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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知青的自白

自由谈 | 2014-12-22 15:41: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方琼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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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知青的自白书》全文如下:

今年是我们下放五十周年的纪念年,百感交集,草一祭文,但愿天佑中华,不复老路。
  
中国有个公社叫前进人民公社。它位于湖南零陵地区,零陵、祁阳、东安、道县的交汇处。这个公社很特别,尽管鲜为人知,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来却是一个全民所有制公社,全国唯一。虽全国唯一,并不代表先进。
  
该公社之建立,应归“功”于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陶铸先生,他居然嫌毛泽东先生跨入共产主义步伐太小,1964年年初,陶铸先生回祁阳老家“视察”,路过零陵看到这一片红壤荒山深感可惜,便对陪同的地委领导人建议搞一个全民所有制公社的样板出来。首长发话,下面立马行动,副县长黄听思挂帅兼公社党委书记,并立刻派人到省城——长沙市八中、五中、十六中、铁中、儿童福利院招兵买马,把阶级路线清理之下不能升学的初中生、高中生好几百人接纳了过去。我们就是第一批。可怜的孤儿院孤儿比我们更小,几乎是小学生级别。
  
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本来就是一个怪胎,全民所有制公社更是畸形得吓人,插队落户的知青境况虽然也不好,必竟是散落在农村之中,还能碰上不少好心善良的农民。全民一“锁”有,公社就变成了集中营。人之初,性本恶,互相之间的内斗,全民俱伤。有一知青,因冤入狱,平反也不愿归社,别人问其原因,他讲狱中待遇要比我们公社强多了。
  
我们在公社做的是苦工,一天至少十二个小时,当时的革命口号:“抓晴天,抢阴天,毛风细雨是好天”。吃饱一顿饭就深感幸福。家中有接济的知青,有钱有粮票还可以加餐,困难家庭的知青饿得够惨。惨还不够,阶级斗争那根弦还得紧绷着。1965年元旦,工区开大会,忆苦思甜的大会,请来了毛著积极分子宣传队现场说教:“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
  
这个宣传队是有备而来,诉苦诉得很动情,更煽情……
  
记得六十年代初,文化革命之前,一个单位开大会请一个农村老大娘来作忆苦思甜的报告,讲着讲着就讲到旧社会再苦也没有六零年过苦日子苦,乡下饿死不少人啊!……
  
单位领导也听懵了,惊醒过来连忙把老大娘拖下来,老大娘毕竟还是一位贫协主席。
  
我在前进公社第四工区知青中算有点小聪明的,开始一些轻松活儿全被我揽下了。比如什么理发员、食堂小厨、放牛羊、检狗屎、上山砍柴等等。理发不把伙伴们剪成阴阳头就行了,食堂小厨子做饭菜更简单,钵子蒸饭,计划供应,每餐一菜一汤,常是炒一个萝卜干打一个酸菜场,如果吃腊八豆,每份多少粒要数数,基本要做到公平共贫。知青一天到晚的感觉就是饥饿,若是今天谁想开减肥店,我可当首席顾问。
  
在全国下放知青中,下农场知青与我们应该差不多。
  
磋跎岁月很无奈。
  
1967年是全国武斗高潮,我们零陵知青无可奈何地被卷入进去,但我们很冤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撞下了零陵“8.19”惨案之祸。8月19日下午两点,担任文革“司机”的我,驾驶着一辆老解放车,载着20余个知青开进了县城关镇,车上的人,一部分想去印小报,一些人去卖粮食换点小钱,并无人想去武斗。知青造反的目的无非是想返城,想读书。这次开车进城与城内造反派或保皇派无半点瓜葛,还搞不请是哪一派在大道设置了一根大树作为路障,两位知青下车刚搬开大树,枪声就大作,我们就好像“平型关大捷”中的日本鬼子辎重车队中了八路的埋伏,不说招架之功,岂有防手之力啊!机枪、步枪、冲锋枪,足足响了20几分钟,全车鲜血淋漓,呼救声一片,跳下车的也接连中弹,横尸街头,死伤20余人,仅两人有惊无险,场面惨不忍睹。我本人还算命大,虽中了九枪,九死一生,现在仍然顽强地活着。不过,后来经常被家父调侃,笑我是无用之辈,他抗战期间,身经百战,未负一伤,我一仗没打却身中九枪。
  
我哭笑不得!怨天忧人也只能怪“八路军”太威猛。
  
大难不死,看破红尘,知道了阶级斗争的残忍与邪恶!
  
除了好好养伤,就只能躲在家中练练书法,聊以自慰。
  
时过境迁。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丧命,中国政局,时缓时紧,毛泽东的“威望”显然被受到质疑,人心无所适从。
  
“知青”这个臭名词,简直就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之词。现在居然还有些人,还莫名其妙把它作为浪漫生涯来歌颂?当然,为了迎合某种潮流,歌颂与反思,都有各自的理由。
  
以我的估计,至少80%知青并非自愿,而是“被迫”。我只能表达自己的“深悔”。我们知青群体有无悔的也有深悔的。我的看法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你无悔这是你的权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悔。我认为不管“深悔”也好“无悔”也罢,最终得看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对国家对历史对知青本人的作用与意义。上山下乡运动逆历史潮流,将城市知青国家发展最宝贵的人才资源逆向送到农村、山区,退回原始劳作,抡十七世纪大镐、淌十八世纪大汗,与科技化、知识化完全悖反,国家人才接续严重断捻。至于对知青本人,朝着生活环境、发展条件低于原起点的城市走去,当年那个惨劲就别说了。我们这一代尽走在历史的凹陷处——长身体时没吃的、要读书时下乡了、要文凭时下岗了、要看病时医改了、要买房时没钱了。但就有这么一批老知青无视这一基本事实,硬要“无悔”,奈何?只能说他们是被赤潮彻底毁掉的一代,被骗了还替人家数钱。也许他们对青春岁月有一股怀旧情绪,不愿自我否定,但评史不可能根据个人感情,得根据事实与数据。
  
当年,全国下一代精英,就是城市知青。他们接受了比农村好得多的教育,他们是历史发展与国家前进的推动者和继承者。但是,上山下乡运动把我们这批国家发展的“后劲”弄到农村去,哪有什么外语啊、科技化、电脑化?没有任何知识含量,完全反潮流,完全违背历史走向,真正的反动。所以,我说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作俑者,是对历史、对民族、对我们这代人的犯罪。
  
现在的学生,不读完大学本科,家长们还会为此感到羞愧与无奈。我们下乡读了几年书?年轻倒是不假,但岂能冠以“知识青年”这一崇高的头衔?
  
“知青运动”与正常国家的发展道路相比较,完全是背道而驰。回想起这种所谓的“运动”,的确是一种无能无奈的瞎折腾,也是意识形态在作祟,即算好心也在办坏事,劳民又伤财。
  
常识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不希望再出现亩产几万斤的“奇迹”。
  
明白人都清楚:中国农民的富裕程度,除了掌握专业知识外,人均土地的多少是决定农民致富的关键要素,每人守着那一亩几分地,能种出金娃娃?让大多数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全面发展,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才是正道,让少数会种地愿种地的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才会有更多的收获。
  
当然,体制更重要,人民公社就是深刻的教训。
  
《中国知青史》作者刘小萌认为:我觉得上山下乡总的来说是一个制度问题。中共建政后几十场政治运动,包括现在面临的诸多积弊,归根结底还是制度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定位。事实上也是这样,不单纯是某个个人的问题。法国有位研究知青史的学者中文名字叫潘鸣啸,我的好朋友,知青都亲切地叫他老潘,老潘认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力政治因素是第一位的。在海内外知青史研究者中,他的观点属“非主流”。因为他强调政治作用,强调毛泽东的个人作用。我始终认为,这不是个人因素能决定的,而是一个制度问题,但同时我们在观点也是一种互补关系。因为绝对讲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我觉得都不准确。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制度方面的因素,政治方面的因素也很重要,如果没有毛泽东极左的那一套,这场运动不一定能够发动的起来,即便发动起来,延续时间也不一定那么长,也不一定发生那么多现在看起来非常怪诞的现象。可是要强调是缘于个人的因素,实际就回避了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制度的原因。从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发展、到最终失败,充分证明这个制度是没有出路的。
  
贯彻阶级路线始起,“成份高”的原罪也是知青下放的理由之一。
  
若论家族,讲出身,笔者家庭亦可算得上“根正苗红”。
  
不过,我所理解的“根正苗红”或许与他人的不同。人不能以世袭荣华为骄傲,但也不能以祖祖辈辈讨米为荣光!尽管有少数人也讨成了将军或帝王。
  
乞讨并非丑事,韩信将军也受过“漂母之恩”。一时贫穷并不是坏事,穷则思变。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其实是一道伪命题。
  
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第一条第一句就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如果要讲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根正苗红”,咱们谢家也不赖。
  
仅拿我祖父说事:祖父,谢万开,字屏蕃,号建吾。生于光绪七年十一月初四,辰时。自幼私塾,十五岁考取郴县秀才;1905年湖南武备学堂毕业。“湖南武备学堂”是由维新派著名人物,湖南巡抚陈宝箴将省城求贤书院改成的。
  
“湖南武备学堂”的学生,是由各州县选送的,年龄在18-22岁之间,并要求:身体健壮、文理清畅、家庭清白、素行端正的学生,经考试合格后入学。
  
招收学生条件中的“家庭清白”,就包含了“根正苗红”的意义,至少其家庭中不能有坑、蒙、拐、骗、盗的“劣迹”。
  
这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根正苗红”。
  
中华民族哪里有过“越穷越光荣”的传统?
  
中国先贤孟子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或许是做人的道理。
  
“湖南武备学堂”于1903年5月在长沙小吴门外大校场旁正式开学。第一期招收学生100名,教职员共有20名。学习期限为3年。学习内容包括内场和外场两部分:内场有汉文、日文、算学、伦理学、军制学、战术学、城垒学、地形学等22门;外场有体操、马术、剑术、步操、炮操、工程6门。学堂实行分段教学制,即在学堂学习一年后,派赴部队实习半年,然后再返回学堂完成其它学业。
  
不过,我早就明白“富不过三代”的道理。
  
其实,我祖父的祖父就是一个典型的穷人,穷得靠帮人放鸭为生。记得两年前,郴县老家来人要我出钱修谢氏家谱,来人找我的理由很充分,因为谢氏家族中,在郴县当过县长的就是我祖父;郴县谢家出过将军的就是我父亲,更不用说还是抗日将领了。他们这次是在南宁参加《中华谢氏联谊总会》后,专程来长沙找的我。
  
此前,他们还一起去过太康,参加了安公诞辰1690周年纪念活动。安公就是晋朝当过宰相的谢安。
  
不管是否同姓同宗?我对热心修谱的乡亲们说,修家谱的“份子钱”我一定不少出,修成的家谱也会买一本留给后人作为纪念之用,数典不忘祖。但要告诫他们:即使咱们的老祖宗是宰相谢安,也不过是当了一回古代中国最大的奴才而已,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今后为人处世,一定要谦虛谨慎,夹着尾巴做人才行!
  
大家千万别再标榜自己如何“根正苗红”。“根正苗红”在社会上早已成为了贬义词,尽管还有一些朋友仍在继续羡慕——“讨米光荣论”。
  
人类祖先的祖先,起源于二叠纪地球生物大灭绝时幸存的一种会打深洞的水龙兽。
  
水龙兽才是咱们人类祖先的祖先。它,奇丑无比,叫现代人看了,谁都会感到十分恶心!
  
中国人千万别再以“官二代”、“红几代”来自居,更不能以此为荣。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早就讲述过“丑陋”的中国人是怎么一回事。尽管先生仙逝,他留下的那本《丑陋的中国人》,至少还要管用100年。
  
不过领袖们忽悠农民还是有本事的,除了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之外,还要“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本来最高指示:“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一下子,农民又当上了知识青年的老师?这不是忽悠是什么?
 
反正我们己被人代表了一辈子,忽悠了一辈子,真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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