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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论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

名家 | 8-29 17:36 | 作者:王杰 | 编辑: 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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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与共和,水火不容。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的旗手,孙中山所揭橥的民主共和理念及其领导民主共和的伟大实践,揭示了中国的政治走向,为中华文明融入世界先进潮流辟开了先河。虽然由于中国的历史土壤与政治生态环境,孙中山关于民主共和思想在实践中不断调适,但百变不离其宗。孙中山的共和思想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展示了对西方民主共和“移植式”的时代效应,印烙着中土共和“试验式”的艰难步履,开创了共和变奏“创获式”的奇观。孙氏的共和思想与实践,既是时代的思想结晶,亦是孙中山关于民主共和“中国式”的创新。

孙中山既是中国近代民主共和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又是中国近代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捍卫者和建设者。置身于诡谲莫测、变化急遽的民初社会,他不泥古、不媚外,与时俱进,融和创新。他的民主共和取向凸显了“移植式”、“试验式”和“创获式”的特质。

一、移植:共和政治开创中国近代文明的先河

从1894年组建兴中会算起,孙中山领导的旨在创建共和国的辛亥革命运动,经过18年腥风血雨的洗礼,终结了2000多年的专制政治,在华夏大地创建了民主共和体制,确立了民主共和信仰和民族国家认同,使中华民族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展示于世界,从而揭开了中华民族迈步近代文明的新纪元。

孙中山献身职业革命家伊始,就矢志以创立共和国为目标。檀香山兴中会的革命纲领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或许由于在美国奔走革命的时间比较长,美国的政治、社会对孙中山的影响潜移默化,他心仪的共和模式乃是步武美国式的共和政体,盖因美国共和宪法所彰显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共和”主义。唯行共和,方能保障公民的自由,以实现国家的统一。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在纽约发表《通告各国书》,表示“务祈推翻恶劣之政府,驱除暴戾,而建立共和国”。在归国途中,路经伦敦,他否定中国要组织“联邦共和政府”。但是踏足巴黎,则又强调“惟有共和联邦政体为最美备”,申明“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因中国省份过多,人种复杂之故。美国共和政体甚合中国之用,得达此目的,则振兴商务,改良经济,发掘天然矿产,则发达无穷。”应该指出,孙中山对于共和政体如何构架,其总体把握似乎显得不够深思熟虑。这或是因为:一是一直以来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武装反清的策划与组织。二是长年客居海外,对西方共和感同身受,但仍缺乏学理上的比较与研究。三是武昌起义成功来得迅即,未能与国内同志协商沟通。他在英、法两国关于共和模式的不同表述,或可用“投其所好”来解释其“外交词令”,亦可理解为其心底仍“举棋不定”。

正当孙中山途经欧洲与西方社会斡旋期间,武昌方面的各界反清人士已在湖北省谘议局酝酿成立军政府,商订军政府的有关条款,要者为:(一)以谘议局为军政府;(二)新政府称为中华民国;(三)政体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四)国旗为五色,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为一家。俟孙中山于1911年11月底回到上海,在南京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对“五族共和”政体已成统一认知,孙中山未持异议。共和肇建,政体移植于西方,这无疑是“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时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实行“五族共和”的目标,是要体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治”以及“财政”五个“统_”。“五族统一”与“五个统一”便是孙中山创建中国共和政体之要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得享有人身、居住、言论、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及请愿、诉讼、考试、选举等权利”。

普罗大众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第一次得到法律确认。《临时约法》特别明确了政治体制三权分立原则和责任内阁制度,以防止中央权力的过度集中:“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临时特别法庭审判之”。《临时约法》虽然未能在出台后得以切实施行,却备受追求民主自由之识者的称颂和景仰,成为中华民国制度的象征。这一“由法律体系代替个人专断行政”的首创,被学人称之为中国“现代化在政治领域的一块界碑”。

民主共和国开元,有力推助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现代国家的认同。费孝通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概念提出于20世纪初,最初仅指代汉族。其时,直面深重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先贤们先是竖帜“排满”,始见一呼百应。毕竟,“排满”夹杂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难以充分体现国家利益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适时提出“五族共和”的口号,民国成立后,又建构具有现代内涵、融和各民族于一体的“中华民族”概念,促进了近代中国民族的统一与“五族共和”的凝聚。1911年底,云南军都督府的文告提出“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宣称“汉、回、蒙、满、藏、彝、苗各族视同一体”,已充分体现云南少数民族和中国众多民族的历史、现实与中华民族发展的未来诉求。《临时约法》对“民族平等”以及团结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意愿,进一步和谐了国内民族关系的融合。1913年初参加西蒙古王公大会的各蒙古王公及其代表通电声称:“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护民国。”这体现了时人一种和谐的回应。

共和理念的养育和民族认同意识的发育,乃华夏各族人民在对外争取国家独立和统一、对内寻求社会变革和进步历程中休戚相关的自然结果。它既标志着中华民族从自在的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的质的转变,也展示通过国民观念的塑造,带动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正宣示了这一共同的意志,对内要实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的统一,对外要将清政府“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和平主义……循序以进”。《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特别强调民众作为现代国家国民的平等权利,强调:“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孙中山还在一系列的文告、电报、批示及演说中倡行“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阐发“今日共和政体,人人自由,五族平等……界无分乎军、学、农、工、商,族无分乎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由于民族平等观念与现代国家观念思想的广泛呼号,时人对各民族、各界业携手草创共和国家的使命渐有认知。诚如康有为所言:“凡满、蒙、回、藏同为国民,无多立彼疆此界之分,则内能结合,足以永靖乱源,外之宏大,益以巩固邦基矣。”

民主共和国的创建,在中国属破天荒;在亚洲,为引领众国迈步近代文明垂范;之于世界而言,其意义具“东方曙光”之震撼。孙中山号召国人“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反映了华夏儿女梦寐以求的夙愿。要之,共和肇基,推助了中华民族从传统的“一家之国”向现代的“国民之国”转型;民主共和的新形式、新内涵、新风貌,啕冶于国人的认知与修为,培育并积淀对民主共和理论的信仰,使得曰后欲集权自为的各色专制者被迫以“共和”的标签身份粉饰脸谱,这便是民主共和铭记于中国历史的无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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