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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胡适的一篇祝寿文章

名家 | 10-16 09:42 | 作者:王凯 | 编辑: 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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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民党退据台湾后,胡适、雷震等—批崇尚西方民主、反对一党独裁的知识分子相约发起成立了一家政论性半月刊《自由中国》杂志,该刊由雷震任发行人,殷海光为主笔,初期以反共宣传为主,后来刊物延续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贯立论与风格,把笔锋转向对时局的剖析。杂志经常刊登一些尖锐的评论和报道,揭露国民党特务的丑恶行径,抨击当局的施政弊端,甚至直接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将矛头直指国民党最高统治当局。由于所刊文章理论水平高,观点犀利,故吸引了岛内的大批读者,《自由中国》逐渐发展成为台湾言论自由的重镇,被誉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

1956年10月蒋介石70大寿时,《自由中国》专门出版了一期“祝寿专号”,胡适、雷震、毛子水、徐复观等人纷纷发表文章,畅谈对“国是”的看法。雷震作了一篇《寿总统蒋公》的社论,建议当局选拔人才,确立内阁制,实施军队国家化。向来对民主政治情有独钟的胡适,也写了一篇题为《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的短文,胡适在文章中讲了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即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第一个是二战结束后,艾森豪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副校长安排他分头听取各学院院长和相关学科主任汇报工作,每天见两三位,每位谈半个钟头。在听了十几位先生的汇报之后,艾森豪有些不耐烦地问总共要听多少人的汇报,副校长汇报说共有63位,

艾氏听后大惊:“天呵!太多了!太多了!副校长先生,你知道我从前做同盟国联军的统帅,那是人类有史以来空前最大的军队,在那个时期,我只须接见三位受我直接指示的将领,我完全信任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也从来不须我自己接见。想不到,我做一个大学样长,竟要接见63位主要首长!他们谈的,我大部分不很懂得,又不能不细心听他们说下去。我问的话,大概也不是中肯的话,他们对我客气,也不好意思不答我。我看这个糟蹋了他们的宝贵时间,于学校实在没有多大好处!副校长先生,你看那张日程,可不可完全豁免了呢?”胡适讲的第二个故事是艾氏当选美国总统后,一次正在高尔夫球场打球,白宫送来一个急件要艾批示。总统助理知道艾氏疏于理事,事先便拟就了“赞成”与“否定”两种批示,只待他挑选其中一个签名即可。谁知艾氏看了文件后一时不能决定赞成与否,便在这两种批示上都签了名,对来人说道:“请狄克(即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吧。”说完便回去打高尔夫球去了。

胡适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显而易见,无非是要劝蒋做到“无智、无能、无为”,希望蒋能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其实胡适的这个思路在很早以前就已形成,1932年11月30日,他在汉口拜访蒋介石,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又派秘书专程来请胡适共进晚餐,因顾孟余、陈布雷、陈立夫等人在场,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胡适便在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后早早离去。《淮南王书》是一部杂家著作,它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阴阳五行等诸家思想,其主导思想正是老子的无为。胡适自然知道《淮南王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他以此赠蒋介石,正是看中了该书宣扬“无为主义”。胡适认为:“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道家兼收并蓄,但其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他还指出,无为政治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君主的知识有限,能力有限,必须靠全国的耳目为耳目,靠全国的手足为手足。这便是‘众智众力’的政治,颇含有民治的意味”。

后来,胡适又多次与朋友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1935年7月26日,他在给好友罗隆基的一封长信中写道,据他的观察,蒋介石管的太多,“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前在汉口初见蒋介石,“临行时赠他一册《淮南王书》,意在请他稍稍留意《淮南》书中的无为主义的精义”。但胡适的馈赠,未必就合蒋介石的胃口,而蒋介石也未必理解胡适赠书的苦心。

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记述,《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的写作,缘于当时《中央日报》负责人胡健中的约稿。文章见报后,胡适对台北的媒体记者说:“现在为国家办事的人最大弱点,就是在那些人中没有诤臣,只有唯唯喏喏的‘是是是先生’,要把‘是是是先生’变成诤臣,不是容易的事,只有从言论自由着手。言论自由了,不仅有诤臣,而且有无数的诤臣诤友敢于说话,有痛苦的人可以诉苦,有冤枉的人可以宣冤,政府有不当的言行,有人敢出来批评而不致有犯罪坐牢的危险。言论自由了,政府首长才有无数的诤臣诤友,就不必再靠私人耳目,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力量。”胡适最后指出:“言论自由对政府领袖而言,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自由的言论,只有增加政府领袖的力量。”

多年以后,这篇文章的约稿人胡健中对此事还是记忆犹新,他向外界透露了其中的一些内情:“犹记在民国四十五年总统七十华诞,那时我还在中央日报服务,报社征文为总统祝寿。我就打一个电报给适之先生,请他写一篇文章为总统寿。他答应了,写了一篇寄给我,并有一封信说:‘我量你不敢登!’这文章是希望总统‘无为而治’,不要管太多的事情……我当时确很为难,但总统非常宽宏大量,说可以照登,让他去讲好了!这篇文章就一字不改的登了出来。”从这件事上,我们能够体会到胡适先生的胆量,也能感觉到蒋介石对胡适的度量,难怪当时台湾就有人说:“在自由中国,只有胡适一人享有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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