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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揭秘:赵紫阳到底是怎样的人?

揭秘 | 7-21 16:48 | 作者:陈仲旋 | 编辑: 如风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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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本文选自炎黄春秋网,作者陈仲旋(1932—2005)广东省电白县人,1948年加入共产党,1952年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工作,1962年至“文革”担任赵紫阳秘书。后为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本文是作者去世前在医院病榻上写成的。


1962年6月,组织上调我去当赵紫阳的秘书。当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心里有点胆怯。推荐并向我移交工作的前任秘书汤戈夫说:“你不用担心,肯定行,紫阳同志(那时不论对多高职位的干部,都称同志)的脾气很好,他也不需要秘书帮他写什么东西。”并举例说:“有一次,紫阳同志交代我通知办公厅,明天晚上七点开全省电话会议,各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结果我把时间搞错了,让办公厅通知今晚召开。时间快到时,我提醒他到会。他听后一怔,说不是明晚吗?随即动身赴会去了。事后,他一句批评我的话也没有,可我难过了好几天,如果不是紫阳同志早已胸有成竹,照样可以赴会讲话,那就真坏事了!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所以你不必担心。”就这样,我被推上了这个岗位,一直工作到文革我不得不离开的时候。

果真如汤戈夫所说那样,我在赵紫阳身边工作的那些岁月里,的确没见过他发过一次脾气,无论对待什么人,他都没说过一句重话,也从来不发火。他对同志和下级的和蔼尊重,在像他这一级的领导人中,所见甚少。他是一位一身正气、极有领导才能、政治素养很好、心地善良、生性平和的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在那些年里,我确实没有受到过他的批评,但也很少得到过他的表扬。有一次,他身体欠安休息期间,才有时间和我闲谈一下,说我写的东西(指我给新华分社写的内参)还好,但文字过长。我很高兴他指出我的缺点,可惜的是也就是这么一次。还有一次是对两位前任秘书和我的评论,他说:“老高最活跃,老汤最不活跃,你是中间的” 这也算是一次闲谈吧,他实在太忙了,确实没有时间和我们聊天,但我们都心情很舒畅。


从来不用秘书代劳的省委书记

我去赵紫阳身边工作时,他才44岁,后来又是全国最年轻的省级第一把手。他智商极高,讲话很有条理,层次分明,理据充分,使人一听即懂。只要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 不用作任何文字修饰就是一篇好文章。跟他下去搞调查研究,回来后完全不需要秘书为他整理材料。他非常善于发现下面的好经验、好苗头,和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的记忆力极好,都记在脑子里;再加以思考、总结、提升。 形成系统概念后, 就会召开省委常委会讨论,作出决定。

更加令人钦佩的是,除了在全省党代会上的工作报告需要由秘书长杨应彬根据他的思想,组织起草文件以外;他在其它各种会议的讲话,都不需要他人代劳。他经过思考后,亲自写一个“提纲”,就在会议上做总结或是报告,一讲就是二三个、三四个小时,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听得聚精会神,明明白白。

在我担任赵紫阳秘书期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专门发了一份中央文件,內容是:反对秘书专政,不用秘书代劳。可见当时靠秘书代劳现象已很普遍,而赵紫阳从来不用秘书代劳。


他走遍了广东每一个县

赵紫阳是在1951年来到广东工作的,最初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后任秘书长、副书记。当时华南分局的书记是叶剑英,后来是陶铸,管广东、广西两省。1955年华南分局撤消,改设中共广东省委, 陶铸任省委书记,赵紫阳任副书记,分管农业。1960年陶铸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统管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仍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是第二书记,实际上主持广东全面工作,直至1964年才被任命为第一书记。他一直主持广东全面工作,但仍然用主要精力抓农业,所以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是农村工作。50年代末60年代初, “大跃进”给全国城乡造成大饥荒、大蕭条, 持续三、四年。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迅速改善人民生活,赵紫阳带领省委一班人,经常下基层调研,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为此,他走遍了全省各县及许多公社、大队。

1962年,在去汕头地区南澳县的途中,他对我们说,这是他走完全省的最后一个县。去南澳县,可不那么容易,汕头地委请了当地海军帮助,派了艘护航舰载送我们到南澳。途中,大浪滔天,军舰俯仰摇摆30度,我这个海边长大的早已晕船躺倒,而他,这位不近大海的河南人,却始终手扶舷栏眺望远方,给我留下了长久记忆的瞬间。

文革后期,赵“解放”,调任內蒙党委书记 ,十个月后又调回广东,据跟随他从内蒙到广东的蔡肇发秘书说,周恩来在主持有关赵调广东等问题的会议上说,赵在内蒙十个月时间,跑遍了內蒙所有的盟和许多旗、县,表示了赞赏之意。

赵紫阳调回广东几年后,重新担任第一书记。一年多后又调任四川省当第一书记。后来,又是蔡秘书告诉我,赵到四川,依然是多数时间下乡,不多久就走遍了四川。他推广广东的经验:“联系产量责任制”,大大地调动了四川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迅速提高,恢复了天府之国的美誉,形成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对这样的赞誉,赵紫阳当之无愧。


他没有星期天

中共中央曾发出通知, 规定省委书记每年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基层调查研究。而赵紫阳早在这个文件发出之前,每年就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基层。从我到他身边工作以后的情况来看,的确如此。

1962年,我刚到他那里没两天,就跟他下乡,回来后,开了两天会,处理一些文件,就又下乡去了。很少时间呆在广州; 如在广州,每个星期工作六天,每天都是上下午和晚上三班。他晚上不是看文件就是开会,直至深夜十二点。即使决定星期一开会,这个星期天也要下去。时间不允许他走远,就到附近的佛山地委、南海县委、大沥公社走一趟,晚上才回來。佛山地区是主要产粮区,我们去得最多,潮汕地区是粮食亩产高产区,也去得不少。有人说,赵的日历上没有星期天,我也被家人称为只是“存在于户口本上的人。”


不爱装模作样

赵紫阳下乡,从来不走马观花,更不装模作样,譬如去农民家里坐坐,拍拍农民的肩膀,抱抱农家的小孩……他不搞这一套。据我多年的观察,他每次下去都是围绕如何搞好农业生产这个大课题,进行各方面的调研,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了解下面情况,及时发現值得注意的苗头和问题,帮助解决困难,总结经验。他不但与地、县、市的领导坐谈,也到公社、大队座谈,听取干部和农民的意见、呼声和要求,他听到那里有增产的经验,必定要到实地看看,听取具体汇报,并做详细询问。例如:佛山新会县和潮汕地区的农民育种专家如何培育良种水稻;海南如何为全国提供水稻良种;惠阳地区如何防治水果病虫害;湛江地区如何发展木薯蚕以解决广东缺少棉花的问题;顺德县勒流公社如何发展淡水养殖业;梅县地区如何发展山区经济,等等。总之,哪里有经验,他就到哪里听取、再总结和推广;哪里有困难和问题,他就去解决。当时湛江地区发展木薯蚕,湛江农业局长陈东带领上海蓖麻蚕专家王高顺等到北京向农业部汇报,当时赵正在北京开会,就约谈陈东、王高顺,足足听了两个小时,深表赞许支持。后来湛江地区木薯蚕大发展,对解决广东人民衣着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赵紫阳直到现在还记得陈东。

赵紫阳每下去一个地、县、公社,一定要在那里往上几天;南海县大沥公社地近广州,车程不用一小时,为了传达宣传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二十三条》,他在大沥公社的凤池大队住了半个月。

由于赵紫阳很有耐心听取大家意见,鼓励下面畅所欲言,从不对人吹胡子瞪眼,更不给人扣帽子,所以,当时的东莞县委书记林若、佛山书记杜瑞芝、专员楊德元、张勋甫、汕头书记刘俊杰、惠阳书记原鲁、李富林,还有了顺德勒流公社黎子流、南海大沥公社陈贤芳、中山县委谢明仁等等,都很乐意与他谈心,对他讲真话。在他们眼里,赵既是省领导,又是知心朋友,大家从心里尊重他、佩服他。他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干部有独特优点,他曾对我们说,珠三角的干部思想活跃、开放,语言丰富、生动;他还曾针对这些干部文化不高但能干的特点,戏称他们是“不学有术”。本来我们党是十分强调“干群关系”、“同志情谊”的,没有那么多上下级隔阂。可惜这种好传统早已丢失,现在突显出来的则是官位、权力和自身利益。抚今追昔,令人感概万千!


毛泽东批示:“ 这两个老贫农是我们全党的老师”


1964年9月至12月,赵紫阳在中山县环城公社库充大队搞“四清”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到后,作了上述批示。

那一年,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工分),各省市都必须派工作队到农村、工厂,发动农民和工人揭发、清查干部的“四不清”。9月25日,赵紫阳带领一个“四清”工作队,化名赵明,到库充大队“蹲点”,在一对生活最贫困的老贫农家里食宿。那是土改时分给他们的一座旧碉楼,共三层。主人安排赵住三层,我和警卫员郭继生、科长老赖住二层,老贫农吳才添、陈二妹夫妇和他们的女儿住在底层。他们家里实在太穷了,赵与我们在他家里吃的多是番薯、马铃薯和稀饭,外加大头菜;魚、肉是看不见的。就这样,赵在那里住了近四个月,以后还去过多次。

在这段日子里,赵紫阳同这两位老贫农连续详谈了近二十个傍晚。主要内容是征询他们的意见,看看这次“四清运动”怎么搞比较好;要注意什么问题?对大队干部有什么看法?等等。两位老贫农主要的意见是,希望工作队对大队干部不要采取激烈的做法。9月25日晚,也就是进村后的第一个晚上,吴才添就对赵紫阳说:“搞四清很好,但一定要把生产搞好,特别是要搞好冬种,冬种至关重要。如果生产搞不好,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穷人。现在贫下中农沒人敢出來当干部,集体生产沒有人领导,生产就搞不好。对干部不要一下子打击太猛,,要告诉干部有什么问题就自动坦白,坦白了就没事。如果你们打击他太猛,他就会顶,社员就有威胁。”他还说:“明天开群众大会,最好第一讲搞好冬种,第二讲搞好工分,第三讲搞好卫生,第四讲搞好积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要讲得太深,不要讲具体人,不要讲斗争。否则社员会有顾虑,不知道这次运动又要斗争多少人,要抓多少人;等到贫下中农发动起來了,有了力量,再逐步讲深一些。要号召干部自动坦白,叫他们抓好生产,特别是马铃薯的生产,因为我们的马铃薯都是出口的,对农民的收入和生活影响很大”。“贫下中农要慢慢组织起來,开头小一些,以后再扩大,不要一下子合起來,这样是没有力量的。” “不要急,慢慢來,你们对干部打击太猛、太快,干部就顶,你们走后,他还是一样。慢慢把贫下中农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有了力量,干部就怕了;那时你们走了,干部如果还是这样,我们写个条子给你们,你派一个人来调查一下,他们就有几十个怕啦!”

11月11日晚,吴才添又向赵紫阳提出:“最好搞完运动后,你们工作队留下一个同志,这样可以管得住干部。” “你们清的帐目要出大字报,公布给大家知道”(实际上是提出了帐目公开、办事透明的原则)。

对于贫下中农协会,吳才添说:“贫协筹委办事,要个个筹委都盖上章才能办,不能一个人盖章了就办。” 陈二妹说:“筹委会要多商量、多联络、多互相监督批评,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说了算就容易被人拉拢收买。” 那时,他们实际上已提出了民主监督、防止独裁、反对“一个人说了算”等重大问题。

赵紫阳很重视他们的意见。他在工作队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四清运动是群众的自我解放运动,如果群众主要依靠贫下中农协会的力量,就能巩固胜利;如果只依靠工作队,就不能巩固胜利。” 运动结束后,他还真留下了工作队员陈开枝在库充多住了一段时日。

赵紫阳要求全省四清工作队都要按吳才添他们的意见办,还让我将吳夫妇的谈话纪录整理出來,送给正在花县“四清”的陶铸看。陶铸看后,又送北京给毛泽东看。毛做上述批示后,令中央办公厅印发给后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成员。文革中,我看到北京红卫兵印的毛泽东的一些未公开发表的会议讲话,其中记录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什么会议忘记了)讲到了此事:说赵完全按老贫农的意见搞“四清”;还说那位老贫农家里养了只狗,原打算杀吃,后来因为有上面的干部(赵当时化名, 群众不知是赵紫阳。看来毛知道的很清楚)住在他家,决定不杀,续继看门。因赵当时是大走资派,他的名字被×××代替,一般人可能不清楚毛说的是谁,而我一看即知。这些材料是编造不出來的,再则当时也无人敢编造毛的讲话,我觉得可信。赵紫阳在库充采纳了这两位老贫农夫妇的意见,并要求全省的“四清”都要按他们的意见办,所以,“四清”对全省农村干部的伤害不是很大。

因为这样,库充大队的干部和农民都很怀念赵紫阳,1982年9月18日,库充大队的新老干部和老贫农陈二妹等31人(吳才添已去世),还一起到北京看望赵紫阳。《羊城晚报》当时还做了报道。赵紫阳与群众的关系,从来都是亲密自然的。1989年,赵紫阳顶着莫名其妙的罪名被拉下来后,库充大队的所有干部和陈二妹见到我时,都同声嘱托,一定要替他们向赵书记问候,祝他建康长寿。赵紫阳在库充大队的往事已过了三十多年了,库充人仍然关心、怀念着他。

赵紫阳关心百姓,百姓爱戴赵紫阳,并不仅在广东。2000年,我认识的一位朋友从九寨沟旅游回來,向我动情地述说当地人描述赵当年如何下令保护了九寨沟。九寨沟能有今天,他们很感激赵。当我听到这些,总是会想,到处抱抱农民的孩子,做做姿态,或许一时会引起人们短暂的感动,但不会长久;只有真正替人民做好事,人民才会永远不忘。


推行联产责任制


新中国建立以来,哪一时期农业政策最好,农民积极性最高,农业发展最快?农民和农村干部都清楚。从1951年开始就在广东搞土改,以后又一直主管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赵紫阳,对此体会最深,了解最透彻。在“人民公社”“大跃进”后,全国开始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农业生产、农民积极性一落千丈,赵紫阳自然有切肤揪心之痛。其实在此之前,广东已经从缺粮省变成了粮食自给省,每年还上调中央一些。由于中央政策和决策错误,广东又变成缺粮省。赵当时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缺粮问题。广东省委甚至动用地方外汇进口一些粮食,并调派大批干部下乡,协助农民增加粮食产量。

当时, 我被派到中山县沙朗公社鸡笼大队兼副大队长。那正是最困难的时刻,农民没粮没柴,到处是水肿病人,都快饿死了,过去的“魚米之乡”,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我的亲身经历,只是个小缩影,面对全省如此恶劣的形势,赵紫阳当时是如何的心急如焚,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各级干部的努力,人民的支持忍耐,加上广东一年三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还有港澳同胞的资助,到了1961年下半年,形势开始好转,1962年,农业生产恢复很快。这同赵紫阳下大力搞调查研究,制定符合实际的农业政策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在潮汕地区,他着重调研推广粮食高产经验;在珠江三角洲,他特别重视农业的经营管理,研究如何调动农村干部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有其他地区各种农作物的增产经验,等等。

1962年6月我到他那里工作后,7月12日就跟随他去清远县调查,听到了县委介绍洲心公社的水稻管理经验——“农业生产联系产量责任制”,我们立即赶往洲心公社。在我看来,这是非同小可,应该载入史册的一天。“联产責任制” 的发现,为广东的农业复苏;乃至以后为四川摆脱饥饿,重振“天府王国”美誉;乃至以后为全国粮食大增产,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在该公社塘坦大队大围第一生产队一住就是三天。赵紫阳与当地农村干部和农民开座谈会,对他们的经验做了深入的调研了解后,赵肯定他们的经验;支持他们的创举。7 月15日至18日,我们又到惠阳淡水的秋溪公社调研推广“洲心经验”的可行性,然后,立即决定在全省推广。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洲心经验”好就好在既没有分田到户搞单干,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俗地说,就是既不冒犯“天规”,又能增收粮食。

何谓“农业生产联系产量责任制”?简单来说,就是“按田定产,固定到户,包田间管理,超产归户”;具体内容:第一,土地仍属集体所有;第二,插秧、犁田、耙田仍由集体派工统一进行;第三,由各户分片管理(如灌溉、除虫、拔草、施肥、收割等);第四,包死产量,超过部分归农民。核心是第四部分,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使洲心公社粮食大增产。

赵紫阳总结、推广“洲心经验”后,同年7月25日至9月4日到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全国各省第一把手参加。陶铸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参加,赵代表广东省委参加。会议以前,赵已把“洲心经验”报告了陶铸,并得到陶的赞赏支持。到北戴河后,赵又向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做了报告,并将详细材料交给他。邓子恢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就到了赵的住处,表示完全同意、支持;认为广东找到了一条很好的路子,便决意在这次会议上向各省介绍和推广。因为它既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又不会被抓辫子、受批判。他离开赵住处时,一副喜形于色的样子,连我们都看得出來。

然而,在中国,自古以来多少好人、好事总是腿短命不长的。谁也没想到,会议开始没几天,就把“包产到户”作为“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提了出來,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讲话,并点名批评了安徽的曾希圣搞“包产到户”。尽管邓子恢多次向毛泽东反映农民要求包产的愿望,并在北戴河会议上据理力争,但都被毛泽东严辞批评、拒绝。理所当然,赵带去的“洲心经验”也胎死腹中。

令人高兴的是,“洲心经验”已在广东生根开花,而且即将结果。赵从北戴河回来后,开了六天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随即,他就做了长达近一个月的粤东行,到了许多县、公社、大队,督促、检查“联产責任制” 的落实。在广东,经济复苏之所以较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推行了“联产責任制”,而且抓得很紧;抓住不放。

文革后期,赵调任四川主政。在不长的时间内,四川农业从濒临崩溃中摆脱出来,多年解决不了的粮荒,一下子大改观,改变之快使人惊奇,赢得百姓编民谣赞颂他。其实,他在四川推行的农业政策,就是“洲心经验”的继续,只是更有所完善、有所发展了。“四人帮”垮台后,邓小平复出;以后是邓、胡、赵时期,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终于赢来了建国以后最好的时期,我赞成叫“新政时期”。在这个时期,首先实行的就是农村改革,只有到这个时候,“联系产量责任制”才得以堂堂正正写在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经济改革的决定》上,真让人不知是喜是悲。农村改革一实行,真是立竿见影(讲了那么多年的“立竿见影”,到那时才真看见了),大功告成,硕果累累,举世公认,无需在此多说。


李一哲大字报

1974年11月9日,时值“批林批孔”时候,在广州的北京路贴出了了一张大字报,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副题: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署名:李一哲。这个李一哲,是三个青年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各取名字中一字组成。李正天当时是广州人民艺术学院油画系学生。陈一阳、王希哲是广州十七中学66年高中毕业生,留校参加“文革”。陈、王均是群众组织的头头。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引起了广州市、广东省、全中国以及港、澳、台乃至国际的强烈轰动。

1974年11月16日,省委常委会讨论了“李一哲大字报”。赵紫阳这时已官复原职,重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这次由他主持的会议决定:由省委宣传部将大字报的观点列出,撰文批驳,指出这些观点与中央唱反调;要澄清混乱思想,发展广东安定团结的形势。同时决定,省委写电报请示中央,建议把大字报发到机关、工厂、学校批判;但对作者不动(意思是不抓)。

11月18日,省委给中央发了《关于批判李一哲反动大字报的报告》的电报,并把大字报全文上送中央。

12月24日,李先念在国务院交通运输紧急会议上说;“广东的反动大字报,发动了几十万、几百万人批,广东好,不怕大字报。”

1975年1月11月,省委书记王首道参加完中央全会,回来后在常委会上转达全会精神,并转达了赵紫阳(仍在北京)的意见:“要采取说理的办法,要注意对他们(李一哲)的人身保护;要防止采取过于急躁和简单的办法。要利用这个反面教员,激发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理论水平。”

1975年1月15日,常委会再次开会,传达赵紫阳从北京打回来的电话内容。赵说,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和我谈了,支持广东批判李一哲三人不再扩大的意见。中央领导提醒我们,批判高潮一起来,下面容易搞大,要注意批判面。赵强调:“各单位不准抓小‘李一哲’,不要抓其他反动大字报,要切实控制。”

赵紫阳调去四川、韦国清调来广东后,在1977年12月的广东第五届人大会议的《工作报告》中,宣布“李一哲”为“反革命集团”。

1978年4月,习仲勋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2月,省委宣布对“李一哲”公开平反。习仲勋、吴南生、王宁等先后五次与“李一哲”谈话。1979年2月6日,召开大会为他们正式平反。

习仲勋与“李一哲”三人谈话时,王希哲说:“当时赵书记(赵紫阳)对我们是讲政策的。”“当时,说我们写反动大字报,赵书记说要让我们讲话,不准打人。他当时那样处理,合情合理,我们对赵书记没有意见。”李正天说:“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赵书记还让我们讲话,不说我们是反革命,没有抓我们,这是不容易的。”

习仲勋说:“赵紫阳同志当时组织批判你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处理得很好。”“赵紫阳同志当时那样处理,很了不得。”“在‘四人帮’那样猖狂的时候,能那样处理,是很得体,很有魄力的,而且是很有胆识的。”

我在这里稍微详细引述这些情况,是因为我从始至终都接触,甚至参加了处理的全过程,因此感触良多。从“反右”到“文革”,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大辩论”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甚至在‘文革’中,到处都分两派,也没有见到真正意义上的“大辩论”。

最重要的感触是:让人民说话,允许群众发表言论、针砭时弊、参政议政。即使有人说了错话、坏话,也不应动则定罪名,更不能随便抓人和限制自由。这样就能达到“稳定政治局面”的目的。反之,蛮横不讲理,以权势压人,以大帽子吓人,甚至舞枪弄棒,那就决不会有真正的“稳定”。


前任秘书的感慨

赵紫阳在广东时,我是他的第四任秘书。除汤戈夫外,前面还有黄、高两位。他们都很崇敬、怀念赵。只要有机会,也常回来探望赵,我也没听到他们二人有什么怨言。但是,也有例外。汤戈夫离开后调到新中国造船厂,当了厂长还是副厂长,总之是个“厂头”。“文革”时被打成“赵紫阳死党”,后来恢复工作,还当“厂头”。上世纪80年代前期,我听赵的孩子告诉我,老汤曾对他们说:“你父亲对地、县委书记们很关心,但对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在提拔使用上,唉,关心得太少啦!我50年代就是正处级,到你父亲那里是正处级,离开时还是正处级,几十年了,现在还是正处级!”言时颇有感慨。

80年代中期,汤戈夫患了“肌肉神经萎缩症”,在广州治不好,向赵总理要求到京治病,安排在了协和医院。由于病房紧张,老汤病床安排在过道上。他的病发展很快,没几天即告病危。当护士把他从过道上推到急救病房时,老汤以为让他搬到单间,吓得连说:“我不能住单间,赵知道会不高兴的!”此情此景,闻之令人心酸!汤戈夫死时,级别是副厅级。

几天后的一个寒冷深夜,老汤在协和医院去世。死前,赵紫阳赶到医院送别。据说,赵在老汤床边默然站立,凝视良久,一言未发。……

汤戈夫的感慨,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我自己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我当他专职秘书几年,朝夕共处,他从不言及私事;从来没有问过我家里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我当然也不会主动向他讲。我长时间跟随他工作,很少有时间在家,平时如此,逢年过节也如此。两个女儿出生时,我都不在妻子身边。为此,我很不安。但我对赵没意见,他应该没有多余的精力顾及这些,或者把这些都视为理所当然的吧。

他从内蒙古调回广东后,省委办公厅准备提我当副处长,便去征求赵的意见。赵回答:“他在我这里的工作情况我可以介绍,但提不提拔我不参加意见。”过了许久,有人告诉我这一情形,我心里一点都不怪赵。他公事公办,不搞那些为身边的人提官职、谋利益这一套。而我自己亦心安理得,我不是靠别人往上爬,是靠自己的努力工作,这不是更好吗?


把广州作为物价开放的试验点

1981年,中央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经济改革先行一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来到广东做多方面的调查研究。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与广州市郊区菜农的座谈会。赵召开这次座谈会,目的很明确,是想研究在广州先行放开蔬菜价格可行性,为在全国放开副食品价格进行试点。座谈后,赵又与省、市委领及部门负责人再开会作详细研究。会上,省长刘田夫说,广州郊区菜农种菜之所以不积极,主要是价格问题,还不如去搞工副业。赵回应说:“就是这个问题!”会上作出决定,鼓励近郊菜农以种植细菜为主,也就是高质量、多品种的好菜,同时价格放开,让市场调节,不能老让市民吃“无缝钢管”(通心菜)和大冬瓜。同时在远郊区,开辟新的种植基地,种植一些像椰菜、大白菜等“大路货”,以保证品种多类,价格兼顾。

广州实施、采取上述决定和措施后不长时间,市场上几乎什么菜都有了;菜也漂亮了,菜农把根去掉,洗得干干净净才摆上摊。价格确实贵了,有些高档菜甚至贵了两三倍。菜农当然高兴,市民也还是满意的,因为毕竟有的买了,可以随意了。

赵紫阳还建议广州开放鱼类价格,以鼓励农民、渔民积极养鱼、捕鱼。结果是,价格一放开,农民养鱼热情大涨,大量挖塘养鱼。没多久,大量活鱼上市,而且“开刀”零售,一条鱼想买哪个部位都行。但价格的确涨了许多,最高时达3元多一斤(如鳙、鲩、鲤)。对此,市民反映如何呢?

赵曾问我:“菜和鱼的价格放开了,你们的生活怎么过?”我答:“价格放开前,广州居民每月只有二毛钱鱼票。我家五口人,每月只能买一块钱鱼。我家附近有个兼卖鱼的小杂货店,尽卖些小鱼、杂鱼,都是死的,仍然难买到。如果明早有鱼卖,今晚就已经有人用砖头、小凳或别的物件排上队了,天未亮已是大排‘人龙’。我们家大人上班,小孩上学,无人去排队,所以我们吃不上鱼。现在什么鲜鱼都有了,虽贵,但能吃到。我相信,以后鱼一多,定会降价。”赵又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市民的确反映良好,就说:“广东人的承受能力强。”

果然不出所料,价格放开三个月,鲜、活鱼价格降到一元多二元一斤,就稳定了下来。广州的价格放开,给市场带来的变化十分巨大。我还保留了当年的一些数据:塘鱼:1980年96万担,1983年增至122万担;鸡:1980年260万只,1983年697万只;水果:1979年109万担,1983年213万担。

价格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关键环节,我可以感受到赵在这里面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有关价格改革的多次谈话,内容丰富,眼界宽广,见解高深,还是像我在他身边时那样才智逼人,只是更成熟、更丰富了。

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后,常到广东视察工作。而广东又是最早的改革开放之地;他所到之处,都要求他题字。特别是中外合资企业,这个要求更加强烈。可是,都被他拒绝了。所以人们在广东任何地方,都没看过他的题字,找不到他的题词。


出于内心的三句话

1980年,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同年,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是会议工作人员,借休会时间,一天下午,我去看望他和梁大姐。当时,他们家住在中南海,一座四合院,不大,依我看来,条件并不怎么样,一般般而已。坐了一会,他们留我晚饭。饭菜很平常,可能临时留我,未加准备。

他边喝边闲谈;我则边吃边听。他讲:“我现在的工作方法还是调查研究”,“我想,最多干到七十岁就不干了”,“我这个人,不拉私人关系”。听到这些,我放下了筷子。我觉得他在和我谈心,倍觉亲切。这样的事,在我给他当秘书时并不多见。他对我讲的这三句话,我觉得都发于他的内心。

“工作方法”这句,我当然熟悉,有感多年,这是他一贯的工作方法,也是他实事求是、注重实际的思想工作作风。当他讲到“最多到七十岁”时,我不太认同。因为当时“邓胡赵体制”在国内外威望正隆,我想人民会希望这个体制保持更长久一些。我说道;“到那时可能由不得你。”说也奇怪,1989年他离开政治舞台时,距他七十整岁,仅差数月!至于他说的“我不拉私人关系”,这一点,是他几十年一贯奉行的原则,只是从来没有刻意自我表白,我当然早已敬佩万分。从“文革”后期至今,赵紫阳多次奉调各地,从内蒙古到广东,又四川,再北京,从省委书记到总理,再总书记,基本都是担任主要职位。除入川时调去了广东农业良才李子元(时任海南区党委书记),从领导层面而言,他都是只身上任。走到哪里,就在当地任贤用能,从不结伙经营,安插亲信。回想那次谈心,距今已过去二十多年了,但依然言犹在耳,让我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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