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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一个中国问题的诞生

乡土 | 2016-02-24 15:20: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如风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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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乡村的形象,我们会发现它在历史上有着明显的形象断裂。

在明清以前,乡村是美好的代名词。孔子说过“礼失而求诸野”,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也同样在乡村里发现了诸多旷世奇才(如司马徽、徐庶,还有后来成为主角的诸葛亮),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更是常年隐居在山林里,不愿意出来做官。

唐诗宋词,“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暝》),“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无象太平还有象,孤烟起处是人家。”(苏轼《山村五绝》)。那个时候的乡村,是中国人内心寻求安逸的地方,很多诗人流连于乡村的山清水秀。

明清之后,乡村却在逐渐走向没落。北大教授陈平原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明清以前,很多官员退休后,都愿意回到乡村,安度一个幸福的晚年,并在乡村中充当乡绅,维护一方安宁。但到了明清之后,官员们退休都留在了城市里,没有人愿意在回到乡村。到了晚清时期,西方使团和传教士笔下的乡村,更是到了不堪入目的情况。

比如跟随马嘎尔尼来华的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一本书中写到:“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我看乾隆盛世》)

曾经受到鲁迅推崇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曾经留下一本专门记载晚清时期乡村生活的书《中国的乡村生活》 ,在那本书里,会看到中国乡民们的麻木,政府对乡村的压榨,饥荒、水灾始终伴随着广大的乡村地区,明恩溥在最后得到结论:中国乡村不存在理智的生活。人们苟且偷生,今生既没有物质生活,也没有精神生活,几乎所有的农民每天除了种地,就是坐在一起传播小道消息。

乡村的形象何以会在近代遭到如此大的转变?迄今为止没有看到对此进行详细论述的文章。不过,下面的几个原因可以让我们寻找到乡村在走向衰败的蛛丝马迹。

近些年,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对乡村的研究,古代的乡村建设愈发受到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儒家学者对乡村建设的积极参与建构,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也为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借鉴。

春秋时期,亚圣孟子就提出过构建和谐乡村的关系和原则,比如制民以产。南北朝时期,在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里面,也详细说明了如何构建乡村秩序、维护乡村伦理的方法,倡导用“睦亲”的方式来维系乡村秩序。

后来的儒家学者张载、吕大临、朱熹、吕坤等等都强调乡约的作用,强调“民胞物与” ,主张乡绅对于乡村的主导作用,强化礼治对于人们的控制。所谓乡约,是乡里共同制定的某种契约规范,甚至有学者将其与西方的契约制度相类比。

这些儒家学者的建议,对于乡村的礼法的形成、乡村道德的树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对于“兼并”观点,却对中国后来的乡村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张载、朱熹等人都主张恢复上古时期的井田制,所谓井田制,则是土地划分成类似于九宫格的形式,最中间的田归国家,由周围的八户人共同耕种。周围的八户人家的田地,则归自己。其实,我们可以在这其中看到原始的共产主义的影子。

恢复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并不是简单地要求恢复古制,而是考虑当下的实践问题:以地主士绅为中心、通过‘乡约’和宗法,重建道德、经济和政治相互统一的社会基础。”(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因为宋代政府能力的增强,国家曾希望对乡村进行管辖,随着市场经济的增强,社会的土地兼并开始出现,朱熹等人的提议其实就是反对这种兼并对于农民的损害。

但是,长期来看,这种乡约将中国的农村发展限定在了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而小农经济将限制农业的发展,每个人都是“一亩三分地”,大家并不需要变革技术,即使用最原始的手段,也可以耕种完自己的土地,于是,中国自古以来,农业技术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解放之后,很多农民所使用的农具,与春秋战国时期并无二致。

如果说小农经济在清代之前,还可以保证乡村百姓的生活,那么到了清代人口极速增长之后,低级的生产力已经很难满足大量人口的生活,人们只能艰难地维持在温饱线的上下徘徊,这也同样带来乡村生活的凋蔽。美国学者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通过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对华北小农生产进行了全面研究,他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内卷化”理论,即中国始终保持着小农经济的发展,根本无法转换成为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业规模,究其原因,黄宗智热内是认为中国农村闭塞、人口过度增长、乡村习惯性的制度,使它永远陷进落后的阶段。

在宋代时期,乡约的思想还体现了乡村与皇权抗衡的思想。在朱熹等人的思想中,乡村应该以乡绅作为主导。在美国学者张仲礼的《中国绅士》一书中,曾对中国传统的乡绅做了系统的概述,在引用的一段清代巡抚发布的告示中,有“士为齐民之首,乡民之望”可见乡绅在传统中国的作用。乡绅在古代可以与地方官员平起平坐,乡村有各种纠纷,往往都请当地的“耆宿”进行审理,断案。这种在地方上的权力,自然会引起政府的忌惮,于是,乡村需要发展出一套制度与政府的渗透进行调和,家庙和祠堂有此而生。中国的“宗法制”也因为家庙的形成而真正形成。

在宋代之前,只有官员士大夫才被允许建立家庙和祠堂。但是到了宋代之后,普通百姓也可以进行祭祀。南宋时期,政府开始管控乡村的祠堂,“这实际上是对朝廷主动权的肯定,也是中央政府控制祠堂的第一步”,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官府对地方的恐慌。不过,这种控制没有实际意义,乡村还是以乡绅为中心来进行管辖。到了明代,王阳明的“南赣乡约”甚至将乡村的共同体延伸到维持地方治安的功能。

到了清代,雍正的“摊丁入亩”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乡绅的独立自主性(雍正命令此项规定,由乡绅和官僚共同实行),因此,乡村逐渐被政府所冲击。在萧公权的名著《中国乡村》一书中,萧公权还发现清代的乡村保甲制度成为了地方委任制度,保甲制度一直受地方官员监督,乡村被纳入了政府的管辖之中。保甲制度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相互告密制度,另乡村关系越来越紧张。另一个问题,当地方乡绅与政府共谋以后,地方乡绅开始利用制度之便以自肥,通过权力满足自己的欲望。于是,乡村的内在精神被损耗殆尽。到了20世纪,中国共产党所说的“土豪劣绅”的形象,也是由这一制度而形成。

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旧时的乡村,往往都是以祠堂作为村落的中心,在祠堂之外,才是市场、生活区域等等。虽然中国人千年来没有信仰,但是崇敬祖先的“实用主义”也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中国人的信仰危机。

但是,到了清代晚期,太平天国运动等历次的战乱,击垮了乡村的秩序。据统计,太平天国运动遍及中国18省,死亡人数近5000万,太平天国以变了味的基督教为理论原则,每攻打下一地,都将儒家的秩序摧毁殆尽,乡村的宗祠也多被毁坏。曾国藩在《讨贼檄文》中说,“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可见,太平天国运动对于中国人信仰冲击有多严重。

太平天国灭亡之后,乡村秩序还没有通过时间恢复的时候,西方的科学主义又再次冲击了中国人的信仰理念。杨国强教授认为,晚清以来,事理与事功彼此纠结,曾国藩作为最后一个士大夫,他还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也关心人们的精神世界。但是到了李鸿章,则只注重事功,即如何在物质和军事上追赶西方,一味强调外在的强盛,忽略了内在的精神作用。这种“事功”的实用主义思想,渐渐遍及全体中国人,中国人开始追求西方的物质科学,中国传统的精神与信仰以西方的标准来看,彻底封建迷信的代名词,信仰在中国彻底失落……

主要参考文献: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三联书店2008年版。

明恩溥《中国的乡村生活》,午晴、唐军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

萧公权《中国乡村》,联经出版社,张皓、张升译,2014年版。

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李国庆、欧阳少春译,中国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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