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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卫东:释“北洋”

名家 | 8-29 17:23 | 作者:郭卫东 | 编辑: 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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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习见名称,内涵凡有数变。吴虬所撰出版于1937年的《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书开篇即是“北洋派之语源”谓“北洋”“已成近代史上习见名词,但多忘其语源”。不过,其给出的语源解释也颇概略,不得其详。

一、“五口”、“南洋”、“北洋”
“北洋”,源头古意仅是地域概念。宋人言:“北洋入山东,南洋入江南。”明人称:“去岁天津遭风,五船飘入北洋。”清人说:“上海、崇明、海门、通州有熟悉北洋,专载客货往来关东、天津、登莱、胶州。”《清实录》也记述:“上海各项船只有南洋、北洋之分,北洋沙船有印照戳记,南洋闽粤各船归行户专管。”可证,历史上的“北洋”,泛指中国北方近海的地域海域。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洋”在地域概念中掺入了官职概念。概念的转变是清朝屏障外交的产物,其间反映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构建近代外交体制的步步演进。屏障外交,是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外交的重要特点。清政府先后设置过三道屏障。

第一道屏障一广州。管理者名曰“五口通商大臣”。广州远离京城,又有一整套对付外人的“旧制”可以依循,无疑是设置屏障的合适地点。于是,鸦片战争后清朝建立了“广州外交体制”,主要内容是:把对外交涉安排在广州进行,具体经办人是广州最高官员一两广总督,每每享有“钦差”头衔,扮演着清朝外交部长的角色,两广总督府也就是清朝的外交部,独享办理“各省海口通商”专权。而在1844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称是职为“总理五口大臣”,表明此专属身份获外国认可,职责是统理广州、上海、厦门、福州、宁波五个对外通商口岸的事务,开始五口通商大臣的建制。这套体制在设立的头几年,因为担任粤督的正是广州外交体制的重要设计者一耆英,所以因人成事,还能基本运转。但从1848年开始,改由徐广缙主政,情况发生变化。道光在任命徐广缙代理粤督时告知:“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徐广缙以粤事咨商云贵督臣林则徐,林则徐答以人心可用。……该督遂与抚臣叶名琛同鉴前督之失,务从公议,顺民心,俾同仇敌忾之民,智效其谋,勇效其力。”徐广缙也检讨此前对外人“抚驭过宽”,上奏“官即应用民以制夷注意从民间汲取抗夷资源,利用民众力量来推挡外人。

以徐代耆,不仅是官员的调动,且是朝廷政策的转向。继徐广缙之后的叶名琛对外更强風“名琛木强,勤吏事,顾狃于前功,以粤民锐悍为可常恃。冀雪大耻,尊国体,驭外夷务严,每照会至,辄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诸酋咸怨。”徐、叶所为也得到道光帝支持,嘉许‘远胜十万之师,皆第一道屏障一广州。管理者名曰“五口通商大臣”。广州远离京城,又有一整套对付外人的“旧制”可以依循,无疑是设置屏障的合适地点。于是,鸦片战争后清朝建立了“广州外交体制”,主要内容是:把对外交涉安排在广州进行,具体经办人是广州最高官员一两广总督,每每享有“钦差”头衔,扮演着清朝外交部长的角色,两广总督府也就是清朝的外交部,独享办理“各省海口通商”专权。而在1844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称是职为“总理五口大臣”,表明此专属身份获外国认可,职责是统理广州、上海、厦门、福州、宁波五个对外通商口岸的事务,开始五口通商大臣的建制。

这套体制在设立的头几年,因为担任粤督的正是广州外交体制的重要设计者一耆英,所以因人成事,还能基本运转。但从1848年开始,改由徐广缙主政,情况发生变化。道光在任命徐广缙代理粤督时告知:“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徐广缙以粤事咨商云贵督臣林则徐,林则徐答以人心可用。……该督遂与抚臣叶名琛同鉴前督之失,务从公议,顺民心,俾同仇敌忾之民,智效其谋,勇效其力。”徐广缙也检讨此前对外人“抚驭过宽”,上奏“官即应用民以制夷注意从民间汲取抗夷资源,利用民众力量来推挡外人。以徐代耆,不仅是官员的调动,且是朝廷政策的转向。继徐广缙之后的叶名琛对外更强風“名琛木强,勤吏事,顾狃于前功,以粤民锐悍为可常恃。冀雪大耻,尊国体,驭外夷务严,每照会至,辄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诸酋咸怨。”徐、叶所为也得到道光帝支持,嘉许‘远胜十万之师,皆卿胸中之锦绣,幹国之良谋,嘉悦之怀,笔难尽述'寻又明降谕旨,褒扬备至,并及名琛。锡封广缙子爵,名琛男爵。有清一代,以樽俎之劳,荣膺五等,如彼二人遭际之盛者,罕有其匹也。”

外国来华代表无法与之面见交涉,只好转道福建、浙江、上海、天津等地谋求交道,但这些地区的大臣又没有从朝廷获得与外臣交涉的授权,只得劝说仍回广州办理,外国的驻华代表们成为居无定所的“游击公使”,携带沉重的印信文件在各口岸间来往,却找不到交涉对象“夷船即由天津折回上海,旋复由上海启碇回粤,忽南忽北,往返徒劳。”由此也给清政府带来两难抉择。清廷一面觉得叶名琛“老将不会面”的策略很解气,外臣交涉,多是对中国不利的麻烦事,不见面很好;另一方面,徐、叶的做法使得广州外交体制陷于实际上的废弛,两广总督代办国家外交的角色遂陷于无用。民气未能很好地被主政官员们利用,在对外斗争中作为有理、有利、有节的利器,终至局面不可收拾。1856年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联军的首先攻击点就是广州,广州屏障外交的作用就此完结。“向来办理夷务,本来通盘筹划。不过来到天津,支应回广东去,而广东亦不过搪塞了事,故,事终不了。夷人机警,窥破此情,故于我全用劫法,不独叶名琛被劫去,近日抚局亦系劫成。”

鉴于此前清政府将“外交部”放置广州而无法发生效用的教训,列强很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逼迫清政府将外交机构移到北京,与清朝中央而不是地方当局打交道,外国使节也须驻扎北京。公使驻京成为中外交涉的重点。对“外国使节驻扎北京的权利一中国方面曾经在天津表示强硬的反对,甚至在最后片刻,还曾经如此坚决地表示‘万难允行'以致额尔金伯爵不得不提出最具威胁形式的最后通牒。”按说,各国外交代表常驻出使国首都是近代外交惯例。清廷的深拒,一是担心外使入京后会直接挟制中国中央政府;二是出于传统的礼仪顾虑,作为战败国,三跪九叩大礼是不好再提,但帝威所在,又不能不讲究这些礼仪,索性来个不会面。所以《天津条约》签订后,咸丰并不甘心,指示谈判代表不惜以豁免进口税和鸦片弛禁等重要利权的让与来换取放弃公使驻京。

此间,清廷设置的中国外交的第二道屏障,就是外交中心由广州北移江南,管理者名曰“南洋大臣”。1859年1月29日,咸丰上谕:“至上海现办通商事宜,与广东相距较远,著即授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事务,所有钦差大臣关防,著(两广总督)黄宗汉派员赍交何桂清祗领接办。”至此,广州外交被江南外交替代,“南洋自五口通商,外洋麇集,换条约诸事交涉纷繁,咸丰八年,曾颁钦差大臣关防,或归两广总督,或归两江、江苏督抚兼管。”后来定归两江总督专责,有“南洋大臣”之称。这是清政府妥协折中的方案,一方面,外交中心由广州北移江南,由两广总督移送两江总督,江南较之广州,距京城更为接近,上海等江南地区又是西方在华势力最强盛的区域,是外人聚集最多的地方;另一方面,仍旧将外交放在远离京城的地点进行,设一屏障,以避直接锋芒。试图让外人能够接受。但各国使节接受广州外交的教训,不再愿意和远离京城的地方官员办理外交,英使额尔金(LordElgin)明确“声言不能与外省大臣商办公事”,其与法国副使哥士着(ComteMichelAl-exandreKleczkowski)经过上海时,拒绝与南洋大臣薛焕见面。

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Burlin-game)来华后,薛焕多次照会,都不理会。薛焕上奏感叹“与各国公使,已无可会商,领事等官,更难遥为驾驭。……是臣虽职司通商,而于抚驭远人,稽查榷课,均系有名无实。”自屏障从广州转移江南后,主事的地方官不再采取广东官员拒绝外臣的办法,对外使主动迎合,对交涉要求积极办理。但问题出在外方,对江南交涉不感兴趣,担心这又是将外臣推出远离北京的地界办理外交的故伎。设在江南的第二道外交屏障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因在“公使驻京”等问题上无法妥协,战火再起,英法联军大量増兵,1860年10月13日,北京史无前例地第一次被西方军队占领“由于手枪正对准咽喉,所以(清朝)钦差大臣们也只得接受英国的全部要求”,“战争的结果而解决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外国公使常驻北京。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第三道屏障设立,地点在天津。管理者名曰“北洋大臣”。此时,统理清朝外交的中央机构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已经成立,外使也已驻京。但清政府仍未放弃在京城之外设立外交屏障,借以推挡外人的传统设想。天津是离北京最近的开放口岸和通商大埠,对外交涉繁多,于是在此设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屏障。奕訢对此设计说得明白:“如天津办理得宜,则虽有夷酋驻京,无事可办,必然废然思返”;加上《北京条约》开放了更多口岸,若再由五口通商大臣兼办全部16口的通商事务,难免范围过大。奕訢提出在南北口岸分设通商大臣。1861年1月20日清廷谕令将北方的牛庄、天津、登州划归新设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管理。三口通商大臣历时十年,基本上是由崇厚担任。发挥了部分屏障作用,某些外国使节的接待,对外条约的缔结,对外事务的处理,就是在天津由三口大臣完成的。但因其职分较低,作用有限。第三道屏障真正发挥作用是“北洋大臣”时期,也进而实现“北洋”名目由地域概念变成官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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