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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一个没有地标的城市吗?

乡土 | 2015-12-31 16:54: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如风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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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地标更迭之快全国罕见

深圳建城短短30余年,人们曾经赋予过很多建筑地标的头衔。从上世纪80年代领导人访问参观必至的国贸大厦,到90年代亚洲第一高楼地王大厦,到441.8米高的京基100大厦,再到刚刚封顶的600米高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一座座代表深圳高度的地标建筑不断拔起,得到关注,再被另一座更高的大厦夺去光芒。除了国贸大厦和地王大厦这两个承载了深圳重要历史的建筑,其他被冠以地标的摩天大楼都只是以高度取得阶段性胜利,在城市精神层面却很难引起深圳人的共鸣。以深圳修建摩天大楼的速度,它们自然也会很快被未来的更高楼取代。



深圳人喜欢以高度决定地标,这或许和深圳没有像央视大楼和广州“小蛮腰”那样设计独特的建筑有关,但更根本的原因是深圳还太年轻。在物质缺乏的年代,深圳人修建高楼、引入外资、研发电子产品,这让深圳在30年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变化。但30年太短,还不足以让深圳人积淀出自己独有的城市文化,自然也就没有可以凝聚城市文化和特征的地标建筑。只有经过自然积淀和历史考验的地标,才能引起深圳人的广泛共鸣,以及全国范围内的认可。

上世纪80年代,深圳人把去国贸大厦顶层的旋转餐厅吃广式早茶当做神圣的梦想。只有西装革履的有钱人才能走进位于国贸大厦53层的旋转餐厅,一边享用美食,一边透过玻璃幕墙看深圳神话般的崛起过程。当时,深圳人均月工资不足200元,而在国贸大厦饱餐一顿要至少30元。近年来,曾经日日爆满的旋转餐厅已经走下高贵的神坛,虽然价格变得平易近人,但相比去国贸旋转餐厅吃中餐,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去国贸对面时髦的金光华广场吃饭和购物。(摄影/李砚伟)

老深圳人的情感地标年轻人却说“没感觉”

“如今年轻的深圳人,估计没有人知道‘大钟楼’是哪了。”邓友力感叹道。邓友力在1991年毕业后分配至深圳,对于当时刚刚二十出头的他来说,大钟楼几乎是最为重要的深圳地标,“每次约会碰头,大家问‘在哪见’,毫无疑问,答案一定是‘大钟楼’。”

邓友力口中的“大钟楼”,指的是华联大厦上的钟楼。上世纪80年代末,华联大厦建成的时候,楼顶气派恢弘的大石英钟曾有“亚洲第一钟”的美誉。90年代,华联大厦商品价格低廉,旁边的爱华电子市场售卖着最新鲜时髦的BP机、收音机和随身听。由于“大钟楼”标志明显,周边商场众多,遂成为当时最受年轻人认可的地标。

建于1985年的国贸大厦之于老深圳人更难以忘却的是日常点点滴滴。彼时的国贸大厦,是最时髦的百货大楼,不仅货物齐全,还拥有全市唯一的免税店,只能用港币购物。邓友力当时就职于一家合资企业,每个月工资一半是人民币,一半是港币,每个月发了港币,他便会到国贸“血拼”一把。每天下班之后,邓友力也常骑着单车环绕国贸大厦,似乎看一眼这栋大厦也有了努力的斗志。

这样的历史性地标还有很多,例如始建于50年代初,深圳人吃早点必去的老新安酒楼,80年代最上档次的商务酒店上海宾馆,以及80、90年代外地朋友前来必须陪同前往购物的中英街。然而这些曾经和深圳市民生活紧紧相连的地标,却无法激起现在的深圳年轻人心中的涟漪。他们更喜欢把市中心的购物商场、酒吧街、通往香港的关口、甚至是公司所在的大厦和园区视作他们心目中的地标。

聊到沙头角中英街和国贸大厦这些老深圳人的情感地标时,2012年大学毕业后就来到深圳,在腾讯工作了3年的刘培只淡淡地说到“离我太远了,我在深圳三年就去过两次罗湖”。今年她在深圳房价疯涨前按揭了南山区一套小小的房子,作为在深圳扎根发展的决心和寄托。她工作所在的南山区科技园云集了腾讯和中兴这样如日中天的IT名企,她每天两点一线往返于南山区的小窝和腾讯大厦,周末和同事聚会也选择在南山区商业中心的海岸城。她骄傲地告诉我她心中的深圳地标是科技园内还在建的腾讯滨海大厦,这个现在连外墙都没有的未来腾讯总部。确实,对刘培来说,福田区CBD的摩天大楼在地理上离得太远,罗湖区的传统标志性建筑所承载的历史在时间上也隔得太久。

深圳的宝安区、南山区、福田区和罗湖区是东西走向狭长分布的,这种带状组团式的城市布局让各个行政区域各自具有发达的文化商业中心。这让刘培这样生活和工作都集中在一个行政区域的年轻人不再愿意“千里迢迢”地跨区域吃饭和购物。这些忙碌的新深圳人的生活范围就这样被切割和收窄,与工作有关的地点和聚会场所逐渐形成了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情感认知。而那些曾经的深圳老地标,甚至从来就没有叩开过深圳新一代人的心门。



建于2011年的京基100大厦,楼高441.8米,是深圳已建成的最高建筑,在深圳无人不晓。它有着许多“高大上”的头衔:“深圳通向世界的门户”、“全球顶级配置的超5A甲级写字楼”、“记录国人巅峰梦想的城市地标建筑”。但这一切梦幻的称号都拯救不了它在深圳以外的低得可怜的知名度。中国现在并不缺摩天大厦,缺的是在外形上能让人眼前一亮,印象深刻的建筑。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京的央视大楼、广州的“小蛮腰”和苏州的“秋裤楼”虽然引发了人们对其外形美丑的激烈争论,但它们毕竟从层出不穷的摩天大楼突围而出了。



1985年建成的深圳国贸大厦、1996年建成的地王大厦、2011年建成的京基100大厦,都曾是深圳的最高建筑, 2015年封顶的平安金融中心是深圳已封顶的最高楼。这四座建筑的共同点还有都被冠以过地标的称号。当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只有绝对高度才能为一栋建筑加冕地标的桂冠时,却有城市规划的专家说:“第一高楼称号淘汰得比电子产品还快。”仅仅用高度这肤浅的标准来定义地标,这样的地标,含金量也是值得质疑的。



落成于1996年的地王大厦曾经稳坐深圳第一高楼的位置长达15年,这几乎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都市难得一见的长久纪录,这座消瘦挺拔的大楼也成为80后深圳人心中不折不扣的地标型大厦。21世纪开始,深圳的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般拔起。朝着深圳第一高楼这个目标修建的京基100大厦在封顶之时,已经被挤出了深圳高楼的前三甲。然而却很少能再有像地王大厦般凝聚着深圳人城市记忆的建筑,有的深圳人甚至称那些近十来年修建的,外表光彩照人的摩天大楼为“后来修的那些”。

这个勤奋务实的城市,还需要集体崇拜式的地标吗?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每个来到深圳的人印象最深的标语,遍布大街小巷。深圳是一座流动性的城市,是一座属于外来移民的城市,它的流动也像他们的血液一样,充满了闯劲和激情。比起按部就班的上班族,深圳这座城市似乎更欢迎那些有着“淘金”情结的冒险者。

对于1993年来深圳打拼的黑龙江人安杰来说,这是一个最适合年轻人前来奋斗的城市。原本他来到深圳“下海”只是为了赚够买一辆桑塔纳的钱,回老家开出租车。如今经过20年的拼搏奋斗,这方处于南粤大地的他乡早已成为了故乡。

安杰给我这样计算了一笔账:即使是现在,在宝安区的任何一个地铁口,骑电单车拉货载人,一天收入就可以达到500元到600元,轻轻松松月入15000元。即便深圳房价继续上涨,他们也足以付得起首付。“深圳便是这样的城市,只要你肯吃苦,就一定可以扎根。”

确实,很多来这里工作和定居的深圳人关注的都是吃的饭、赚的钱、住的房和脚下的路。在这里,地标这一概念也变得更接地气,转换成了和衣食住行相关的场所。他们不愿意人云亦云地把最高摩天楼或者最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当成心目中的地标。现在的深圳人更愿意把这座城市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参考系视作地标,正因为如此,他们给出的答案才会大相径庭。

或许,这是一座并不需要地标的城市。在深圳这座日新月异的年轻都市中,只有实实在在的效率和成就才是很多深圳人努力的目标,而那些有着“中国第一高”、“华南第三高”、“深圳第一高”华丽头衔的地标们也仅仅是深圳人奋斗史中的配角和见证者。

对城市地标建筑的追求,不能只停留在高大体量和奇异外形上

胡天新,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院副总规划师

对城市本地人而言,地标建筑标志着城市内空间异质性,指引着日常生活中空间行为,承接着生活记忆和场所经验。而对于外地人而言,地标建筑标志着整个城市的特性,代表着城市名片,建筑物外观的标识意义就更明显。

一个建筑要成为代表整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应能出类拔萃。首先,建筑外观既有很好的可识别性,还要符合社会的审美和体验要求,能引人关注和观赏。其次,建筑要具有“在地性”,是城市历史和地理的意象表达,反映城市精神,并能获得城市住民的广泛认同,提升他们对自己城市的自豪感。

近年来,许多城市仍不计成本地建设城市标志建筑,这其中隐喻了政府对外在“政绩”的追求和企业对成功的炫耀。但对标志性建筑的理解和认识,多停留在高大体量和奇异外形上。虽然这些建筑也能独树一帜,有较强的可识别性,但多植入生硬,不接文脉,缺失审美意义。既不能体现在地性,也与当下流行的生态环保、“以人为本”等价值理念背道而驰,难以获得当地社会的广泛认同。这对城市形象而言,没有积极意义。

城市地标不再是集体崇拜,而是每个人对城市体验的浓缩

刘磊,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设计总监

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通常有着强大视觉张力的地标成了规划师、建筑师及决策者实现城市愿景的捷径。深圳在过去30多年的快速扩张中,“地标”也在不断繁殖,从地王大厦到市民中心,到在建中的“深圳第一高楼”平安金融中心,再到即将出现一系列地标的前海,我们好像对迭代更新的地标有的只是短暂的欢呼雀跃,而实质上早已经麻木了。

其实,人与地标如今的联系不再只是集体的对于空间的膜拜,而融入了更加个人化的经历。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建筑浏览,进而与之建立更深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光只是视觉上的、物质空间上的,同时也是感官和情感上的联系。

深圳的地标是什么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会问究竟是指谁的地标。地标不再是高大上的视觉盛宴,而是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心中的某一个角落,就如《东京制造》一书对于不显眼却和生活紧密相连的“滥建筑”的青睐。依照这样的思路,正在消失中的二线关或城中村更有作为深圳地标的讨论价值,因为它们与大多数居住在深圳的普通人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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