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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报:胡适一生得了多少荣誉博士

自由谈 | 2017-12-02 10:04:34 | 作者:lastvallin | 编辑: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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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一生前后得到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居国人之首,但他是否在1917年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却是海内外学界争论的一个问题。据胡适的留学日记,1917年“五月二十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如果胡适当日顺利“通过”考试,他绝不会说自己“考过”,且这篇日记是五天之后缩写,或可能是考试不顺,情绪不佳,或是当日不知考试结果,后种可能结果较小。而1919年朱经农致信于胡说“今有一件无味的事,进来有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信某位“今为仇魑”的先生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说“老胡冒充博士”,“老胡口试没有pass”,只有请你把论文赶紧印出,谣言就没有传布的方法”\
 
研究胡适的耿志云说“胡适以学者立言,陈独秀一革命家立言。胡适谈到他对文学革命的态度,说作为留学生同国内学者讨论这个重大的问题,态度不能不放谦虚,
陈独秀是一个老革命党,一上来就是以革命家的态度,以‘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如果没有陈独秀,也许文学革命至少经历十年的尝试,但反过来,没有胡适合适学理的主张,没有耐心实地试验新主张效果,尽管文学革命气势磅礴,则难以起到白话代替古文的效果”。
 
胡适1925年12月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尽管不同,事业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友,正因为你我脑子里背后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了,简直要做仇敌了“。胡陈二人之所以能一直维持友谊,正是因为他们”头脑中有一点彼此相通的东西,就是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一点迷信,陈独秀出党尤其是晚年,几乎又回到资产阶级民主的立场“
 
1914年9月,胡适在《留学日记》写道“余以为吾国之传记,唯以其传其人之人格(character),而西方之传记,不独传此人格以,又”
 
 
作为胡适的研究者,耿云志评说梁启超“是今文经学的末代子孙,聪颖机警,辄不乏大胆创建,但方法不够谨严,常常自相矛盾。论治学之严谨,梁氏不如章炳麟,更不如后辈的胡适,与以专精著文的王国维更不能比。但与康有为相比,他还要多得一些冷静考索的功夫”,“古文经学家的考证辩伪稍近于科举方法,在清代发展到最高水平,胡适将其纳入实验主义体内,造成其治学方法。最显著的特点,一是怀疑,提倡于不疑虑处有疑,二是中证据,提倡有证据,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胡适为了弄清楚戴震是否偷窃赵一清的《水经注》校本,花了二十年时间积累资料,搜寻证据,至死未肯定其看法。梁启超是绝不肯干这种事的,人们可以怀疑胡适研究这个题目的价值何在,却不应怀疑他这种谨慎的态度”。
 
耿云志这篇研究著作写在1984年夏秋之间,而台湾的历史名家张朋园则不约而同写出《胡适与梁启超-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张氏言道“梁胡是中国传统思想的解放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具有崇高的地位”,梁胡引带中国知识分子放眼世界,丰富活泼了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如果说政治上他们是失败的,那时因为革命风靡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半。梁胡的历史地位,尤其是胡适,将来随之上升。
 
   胡适一生前后得到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居国人之首,但他是否在1917年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却是海内外学界争论的一个问题。据胡适的留学日记,1917年“五月二十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如果胡适当日顺利“通过”考试,他绝不会说自己“考过”,且这篇日记是五天之后缩写,或可能是考试不顺,情绪不佳,或是当日不知考试结果,后种可能结果较小。而1919年朱经农致信于胡说“今有一件无味的事,进来有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信某位“今为仇魑”的先生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说“老胡冒充博士”,“老胡口试没有pass”,只有请你把论文赶紧印出,谣言就没有传布的方法”\
 
研究胡适的耿志云说“胡适以学者立言,陈独秀一革命家立言。胡适谈到他对文学革命的态度,说作为留学生同国内学者讨论这个重大的问题,态度不能不放谦虚,
陈独秀是一个老革命党,一上来就是以革命家的态度,以‘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如果没有陈独秀,也许文学革命至少经历十年的尝试,但反过来,没有胡适合适学理的主张,没有耐心实地试验新主张效果,尽管文学革命气势磅礴,则难以起到白话代替古文的效果”。
 
胡适1925年12月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尽管不同,事业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友,正因为你我脑子里背后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了,简直要做仇敌了“。胡陈二人之所以能一直维持友谊,正是因为他们”头脑中有一点彼此相通的东西,就是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一点迷信,陈独秀出党尤其是晚年,几乎又回到资产阶级民主的立场“
 
1914年9月,胡适在《留学日记》写道“余以为吾国之传记,唯以其传其人之人格(character),而西方之传记,不独传此人格以,又”
 
 
作为胡适的研究者,耿云志评说梁启超“是今文经学的末代子孙,聪颖机警,辄不乏大胆创建,但方法不够谨严,常常自相矛盾。论治学之严谨,梁氏不如章炳麟,更不如后辈的胡适,与以专精著文的王国维更不能比。但与康有为相比,他还要多得一些冷静考索的功夫”,“古文经学家的考证辩伪稍近于科举方法,在清代发展到最高水平,胡适将其纳入实验主义体内,造成其治学方法。最显著的特点,一是怀疑,提倡于不疑虑处有疑,二是中证据,提倡有证据,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胡适为了弄清楚戴震是否偷窃赵一清的《水经注》校本,花了二十年时间积累资料,搜寻证据,至死未肯定其看法。梁启超是绝不肯干这种事的,人们可以怀疑胡适研究这个题目的价值何在,却不应怀疑他这种谨慎的态度”。
 
耿云志这篇研究著作写在1984年夏秋之间,而台湾的历史名家张朋园则不约而同写出《胡适与梁启超-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张氏言道“梁胡是中国传统思想的解放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具有崇高的地位”,梁胡引带中国知识分子放眼世界,丰富活泼了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如果说政治上他们是失败的,那时因为革命风靡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半。梁胡的历史地位,尤其是胡适,将来随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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