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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報第34期:情中明事體,理外見天機

自由谈 | 2015-01-09 14:18: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方琼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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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吳湖帆出生於江南貴胄世家,吳大澂之祧孫。雖然葉恭綽比吳湖帆年長十三歲,但因共同愛好書畫、古籍、鑑藏等等,使二人成了亦師亦友、相惜相知的終生至交。葉吳二人可謂一時瑜亮,總體而言,吳的鑑藏眼力稍勝葉一籌。

葉恭綽歷年致吳湖帆書劄中,幾無話不談,內容涉及廣博,字裡行間真情流露,令後人感歎。葉氏曾讚詠吳湖帆云:「名公之孫今鄭虔,閉關封筆時高眠,望門求者空流涎。

1949前後,葉恭綽應邀北上「參政」「議政」,吳湖帆最終決定留在內地而不赴港。後來,擔任北京畫院院長的葉恭綽向上海方面力薦吳湖帆出任上海畫院院長,吳亦躊躇滿志頗有志在必得,但最後吳僅是一名院聘畫師,此事對吳打擊甚大。傳聞由於吳的「家庭成分」以及曾與汪精衛、褚民誼、梁鴻志等人有過交往而至此。後來「反右」等政治運動逐一開始,葉吳兩人均在劫難逃,兩人幾乎終止了來往。文革開始之後,吳氏備受衝擊,家藏書畫抄沒殆盡。

1968年8月6日,葉恭綽在北京含恨辭世;五天之後,彌留之際的吳湖帆自己拔去揷於喉頭的導管,拒絕治療,亦含恨離世,享年75歲。而在此數日之前,吳湖帆曾為前來探視的外甥兼弟子朱梅邨寫下猶如偈語之絕筆——「情中明事體,理外見天機。」

(吳湖帆)

(葉恭綽)

2. 1920年代末,葉恭綽在蘇州城中籌建小園,欲為息影養痾之所。後因抗戰爆發,葉氏離開蘇州暫居他地,遂請吳湖帆繪《鳳池精舍圖》以資留念。葉氏致信懇求吳氏作畫,語氣頗為急切,而且明確要求所需細節。但吳氏對此事一拖再拖。為何如此?

吳湖帆於民國26年日記中,大量記錄淞滬戰況,其書畫創作與鑑賞幾乎停止,加之時犯心臟病,故無暇亦無心應葉氏之請作畫。家國、個人前途難卜之際,葉氏似預感此生再無機會回到蘇州(後果然如此)。故其急切求畫,當是為懷念故園,亦為紀念這段友情。

於《鳳池精舍圖》繪成七年之後,葉恭綽獲得此畫,自題兩首七絕並云:「余屬湖帆畫此圖,圖成而園之棄去久矣。漫題二絕譬寫夢痕。民國三十三年四月,遐庵。」後又再跋:「世之構園林、珍書畫者,恆願子孫永保,余不作此癡想。但與後之得此者珍視此卷,知吾與湖帆交誼恆泛,且畫筆迥出時流耳。遐翁。」

    

3.王季遷拜吳湖帆為師後,吳並不教他繪畫,而是讓他賞畫。吳湖帆作畫賞畫講究神韻,講究畫家的個人綜合素養。他曾於《醜簃畫說》中云:「多在名畫中求之,多在讀有用書中求之,亦可在人生觀念中求之。」王季遷自書道:「平日,吾師不教人作畫的,只教人看畫而已。……他每次看非常仔細周詳,有時把它掛在壁上,向我一一指示要點,並共同斟酌。這樣我得以追隨几席,誠屬獲益匪淺。

這位王季遷筆下「平日總是滿面春風地微笑」的師尊,某次對王勃然大怒,對其嚴斥痛罵。民國27年2月23日,吳湖帆回到家發現懸於壁上的一幅倪雲林畫軸被王季遷自行取去,隨即打電話讓其立刻送來。吳於翌日日記中寫道:「午前季遷來,被余大罵一頓。不告取物,索必取歸了事。季遷接近浮滑,遇事輕率取巧而不負責任,故迫令取歸,以儆其藐視事端也。余素不輕易罵人,且小節不拘,此次因其膽大太妄,故特別訓之,然余自恨平日太縱愛之也。」此次狠狠教訓這位「開山門」的得意弟子,吳湖帆要讓其懂得如何為人處世,亦可謂用心良苦。

(王季遷)

4.朱省齋與吳湖帆的交往始於1940年代初期,朱氏一生對吳氏的鑑賞水準及收藏都極為推崇,認為吳氏乃當代極少數幾位真正鑑賞大家之一。他曾評價吳:「既富收藏,又精鑑別,並擅繪事,夙為余所心折。」因此朱氏在上海購藏古書畫時,時常請吳氏為其「掌眼」。

抗戰勝利前夕,朱氏擔心因其曾任汪偽政權宣傳部次長等職遭到清算,遂暗生退隱江湖之念,請吳氏為其繪《樸園圖》橫幅一幀。吳氏細筆精心繪製,設色清潤秀逸,筆意高古。

移居香港數年之後,朱氏於1957年5月中旬應邀參訪內地,再次與吳氏等友人會聚與滬上,吳氏設宴為其洗塵。吳朱二人回憶往事恍如隔世,感慨不已。5月26日上午,吳湖帆陪同朱省齋往虹橋公墓祭拜朱氏前妻沈氏及長子榮昌。當晚,吳氏又送朱氏一頁扇面,一面繪《樸園圖》,另一面為瞿兌之書《樸園圖記》。如此合璧雙絕,朱氏感動非常。

    
(朱省齋漫畫像,黃永玉作)

5.由於陳巨來著書渲染,後人津津樂道吳湖帆與周鍊霞之關係,竟以信其婚外私情者居多!幸得今人劉聰用力考證、鉤稽,著書為吳周二人辨誣。據吳氏《佞宋詞痕》可知二人於1950年代方往來密切,然其時周氏「已作阿婆,非復三五少年也」(語出冒鶴亭《螺川韻語序》)。「至於《佞宋詞痕》中二人唱和之篇,或互有傾慕纏綿之意,實同為『語業不受羈勒』之例也。」(周采泉《金縷曲》)。

1949之後,丈夫徐晚蘋去臺灣任職,周氏失去經濟來源,半老徐娘攜家帶口,其艱難境況可想而知。她或許得到過吳氏經濟上之接濟。或因此為吳氏代筆作詞或書「情詞」或兩人合作《荷花鴛鴦圖》等,亦算是情義之報或聊以取酬之舉。

另,周氏早年亦與張大千有交往,若吳周二人真是「鴛鴦侶」而非「填詞侶」,以張氏極有分寸之個性,斷不會與周氏有超越「膩友」之關係。周氏在文革中遭遇迫害,一目被毆打致瞎。後請友人刻「一目了然」印聊以解嘲。張氏晚年罹患糖尿病致一目失明,故周氏託友人將此印轉贈張氏,堪稱藝壇佳話。

(周鍊霞)    

(張大千)

6.張大千與二哥張善孖共用「大風堂」堂號,約始於民國14年,得名於善孖喜歡的漢高祖《大風歌》。後二人開堂收徒傳道授藝,所有男女弟子皆被稱為「大風堂門人」。據統計,張氏兄弟自民國14年至民國72年共收弟子近一百三十人,其中張大千的弟子近九成。大風堂弟子之多,堪稱現代畫壇第一門派。門人身份與其他畫壇門派有所不同,如夫婦同門、父子同門、亦有張氏家族自己兄弟姐妹或子姪同門等等。如此「巧合」,實則說明了大風堂之名望,亦為其持續發展之基礎。據稱,遍佈海內外之大風堂再傳弟子近四百人,如此,「大風堂畫派」對當代畫壇之影響力至少還可持續百年甚至更久。
 

7.張氏兄弟之收徒儀式為傳統式。大致程序如左:首先有介紹人或擔保人。在正式收徒時,須有見證人。師尊端坐正堂之上,弟子行跪拜禮,然後送上拜師帖與拜師禮金。禮金數目無具體規約,視各人經濟情況而定。而後為師者回贈弟子禮物,一般為筆墨紙硯之類文房用品或自己印行之畫冊。儀式結束之後,有時備設幾桌酒宴請客,一般為弟子家人或介紹人操辦。

張大千曾委託「平生第一知己」李秋君代為收徒並舉行拜師儀式,被視為當年畫壇奇事。李氏出身上海灘富豪世家,幾位兄長早年與張氏交往甚密,堪稱張氏重要「資助人」。張氏視李氏為「紅顏知己」,而李氏為之終身未嫁。因此,張氏離滬又有人想拜入其門時,則全權委託李氏決定收或不收,李氏儼然「師娘」與大風堂「二當家」。
   

8.張大千因生計所累,故無法對所有弟子一一輔導。張氏常常同時教授數位弟子,親自作畫時,令弟子環立四周,觀摩其構圖、落筆、設色等,言傳身教;或令眾弟子臨摹古畫或自己的作品,再予以一一點評修改。絕大多數弟子面師受教之機會屈指可數,因此都靠自學。亦有一部分弟子原已拜他人為師,轉拜張氏,為的是借大風堂之名,更利於謀生而已。

「開門弟子」胡若思(原名胡儼)對繪畫極具天賦與悟性,胡父在其九歲時(民國14年左右)即令其拜張氏為師。此時張大千仍在傾心臨摹、仿作石濤、八大山人之作品,胡若思隨師學畫,深受熏習。數年之後,胡氏臨石濤之作幾可亂真,筆墨風格神似張氏。張氏畫債甚多,令胡氏為其代筆,而後親自修潤題跋鈐印,竟無人知是師徒「合作」。

抗戰軍興,張氏被日寇軟禁於北平,其「遇難」之謠言流布。胡氏在上海偽製張氏畫作百幅,其中尤以石濤風格淺絳山水居多,並舉辦「張大千遺作展」,人皆不知其偽,遂搶購一空。因此引起上海大風堂弟子公憤。後張氏設計逃離北平南下,抵滬之後即登報聲明,將胡氏逐出師門,永不相認。

  
(胡若思)

9. 朱省齋精於明清繪畫鑑定,竟對張大千早年偽製之石濤畫作亦能鑑別,在當時鑑賞家與收藏家中實屬罕見。二人都為吳湖帆友人,但張朱二人定交時間不詳。1950年10月,張氏旅居印度大吉嶺,曾應朱氏之請作《省齋讀畫圖》,此圖用筆設色明淨清逸,雖是應酬之作,但堪稱張氏小品之精心佳作。從此畫題跋可知兩人交誼甚深。

1952年初,張氏決定舉家移居南美,為籌備移民資金,遂將董源《瀟湘圖》與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作為向銀行貸款之抵押。由於貸款逾期未還,張氏曾想將兩圖高價出售以還貸。此事被朱氏得知,力勸張氏將兩圖賣給內地國家文物局,最後成交價僅每件一萬美金,遠低於市價五萬美金左右。因前一年台北故宮博物院曾有意購藏未成,此次詭譎交易曝光之後,引發台北方面震怒,使得當初幫助張氏攜歷年藏品離開大陸的軍政界朋友陷於尷尬之境。

張氏深感愧對友人,同時亦感覺到被「設局」,操縱者想以此切斷張氏與台灣之聯繫逼其就範。張氏遂開始疏遠朱氏,準備離開香港這個是非之地。1960年代初,朱氏對張氏屢出惡言,竭力詆毀張氏人格,二人終於交惡,但張氏終生未對個中原因有過任何解釋。

    

10.張大千的才能與智慧,遠遠超出其書畫藝術之外及其同輩之上,精於佈局、借勢。張氏計畫進軍歐美藝術市場,於1956年4月間,首選日本舉辦「張大千臨摹敦煌石窟壁畫展」。日本篤信佛教,此次畫展不僅轟動日本各界,其效應甚至擴大至歐洲,可謂旗開得勝。

當時,巴黎東方藝術館館長薩爾赴日參觀張氏畫展並與其結識,力邀張氏到巴黎辦展。張氏欣然允諾,日本之展甫一結束,立即將全部畫作空運至巴黎,並於6月在巴黎展出,再次轟動歐陸。6月之展結束,薩爾又推薦張氏赴巴黎現代美術館舉辦個展,以此向歐洲人展示其多方面的繪畫才能。

張氏初嘗勝果,又再出奇招,打算與畢卡索一會。當時在巴黎之畫家朋友趙無極、潘玉良、常玉等人試圖勸阻張氏,擔心其自討沒趣。但張氏與畢氏之會面居然得以成功,果然引發歐美媒體大幅報導。

張氏頗似晚明的董其昌,既善於創造藝術,又長於創寫歷史,都深知「知幾用神」之理。張、董身邊都有人氣凝聚之「場」,並演繹出特定人群之社會生活史,故極具研究價值。這一神奇之「場」,1949之前曾經出現在吳湖帆身邊;1949之後,則由張大千來延續。

(張大千與畢卡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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