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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我失落的乡土关中

乡土 | 2015-06-03 16:25: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李土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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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作烂柯人。——刘禹锡
 
一个漫长的牛年过后,虎年的春节姗姗来迟。腊月廿七,冒着立春后的那场大雪,我踏上西行的列车,铁轨的那一头是我的故乡。
 
火车在早晨到站,天还没亮。沿着路灯下寂静的水泥大路,我慢慢走着,看着村子的方向渐渐露出鱼肚白。曾经的庄稼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座挨一座的房地产项目。曾经的村庄,已经看不见太多泥土的痕迹,混凝土美学的城市化已经将我的童年和乡愁轻易地抹去。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我是在我娘的织布机声中长大的。曾经的故乡是温暖的,也是贫穷的,从我婆口中的民国时期到我的童年时代,关中一直保持着这种贫穷:人们住在几十年前父辈凿成的窑洞或土房中,半饥半饱地吃着高粱红薯,女人纺线织布缝衣纳鞋,仅有的衣服上打满可笑的补丁,大多数人的鞋子都露出一两个脚趾头,也常常可以看见没鞋穿的人;除过一个用土坯垒成供一家人睡觉的大炕,许多人家没有家具,因此大多数人没有坐的习惯,而是习惯蹲。
   
关于贫穷的原因,我一直感到好奇:一年里人们都很忙,地里种满了麦子玉米,可是为什么人们却吃不上臊子面和白馍,甚至要饿肚子……后来我多少知道了一些,人们管那些麦子叫做“皇粮国税”。
   
关中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秦晖先生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中说,关中一直以来就是自耕农的世界,基尼系数极低,一直保持在0.2左右,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差距很小。即使现在,我仍然认为关中是中国社会文化较好的地方——至少不贫穷。
   
贫穷的含义就是财富缺失。财富包括物质的,也应当包括精神的。财富是幸福的基础,而人的最终追求是幸福。因为生活在这个丰裕的欲望时代,谁都离不开钱。钱让所有人在支配与被支配的牢笼中互相需要并仇视着。
   
与老城市相比,乡村的城市化过程必然需要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和成本。从某种程度上,这种蜕变的代价和成本简直可以用一个人的变性经历来比喻。
   
   
我并不认为窑洞时代的关中是田园诗化的,事实上那是极其悲惨的——因为剪刀差所产生的贫穷。比贫穷更可怕的是暴力,而暴力的根源在于贫穷。贫穷和暴力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
  
窑洞时代的关中是一个暴力世界,暴力支配了一切。在一个封闭的时代,地少人多的资源矛盾只能用战争、械斗和各种暴力来解决。在那个年代,一块被作为肥料的驴粪都有可能导致一场家破人亡的斗殴。我对那个年代的印象常常在我的噩梦中重现:傍晚时分,女人和孩子们悲恸可怜的哭声在每个村子里回荡……
   
相比之下,温州的土地矛盾导致大量的人力输出,而关中人则喜欢固守家园。关中人的这种保守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关中之水土肥美也使其成为黄土文化的中心。相对而言,人们常常以为其它地方则是贫瘠苦寒的穷山恶水了。
  
关中是农业的关中、乡土的关中。关中是中国的重要出处,也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在一场城市化浪潮中,农业和乡土一起土崩瓦解,但城市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许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相对于物质的重建,精神世界的重建往往更加艰难,而后者极有可能导致中国城市化浪潮产生更多更不幸的结果,甚至灾难。
   
在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故乡的兄弟姐妹与城市人并没有质的差别,而只是量的不同,如同一顶豪华吊灯与一盏灯泡的区别。钢筋水泥的村庄里不乏各种家用电器、钢木家具、自来水天然气和汽车新房……如果要说差距,物质上的差距往往是最好填平的,就如同那句话,“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用钱解决不了的唯一的问题常常是非物质的,因此更多时候,精神层面的乡村常常令人感到忧虑。
   
   
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我母亲那一代大多数人虽然受教育不多,但却依然保留着传统文化的皈依精神:克制、节俭、恻隐、谦卑、爱人。应当承认,他们这些在饥荒年代死里逃生的老人应当是当下最具幸福感的人群,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安逸、富足和自由过。就像一个村里的老人给我讲的:“前半辈子,想着能住上几天不漏雨的土房子就知足了,没想到后半辈子竟然住上了全砖到底的楼房,做梦都想不到啊。”这一代老人是四处林立、香火茂盛的各种庙宇的虔诚拥趸,也是戏曲乱弹的主要观众。
   
比我母亲年轻一些的人文盲要少很多,他们基本都是在文革中上学识字的;或者说,他们是在破四旧反迷信忠字舞中长大的,因而与传统文化多少有些隔,当然也与现代时尚文化有更大的隔,因此他们与城市唱红歌的老年人一样,似乎也想通过扭秧歌、唱红歌找到了一种皈依,但这种穿红戴绿、涂脂抹粉、招摇过市的举动常常被村里人耻笑,沦为一种怪异的笑柄。
   
与中国其他地方超发达的口腔文化和餐桌文化相反,关中人对吃有一种暧昧的罪恶感,认为吃什么都要变成屎,吃珍馐美味是一种罪孽和浪费,对食物的挑剔是没出息和没教养的表现。关中的特色美食不过都是些锅盔、麻糖、擀面皮、臊子面、油泼面之类的普通面食。而作为西凤酒的产地,酒在关中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礼节,实际消费量很低。人们认为,饮酒和醉酒是一件不节制的坏习惯。而在中国其他很多地方,人们常常以饕餮醉酒为荣。一些北方地区每年人均能喝掉10来瓶白酒。
   
这种牙缝里的节俭和闻鸡起舞的勤劳结合在一起,在避免了肥胖病普及的同时,财富获得了最大可能的积累,这也使得关中的民间工业迅速崛起。因此年轻人大都可以在附近的民营企业中找到工作,其收入并不逊色于南方的“血汗工厂”。对成家的年轻人来说,也没有性饥渴和背井离乡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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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认,物质财富的积累在当下这一代年轻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些胆大的通过办厂办公司迅速致富,另外一些则通过打工逐渐积累。在关中,这些勤劳和节俭产生的财富以房屋和存折的形式体现出来。
   
一段时间,古老的五丈原下,一座私人仿建的天安门城楼传遍网络。和中国所有地方一样,炫富文化也成为当下关中一种主流的社会信仰。只有在炫富的过程中,无数暴富起来的人们才可以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建筑作为最直接的炫富方式,无论是显赫如北京,还是平常如关中,都得到了不遗余力的滥用。所以当下的关中楼房林立,人均居住面积应当超过中国大多数地区,因为人们是以楼房的高度和面积来判断主人的财富(社会地位)的。当然,这实际也是一种浪费,因为大多数房子没人住,甚至一些人家还是习惯一家人睡在一个炕上,尽管他家有很多房间。
  
席卷全国的人口流动大潮同样出现在关中,一种是通过高考出去的,一种是出去打工。这两者有一些共同点:一是大多数都把孩子留给年迈的爷爷奶奶,二是大多数都没有发财。留守儿童产生的根源,在于其父母难以支付孩子在城市成长的成本。这种困境反证了外出和外出者的艰难和失败。
   
  
故乡只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依然保持着诗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从某种意义上,窑洞时代的关中是开放的,一个村庄基本就是一个大家族,虽然兄弟反目,祸起阋墙屡见不鲜,但邻里关系基本是松弛的,远亲不如近邻,借盐还醋,彼此彼此。财富的剧增产生了深宅大院,电视随之成为每家最显赫的户主,邻里之间用紧锁的大铁门割断了原始的互动和共享。电视的介入,使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驱除无聊。与大多数城市人一样,他们对一个电视明星熟悉的情况远远超过对自己的邻居。
   
除夕夜突然停电,许多年轻人冲出家门大骂国家电网。如果没有电视和春晚,他们已经不知道如何过年了:过年的一切东西都是买现成的,无论千篇一律的油印门神和千篇一律的油印春联(传统木版画已经彻底消逝了),还是超市里的馒头和南方蔬菜。
   
马修斯在《硬球》中说:“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一切乡土都是政治的。在物质问题基本解决掉以后,电视成为中国普通民众精神问题的拯救者和布道者。电视把城市人那种过分发达的消费文化和欲望文化杂交出的物欲生活,逼真地展现给这些有钱的农民后代,逼迫他们赚更多的钱,和买更多更贵的工业品。
   
在农村,从喝的到吃的,添加了大量工业原料而更加可口的工业食品,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过分包装导致的垃圾泛滥和滥用工业添加剂导致的食物污染,已经给中国带来严重的麻烦和后患,这种灾难波及的不仅仅只是农村,更不仅仅只是关中。
  
电视和工业食品也使没有经验的年轻父母庆幸自己可以摆脱孩子的纠缠。孩子们在电视的教育和塑料袋食品的喂养下成长,而他们父母不是去忙于赚更多的钱,就是去忙于把这些钱花出去。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麻将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最刺激的、消耗多余钞票和多余时间的理想渠道。当很多父母身心疲惫地从麻将桌上回到家里时,电视机前已经没有了孩子的踪影,他们只能去网吧里去找寻。

   
当我带我娘看了好几次医生仍无法确定病因时,我才知道全村有数十人得了这种“头昏症”。这是一种只有症状而无法确症的莫名疾病。我怀疑是地下水污染。因为方便而被普遍使用的杠杆式手动压水井在毒化的中国显得非常危险可疑。尽管已经通了自来水,但大多数节俭惯了的老人还是更接受免费的压水井,结果他们纷纷得上了“头昏病”。前些年,不远的凤翔县曾经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严重铅中毒事件。即使附近没有化工厂,仅仅现在普遍超剂量使用的化肥、农药和除草剂,就可以通过污染土壤进一步污染了地下水。更何况人们紧邻着被严重污染的渭河。
   
“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这是贾岛的名句。比起黄河来,可以说,渭河才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真正发源地,从诗经文化、西周文化、先秦文化到长达1100多年汉唐文化,中国历史的舞台就是物华天宝、号称“八百里秦川”的渭河流域。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数千年来,迤逦向东的渭河也是关中人民的母亲河。但如今的渭河早已经成为关中城市带和工业带的下水道和排污池,渭河水质已经变成臭气熏天、接近毒药的劣五类。可以想见,或许不需要多久,渭河流域就会和臭名昭著的淮河流域一样,出现极其可怕的生态灾难。
   
据统计除西藏、青海、甘肃、宁夏外,中国各地都有许多癌症村。其中属淮河边的河南最多,癌症村数量超过39个。因为严重的水污染,这些癌症村里儿童畸形,成人绝育,老人早丧,甚至出现了绝户现象。这是典型的穷人替富人埋单,而富人的财富全部建立在对穷人的迫害与掠夺之上。这些“带血”的财富曾经使西方崛起,如今再次使中国崛起。
  
在一个世纪之前,工业时代的欧洲也是一片“礼崩乐坏”。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曾写作了《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的作家劳伦斯无限伤感地叹息道:“曾经和我一起上学的这一代人,现在都做了矿工,他们已经被全部摧垮,被那些喋喋不休吹嘘着物质繁荣高于一切的寄宿学校、书本、影院、牧师,以及整个国家和人类的意识所摧垮。”
  
尽管这个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型普遍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精神生活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调整。在身体残疾者(小儿麻痹、大脖子病、麻子等)减少甚至绝迹的同时,精神病人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除过遗传以外,儿童成长过程中缺乏相应的心理关怀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心理疾病也普遍得不到像身体疾病那样的足够重视。
   
如同许多改革方案一样,殡葬改革最终也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谋利手段。民间传统的土葬被明文禁止,所有死者均须购买经营机构的火葬和陵位。面对四处撂荒的坡地,民间一直以秘不发丧的悄悄下葬来逃避这种死亡勒索。这种“偷埋”竟然节省了大量的接待成本,使以往如同竞赛一般大操大办的丧葬费用完全省了,从而达到“薄葬”的效果。当然,这也有地方恻隐厚道的缘故。相比之下,有些地方甚至不惜掘尸见日,实在丧尽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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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我是在山坡上一个画满壁画的庙庵里开始小学教育的,课间还可以饮几口清凉的泉水。那时一个年级80多人,如今村小学是公路边漂亮的小洋楼,一个年级不足20人。以前或许人们望子成龙,期望孩子读书上大学,“吃商品粮”,如今供孩子读书不过是让他识几个字,会算账。至于上那些不学无术的大学,很多父母并不以为然,除非有当官的亲戚可以帮助上完大学的孩子找到“铁饭碗”,否则举债上大学将产生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找不到工作、挣不到钱、还不起债、回不了家、娶不了媳妇……比起没上大学的农民工,这些“大学生”往往眼高手低虚荣心很高,却无法给父母任何回报。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我小时候是没有钟表的,只能听着公鸡报晓声起早上学,这种不精确的报时常常导致我迟到,或者起来得过早。如今钟表之普遍已经不值一提,养鸡也只是专业养殖户才做的事情,普通人家几乎已经不再饲养鸡猪。现在鸡场里被工业饲料喂养的公鸡已经不会打鸣报晓了,变成了哑巴鸡;而且母鸡下蛋也不会“咯嗒咯嗒”叫了,甚至常常把自己刚下的鸡蛋啄开吃掉。一切都变得令人匪夷所思。
  
我颇为欣赏关中轻礼的风俗。礼轻情意重,人际关系应当看重的是情意,而不应当是重礼。尽管人们富裕了,去亲戚家还是带上一把自制的挂面,或者一盒手工作坊制作的点心即可,而亲戚也不过用几碗面条招待。吃饱了,泡一杯香喷喷的茉莉花茶,坐在炕上拉拉家常,这是多么快意的一件事啊。磕过头,或顽皮或羞怯的孩子们可以从慈爱的长辈那里得到几元嘎嘎新的压岁钱。有年轻人结婚,同村人奉上5元即可参加新人的婚礼,流水席上的面条一碗接一碗地往上端,热气腾腾,香气扑鼻,人声鼎沸,这是多么快意的事情呀。
  
但新一代年轻人正在破坏这种轻礼的风俗,轻礼重情的乡土正在被功利势利的城市消费文化颠覆。在中国城市,日益高涨的重礼在制造了大量腐败的同时,也令无数人苦不堪言,打肿脸充胖子的虚伪和趋炎附势的伪善已经将人的真诚厚道腐蚀殆尽。
  
海德格尔说:“在乡愁所有的言说中,它始终呵护着本真的东西,呵护着作为居者的人所熟稔的东西。”从民国二十四年,铁路第一次穿越关中,如今高铁又马上要修到河对岸的五丈原了,我的故乡被时间抹平了空间上的最后一点距离。工业时代的到来,童真与乡愁消逝了,而这个故乡也已不再是那个故乡了。
  
   
城市生活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渗透到中国乡村的每个角落。在这种城市消灭乡土的历史进程中,生活于其间的新一代年轻人无疑是最郁闷和最焦灼的一群人,他们缺乏真正城市生活的视野和体验,也缺乏乡土生活的忍耐和质朴。金钱之外,他们无依无靠,甚至对家庭、孩子和自己,也常常找不到一种真实的发自内心的觉悟和责任感。
  
他们可以出卖自己换取金钱,但却无法通过出卖金钱找回自己。或者说,他们学会了挣钱,却还没有学会花钱。他们常常将祖上传下来的榆木八仙桌当劈柴卖给城里人,然后买来海绵皮革玻璃做成的新式家具。在权力眼里,他们就是一群可以不停干活的农民工,只会干活而没有任何其他要求的农民工。
  
在工业革命早期,欧文在《论工业体系的影响》一书中不无忧虑地写道:“工业体系的影响业已遍及大英帝国全境,导致人民群众的性格发生了根本改变。这种改变仍在快速进行中,不久以后,农民那种相对快乐淳朴的性格将会荡然无存。……如果没有公正的立法措施对此趋势加以遏制,如果不改善这个阶级的处境,那么这个国家将迟早陷入一种难以应付、不可挽回的危险境地。”
   
中国近30年的新工业革命带来滚滚财富,而这一群来自农民的新工人阶级就是主力军,他们将劳动奉献给了国家和社会,却将成本留给自己、带回老家——生老病死子女教育都是自己独自埋单。
   
在城市这部巨型抽水机面前,中国大多数农村陷入一片灾难性的空心化。自强不息的关中经济带,使这些中国最古老农民后裔的处境要好得多,大多数村镇依然保持着活力和生机,这里没有如同潮汐一般的民工潮。这无疑是一件颇值得庆幸的事情,我在很多省份见过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几近荒芜的可怜村庄。古老乡土的这种灾难性沦陷,往往会使人对美轮美奂高楼大厦的城市产生莫名的罪恶和厌恶。
   
无论多少年以后,人们再回头看,乡土的沦陷总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情。在金钱战争的硝烟中,娱乐和物欲夺去了所有人的童年和故乡,每个人都变成了相似而没有出处的赚钱机器。真正的生活被奢侈虚荣的生存炫耀所替代,人们更加忙碌浮躁和焦虑,担心明天失去这暴富的世界。面对吃不完的食物和住不完的房屋,我们无法确定这是喜剧还是悲剧。
   
当这块土地上的兄弟姐妹都去超市里买菜买粮吃的时候,乡土已经沦陷了。这里留下的,只是长满荒草的垃圾堆,塑料垃圾和荒草填满了没有盖楼的土地。没有人愿意去料理土地了。在短暂的现代历史中,农民早已经被金钱和权力轻蔑为一种耻辱,而不是一种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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