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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仲鸣之子口述史之五:往昔

口述史 | 2-25 16:04 | 作者:曾仲鲁 | 编辑: 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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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这些生死与共的经历,方君瑛、曾醒与汪精卫、陈璧君之间结成了一种特别深厚的情谊。那时候的他们也都是一腔热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在革命之前都曾宣誓过: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愿意功成身退、解甲归田。他们只希望政府能提供一笔官费可以出国读书。袁世凯已经上台,他当然乐得把这些革命党人送出去,以免留在国内多事,所以很痛快地答应下来。他们四人得到的官费很优厚,每一份足够两个人用,所以方君瑛就决定带她的妹妹方君璧,曾醒带了儿子方贤俶和弟弟曾仲鸣,陈璧君带了她的弟弟昌祖,加上汪精卫,一共8人,于1912年乘船离开中国。那一年,曾仲鸣16岁,方君璧14岁。父亲在家里排行第十,他们喊他“十弟”,排行十一的母亲则被喊“十一妹”。
 
他们这8人先是到了南洋陈璧君的家。陈璧君的父亲陈耕全是橡胶园主,很有钱,陈家在海边有别墅,这8人在陈家的别墅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又继续起程。那时候坐船去欧洲,要在海上航行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怎么会讲外文,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年龄最小,只有8岁,他曾在马来西亚的英国学校寄宿过,在船上有时就由他来做翻译。陈昌祖在学校通常吃惯英国人的白煮鸡蛋和白煮土豆,所以在船上也点这两样。他们这8人吃了几天的鸡蛋和土豆。母亲后来回忆,她看到船上其他人都有鱼和肉可吃,还奇怪为什么只有他们吃这两样。直到有一天他们忍不住问别人,才知道事情原委,后来也才吃上别的菜。
其实母亲的原名叫方君玉。汪精卫觉得“君玉”这个名字不好听,他说既然陈璧君喜欢十一妹,都有一个君字,那不如倒过来叫君璧怎么样,所以母亲的名字后来就成了“方君璧”。
 
到了法国之后,他们这8人在巴黎以南30公里的蒙塔奇租了房子住了下来。一句法语都不会的曾仲鸣、方君璧进入法国学校寄宿读书,周末回家,由蔡元培教他们中文,汪精卫教历史和诗词。成年后,他俩不但能读写中文,还能作诗作词,父亲更写得一手好字。我后来看过父亲与母亲之间的通信,他们都是用中文而不是用法文写。这要感谢蔡元培和汪精卫为他们打下的中文底子。
 
1914年夏天,欧战爆发,这个中国小集体迁移到法国南部的波尔多,避开战火。那段特殊的时光,也使他们之间的友情更加牢固。汪精卫也用自己的方式铭记这份特殊情谊——他的大儿子叫汪文婴,就是为了纪念君瑛;女儿叫文惺,是为纪念曾醒。文惺刚出世时,是个早产儿,医生都认为活不了太久,那时汪精卫与陈璧君回国参加反袁世凯革命,全凭君瑛和曾醒用棉花蘸牛奶喂她,她才得以生存下来。
 
喜欢画画的母亲在1917年考上波尔多的美术学校,正式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母亲在这里从开始学习画石膏像开始,她很有天赋,画得很好,老师也很赞赏她的作品,这给了她很大鼓励。后来想如果继续画下去,不如干脆到最高学院去试一试。于是她就带着她的画作去了巴黎,给老师们看。他们都觉得她画得很好。几个月后,母亲正式考入巴黎国家高等美术学院,成为第一位进入这所学校的中国女性。
 
巴黎美院当时还分男女教学,教女生的是一个叫恩贝尔的老先生,他只教素描、水彩画,却不教油画。他可能觉得油画是最难的,而女孩子不必要学油画。可是想做一名画家的话,必须学习画油画。母亲班里有一个犹太女孩子,她之前学习过油画,她来教母亲怎样买颜料、画布,怎样画画,她们白天就跑到街上画人物、画街景,到了晚上太冷了就跑回学校上课,所以母亲的油画等于完全是自学的。
 
刚到法国时,方君瑛曾经对方君璧和曾仲鸣说:你们应该像我们一样,有如兄妹,好了一辈子。在母亲眼里,这句话就像誓言一样。可是慢慢地,曾仲鸣对方君璧的感情就有了变化。可是,君璧听了他的表白之后,却非常生气,大概一是觉得有点亵渎这种纯洁的兄妹之情,二来她觉得大家都是出来读书的,不应该谈恋爱浪费时间,所以就不搭理曾仲鸣。方君璧的性格像方家人,意志坚定,她的决心也很大,整整两年都没有跟他说话。
 
那时候,中国国内政局仍然动荡不安,汪精卫他们经常回国参加诸如“二次革命”这种政治运动,有一段时间大人们都回国了,只剩下他们两个管理更小的小孩子,不得不重新开始交流。曾仲鸣和姐姐曾醒一样,性格温顺。他每天都会采一大把野花,偷偷放在方君璧的房间里,有一天方君璧终于感动得掉了泪……他们的感情也得到了大人们的祝福。1922年,他们两人在安纳西湖畔结婚。
 
父亲本来是学化学的,在波尔多大学毕业后,又进入巴斯德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不知道是否受到汪精卫或蔡元培的影响,他后来愈发觉得自己更喜欢的,还是文学。于是他转学到里昂大学文学系,最终拿到博士学位。
 
1921年,里昂大学与广东大学在里昂合设中法大学,专门接收中国学生。大学由吴稚晖任校长,父亲做秘书长,负责管理校务,以及中法双方的联系等等。比如学生的学费没到、付不起学费需要找到他,谁的自行车被偷了也去找他。父亲少年时即到法国,在这里多年,其实他本来同中国人的关系不是那么亲密。而中法大学三年秘书长的工作,让他有机会认识了很多中国学生,才逐渐回到中国人的圈子里去。
 
当时吴稚晖亲自在上海招了120名学生,他们一起乘船到马赛,成为中法大学的第一届学生。这批人里面有很多人后来成为很有成就的人,包括学画画的潘玉良、常书鸿、孙福熙,写作的有苏雪林、李丹等等。他们刚到法国时都不会说法语,也不熟悉法国的情况,所以我妈妈就替他们做翻译,带着女孩子出去买东西、吃饭、喝咖啡等等,就跟那些中国女孩子很熟悉。
 
婚后,母亲在巴黎租了一个画室,当时还在坚持画画。母亲有时也去大磨坊,买票就可以进去,里面有裸体的模特可以画,潘玉良就经常去大磨坊画。1924年,母亲带着她的几幅画去沙龙试试看,没想到《吹笛女》和另一幅作品《H小姐的画像》很顺利地被沙龙收了,于1924年在巴黎美术沙龙展出。因为她是第一个进入沙龙的东方女性,在巴黎引起了轰动。《吹笛女》被一本艺术杂志作为封面使用,记者纷纷来采访她。母亲觉得一切都很容易,就像一场游戏。
《吹笛女》的原型叫方裕,也是中法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学习音乐。方裕后来改名“方于”,她与同一届的李丹结婚,他们回国后开始翻译《悲惨世界》。其间经历了不少政治运动,历尽坎坷。李丹1977年去世后,方于忍痛继续翻译,终于完成全部译稿。1976年我妈妈回来在南京见过方于一次。
 
那段时间,母亲在巴黎,父亲在里昂,他们几乎每天都写信。父亲的房东太太都奇怪:为什么你刚从巴黎回来就写信?我想那时大概是母亲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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