓碑塔。胡适当时曾写了这样一首诗: 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青山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

他无限感慨的说,我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但我不曾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据绥远,我的碑已被“埋葬”了!只剩下林主席的“河山壮气”一个匾。我站在这二百零三个国殇的墓前,真不胜感慨…….

6.胡适成了反日分子
他在致蒋廷黻的信中说,“近几年来,我已经成了一个反日者了,我渐渐觉得厌恶,轻视日本这民族了,我觉得这个民族太不聪明,笨的令人生气。日本人的成功,已超过那个民族本领的限度,因此已有人才凋零之感。”

日本的步步紧逼,已经使得一个聪明可爱的胡适,一个温良儒雅的胡适,爆发出他的激烈和不能容忍。

7.胡适在庐山的谈话促成了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七七事变后,胡适在庐山的谈话,促成了蒋委员长“七月十一日夜的决定抗战”。当时蒋中正要求胡适,钱端升等人去英美做非正式外交使节,而胡适坚决表态要留在中国,他说不愿意在国家危险的时候往外跑,他要留在南京,与城共存亡。朋友二十多天轮番劝他,都没能劝得动。

只有包括傅斯年在内等人劝说下,说胡适在国外声望这么高,只有出去替国家讲话,对于抗战前途会有很大影响,这才逐渐说服了胡适。

8.最后一期独立评论
在“华北形势大恶”的时候,胡适又不禁上书蒋介石,还是要做一番和平的大努力,但他的和,绝不是贪生怕死,只是为了国家少受损失。独立评论以主和开始,却以主战结束。

最后一期独立评论上刊登张佛泉的文章,“无论如何,我们只有一条路,小来自然抵抗,大来也只能抵抗,东四省的丢,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是,做亚比西尼亚是一件悲惨但壮烈的事情,我们绝没有第二条路,只有抵抗”。民国时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张佛泉,此时却迸发了深沉的民族主义情感。

9.蒋廷黻发问
1938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发出问题:“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他说"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蒋廷黻当初还极力促成蒋氏联苏抗日的意见,蒋廷黻回答说:“只要中国把自己的事做好了,就不怕苏联的赤色宣传。两害相权取其轻。”蒋廷黻亦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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