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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争”与“不争”

政治 | 8-30 14:13 | 作者:佚名 | 编辑: 余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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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叶剑英既全力“争”又坦然“不争”,正确处理了为谁“争”为谁“不争”,“争”什么“不争”什么,怎样“争”怎样“不争”的问题,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为革命战友而“争”

红军抗日事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

荆卿豪气渐离情。

1962年,叶剑英奋笔疾书,写下《建军纪念日怀战烈》诗,往事如电影一样,浮现在他眼前。

那是1934年10月18日,夜晚,于都河畔。有人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毛泽东和他的队伍沿着河岸没走多远,月亮就升起来了,河面很平静,没有一丝风。一会儿他们来到渡口,踏上喀喀作响的桥板,顺利地过了河。很快,这支队伍就到河对岸向西行进了。这静谧的夜,这月光,这河水拍击浮桥的声音,激发了男女战士的兴致。他们成一路或两路纵队沿着狭窄的小道行进,很多人轻轻地哼起了流行的红军歌曲。”

于都河畔的夜景是美丽的,而红军将士的心情却是极其沉重的。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于都河边,一支支队伍疾驰而过。河岸上,时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紧紧握着叶剑英的手,默默无语。河水,缓缓地向前流着,似乎在挽留红军。刘伯坚望着正在过河的队伍,恳切地说:“大队人马向西转移了,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你还是想法反映反映,让我跟着走吧!”叶剑英深情地凝视着这位老战友,心潮起伏。

刘伯坚,四川平昌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早期优秀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他1920年赴欧,先到比利时,后到巴黎,阅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2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组建了“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共青团),随即转为共产党员。1923年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被中国学生推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6年回国,担任冯玉祥国民联军政治部副部长。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再度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刘伯承等一同学习。1930年回到上海,翌年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军委秘书长、红军党校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由于受到“左”倾路线领导人的排斥,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时,他被留在苏区,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他以党和红军事业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忘我地工作。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他亲临架桥工地,开展后勤支援工作,从早到晚站立河畔桥头,为长征战友送行。

对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优秀红军领导人,叶剑英何尝不想让他与自己一道长征呀!叶剑英曾多次向中央领导人反映,建议让刘伯坚随队长征。但此时叶剑英自己也正受到“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的排挤。叶剑英是1931年从上海秘密进入中央苏区的,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一般称总参谋长)。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叶剑英渐渐认识到,毛泽东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实施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帅才,心里对他非常敬佩。在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领导人的打击和排挤的时候,叶剑英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因此获罪于“左”倾路线领导人,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32年,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政委职务。叶剑英因为支持毛泽东,也被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改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6月,时任福建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率福建军区主力部队红二十四师攻打福建连城,战斗失利。叶剑英向中革军委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责任。博古、李德借机把叶剑英从福建军区调到军委任四局局长。对于个人职位高低、得失进退,叶剑英从来不争,也不屑于争。他多次和别人说:“我不是因为穷,我是为了理想才参加革命的。”叶剑英入党前,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深受蒋介石的赏识,担任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师长,享有优厚的待遇。行军时,有两匹马供他使用,一匹让他骑,一匹驮着美酒、咖啡、高级奶粉供他享用。当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叶剑英毅然决然地同蒋介石决裂,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叶剑英舍弃荣华富贵,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无怨无悔。在叶剑英看来,生命都可以牺牲,个人名利又算得了什么呢?几十年后,叶剑英在谈到往事时,感慨地说:“那时李德打击我,把我参谋长撤了,我当时考虑到,革命事业还很长,我做什么工作都是为革命,不能斤斤计较。”毛泽东曾动情地说:“二次反‘围剿’的时候,我的意见坚持的人不多,剑英算是一个。”还说:“剑英这个人对前几把交椅是不争的!”

叶剑英为自己的事从来“不争”,但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同志,他总是尽力去“争”。准备长征期间,叶剑英担任军委四局局长兼管军委直属队工作。当时,不少同志因为抵制“左”倾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而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撤职,开除党籍。也有极少数同志的确有错误,但性质并不严重。还有一些干部,由于编制限制,一时没有安排工作。“左”倾错误领导人把他们都视作包袱,长征之前,想杀掉一批,留下一批。叶剑英痛心疾首,利用自己的身份,冒着再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多次向最高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全权负责中央红军长征工作)提建议,强烈要求让这些干部参加长征。叶剑英说,他们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不能随意抛弃,更不能随意杀掉,应该得到保护,随军突围转移。当时,国家保卫局对犯“错误”干部开列了一个留走名单,名单上有五六十个干部,分成A、B、C三类,一类是要杀的,一类是要留在苏区的,另一类是可以参加突围转移的。叶剑英耐心地做保卫局负责人的工作,要求尽量少留人,坚决反对杀人,逐个陈述自己对名单上干部的看法,极力加以保护。当时任中央军委一局参谋长的边章伍被内定枪毙,叶剑英动情地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比较高,是军队有用之才。他参加宁都起义也是有功劳的,工作很有成绩,他是个好人,怎能把人家列为反革命呢?”就这样,边章伍被保护了下来,并参加了长征。而叶剑英与边章伍共事多年,却从没有向他透露过这件事。解放后,边章伍从其他同志那儿知道了这件事,激动地说:“那时候,我们都在被砍头之列,若不是叶帅,我早就报销了!”为了保护更多的干部,叶剑英向军委提出两个方案:一、把红军大学和步兵、特科、卫生等学校中的一部分教员、学员,分配到各军团补充干部缺额,其余编入干部团,调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一般不作战斗部队使用。二、把编余干部、犯过“错误”或受过打击、迫害的干部包括萧劲光、郭化若等,一部分安排在军委机关担任一定职务或帮助工作,另一部分编入干部团随军长征。这一批被保护下来的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被恢复名誉并分配工作,他们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干部。

“争”与“不争”的个中滋味,难以用语言表达,有喜悦,更多的是屈辱。为争取刘伯坚随队长征,叶剑英多次犯颜直谏,一再遭“左”倾错误领导人的白眼,他们训斥叶剑英“婆婆妈妈”,始终不同意让刘伯坚参加长征。面对老战友的最后一次请求,叶剑英悲哀地叹了口气。刘伯坚非常理解叶剑英的处境,松开叶剑英的手,两人互道珍重,洒泪而别。

主力红军长征后,刘伯坚在南方坚持领导游击战争,不幸在一次作战中负伤被俘,就义时年仅40岁。

叶剑英经常回忆这段历史,痛心不已。

为革命前途而“争”

长征开始时,中革军委将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又称军委第一纵队,与主力红军一起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随其行动。叶剑英主持总司令部的日常工作,担负着保卫最高领导机关的重任,协助周恩来、朱德处理繁忙的军务,及时传达并贯彻执行军委的各种命令、指示,随时处理部队行军作战遇到的各种问题。

突破湘江后,8万多红军只剩下3万来人。叶剑英心情极其沉重。他率领队伍,在湖南和广西交界的西延山区艰难地前进着。这里山势陡峭,道路崎岖。下了山,涉过一条小河,前面是一片开阔地。队伍迅速通过开阔地,向对面的小山上走去。这时,天空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叶剑英抬头一看,几架敌机正向红军扑来,情况十分危急。“到安全地隐蔽!”叶剑英立即发出命令。战士们迅速散开,有的隐蔽进树丛里,有的趴在地上。而叶剑英却只顾指挥部队隐蔽,没注意到敌机已经在自己的头顶上盘旋。突然,一颗炸弹落在了叶剑英附近,“轰”的一声巨响,一阵巨浪将叶剑英掀倒在地,他霎时失去了知觉。大家目瞪口呆,警卫员范希贤赶紧跑过来,拉着叶剑英,哭喊着:“参谋长!参谋长!受伤没有?”其他人也赶紧围过来。

叶剑英缓缓地睁开双眼,渐渐地恢复了知觉。他甩开警卫员的手,挣扎着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突然,一阵剧痛从右大腿靠臀部的地方传来,迅速袭向全身,叶剑英差点摔倒,他用手一摸,鲜血已经渗透了裤子,不断地往下流。同志们小心翼翼地把他扶到一处平坦的地方,让他躺下。这时,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闻讯赶来,把叶剑英扶上担架。这时,大家才注意到,他的大衣被炸穿了许多窟窿。有个同志惊叹:“多亏了这件棉大衣,救了参谋长一命!”到了临时卫生所,医生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发现一块弹片打进他的右大腿靠近臀部的地方,有好几公分深。由于部队急于行军,又缺医少药,一时无法取出弹片,医生束手无策。叶剑英忍住剧痛,安慰医生和其他同志,说:“取不出就不取了,没关系,不要紧。”医生只好对伤口作了简单的包扎,叶剑英便继续上路了。后来,叶剑英每次谈起这次负伤留在身上的弹片,就风趣地说:“留着它作纪念,可以使自己不忘过去。”

负伤的叶剑英完全可以向中央争条件、争待遇,但在这些问题上,他却始终恪守着一条原则:宁让一步,不争一分。但是,在困难、危险问题上,在革命事业上,叶剑英却寸步不让。时时处处想着大局,想着其他人,“不争” 名利、待遇,“争”困难的工作、危险的任务,这就是叶剑英!

叶剑英带伤工作,劳累过度,又加上营养不良,吐了几次血。但他仍坚持行军,还经常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参谋孔石泉在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脚负了伤,走路困难。叶剑英又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几十年后,孔石泉回忆起这件事,激动地说:“叶司令员很关心我,如果没有他的那匹马,我也许走不出少数民族地区了!”

而最让叶剑英忧心的是红军的命运究竟该向何处走。有一天,行军休息时,叶剑英独自一人爬到一座高山上沉思,“想起毛主席、朱老总苦心创造的中央根据地丢给了敌人,苏区群众在受苦受难,我们转移的队伍前路漫漫,便吟哦了几句诗:越过千山与万水,问君西游何时还?……”此时,叶剑英更迫切地感觉到党和红军需要毛泽东。

长征初期,毛泽东的身体不好,叶剑英想方设法关照他,保护他。一次,中央机关行军到一条山谷时,突遇敌军一个连的攻击,毛泽东暴露在敌军的射击范围内,情况万分危急。叶剑英立即率领通信排勇敢地冲了上来,他站在最前线指挥部队作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中央机关转危为安,毛泽东避免了一次巨大的危险。大家说:“好险呀!要不是叶参谋长及时赶到,我们就要吃枪子了!”

还有一次,毛泽东、叶剑英等人正在红三军团开会,敌机突然袭来,对红三军团进行狂轰滥炸。叶剑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毛泽东,他拉住毛泽东的手,迅速跑出屋子,隐蔽在山脚下的茅草地里。他们刚从屋子跑出来,那间屋子就被敌机炸毁了。如果不是叶剑英行动果断、迅速,毛泽东当时就可能遭到不测了。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两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分头北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叶剑英和徐向前等领导右路军北上,但他时时惦记着毛泽东。在一次战斗中,右路军从敌军手中缴获了几匹马和一些牛羊。起初,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准备把打来的战利品直接交给四方面军供给部,而没有分给中央。叶剑英知道以后,就把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找来,为中央机关争取一些战利品。程世才同意叶剑英的意见,直接把一部分战利品分给中央机关。博古感激地说:“你们送来一头牛,让我们饱餐了一顿,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礼物!”毛泽东知道以后,夸奖叶剑英:“组织纪律性强。”

1935年6月下旬,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规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可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阳奉阴违,表面上同意红军北上,却以各种理由不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

1935年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开会,重申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强调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同时对张国焘的错误也进行了批评。由于张国焘的干扰,红军在这一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北出四川的机会。国民党军利用这一个多月,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4个师20多个团,企图堵截红军北上;薛岳、周浑元部集结于雅安地区,随时可以策应;川军刘湘部占领了整个眠江东岸,并有一部越过眠江占领西面的杂谷脑;尾随红军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唯一的选择是:迅速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向甘南的洮河流域前进。在万分危险的情况下,毛泽东果断决定,冲出草地、北进甘南!

松潘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面积约1.52万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这是一片充满危险与死亡的土地!黑河和白河从南到北纵贯其间,河道迂回曲折,汊河横生,地势低洼,水流淤滞而成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成片,覆盖潴水。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垠。草地上气候变化莫测,刚刚还阳光明媚,忽然间便暴雨倾盆,寒风凛冽。行走在草地上,步步惊险,稍有不慎陷入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甚至会遭受灭顶之灾。尤其是每年的5月至9月间,是草地的雨季,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在红军进入草地之前,没有任何人敢穿越草地,不要说普通的民众,就是敢于献身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也没人敢涉足一望无际的大草地。

能不能通过草地,谁都没有把握。谁先率领部队探路?叶剑英自告奋勇,说:“我愿意做这个开路先锋!”叶剑英争来了过草地的“先锋官”。中央决定,由叶剑英率领两个团,作为中央机关和右路军的先遣队,为全军过草地探路。

茫茫大草原,一望无际,多年枯烂的水草层层淤积,散发出腐臭的气味,到处是积水、泥泞。叶剑英抱病带领部队行军,和大家肩并肩、手牵手走在沼泽地里。别人休息了,他还要召开干部会,了解行军中的情况和问题,要求各单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同时,还要向前敌总指挥部报告敌情、地形、宿营地点以及大部队行军需要注意的事项等。在草地上,红军指战员缺衣少粮。粮食吃完了,叶剑英就和大家一样吃野菜,有时吃了有毒的野菜,还拉肚子。

草地里的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上午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晚上气温甚至降至零下,冻得人们瑟瑟发抖。许多战士只穿着单衣或夹衣,脚上是一双草鞋,甚至是赤脚。脚是湿的,衣服是湿的,柴草是湿的,身上几乎没有干过。草地到处是泥泞渍水,到了晚上,只能找一个土丘、河边、高地等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宿营,实在找不到干一点的地方,就只好在草地里露宿。或者就地而卧,或者坐着打盹,或者背靠背睡一会。即使睡觉也提心吊胆的,一不小心跌倒深水泥沼里,就没命了。因此,有时几个人轮流“值班”,以免发生不幸。一天晚上,部队在沼泽地年朵坝宿营。满天乌云翻滚,大雨倾盆而下。没有帐篷,没有栖身之处,大家或蹲或坐,紧靠在一起,忍着饥寒,苦挨苦撑。叶剑英和战士们挤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全身都湿透了,相互用身体温暖对方。不时有同志不声不响地倒了下去。叶剑英看到这种情景,为鼓舞士气,就给大家讲故事,并领唱《国际歌》。

高亢的歌声划破沉沉黑暗,穿过草地,直冲云霄。在歌声中,大家想起了自己当初立下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誓言,充满了热情与力量。不知不觉,黑夜过去了,他们迎来了一轮绚丽的日出。大家在灿烂的阳光下欢呼、歌唱。埋葬了牺牲的战友,叶剑英领着大家伫立默哀片刻,以坚定的语气说:“我们活下来的人,要想着牺牲的同志。我们一定要走出草地,争取胜利!”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勇敢地向变幻莫测的草原深处走去!叶剑英就是这样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给红军开辟了穿过草地的道路。

为革命胜利而“争”

1935年7月22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应张国焘要求,中革军委任命叶剑英为参谋长。张国焘此举意在拉拢叶剑英,因为叶剑英与张国焘都有留苏的经历,在工作中也有过接触,叶剑英对张国焘的指挥才能是认可的。叶剑英超群的军事指挥才华,张国焘也是非常欣赏的,有意重用叶剑英。在叶剑英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后,逐渐识破了张国焘的野心。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红一方面军不到2万人,而红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张国焘自恃实力强大,野心膨胀起来,企图夺取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怂恿陈昌浩向中央提出,由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张国焘还不断以各种理由,一再拒绝执行中央指示,顽固坚持南下。叶剑英认为,从全国看,华北事变后,日军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抗日民主运动出现新的高涨局面,华北已经成为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党和红军北上开辟根据地,可以领导和推动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也有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红军如果南下,必然受到国民党强大势力的打击与挤压,没有前途,必然失败。因此,叶剑英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叶剑英在语言上和张国焘“不争”,不搞公开、激烈的对抗,用委婉的方式向张国焘提建议,用实际行动与张国焘“争”。他利用一切机会,向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宣传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教育大家认识和抵制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但张国焘拒不接受叶剑英等人的正确意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发展到公开对抗中央的程度。1935年9月9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向陈昌浩发出密电,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阴谋用武力危害中央。叶剑英接到这份密电后,立即把这封电报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机立断,率一、三军团迅速离开巴西,脱离危险区域。对于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叶剑英曾回忆说:

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娄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形势危如累卵。毛泽东同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举行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立即北上。在危急时刻,叶剑英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革命。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博古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经过思考,叶剑英设计了一条妙计,利用张国焘要部队南下的电报脱身。他假装执行张国焘南下的指示,通知各个直属队找地方打粮食,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然后秘密到军委直属队找负责人开会,与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商定,于次日凌晨两点离开红四方面军,与中央汇合。他带着当时全军唯一的一张甘肃全图,领着部队悄悄地离开了张国焘控制的部队,赶上了中央,一同向俄界进发。

张国焘恼羞成怒,公然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并通令对叶剑英“免职查办”。叶剑英知道这个消息,一笑了之。他根本就不屑与张国焘这样的野心家去争什么。

关键时刻,叶剑英“一剑封喉”,及时揭露了张国焘妄图危害中央和分裂红军的阴谋,巧妙地率领军委直属队北上,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险境。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高度赞扬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在“不争”中果断相“争”,避免了党和红军的分裂,保护了党中央,深刻地影响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1935年9月12日,红一、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兼第三纵队司令员,王稼祥、杨尚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作战,相继攻克天险腊子口,占领甘南的哈达铺。一天,叶剑英看到部队缴来的一张国民党报纸,上面有一条报道国民党军队进攻陕北红军的消息。从消息中可以看出,刘志丹的部队不少,根据地也不小,而且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当时,红军的最终落脚点尚未正式确定,俄界会议只是决定,北上红军经过甘东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帮助,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并没有解决红军长征的终点问题。叶剑英灵机一动,对总政治部的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说:“拓夫,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在陕北搞革命,他们的根据地还不小,力量也可观,你是陕北人,一定晓得陕北的情况,快讲给我听听。现在我们三个方面军在原来的根据地都待不住了,长征了。刘志丹还能在原地坚持,说明陕北的群众是好的,没有群众基础不可能做到。红军的力量也不小,我们到他那里去吧!你看怎样?”贾拓夫也十分赞成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随后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红军到陕北去,和刘志丹的部队会师,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此时,毛泽东也从各种报纸上关注到了这些消息,接受了叶剑英的这一意见。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陕甘支队进至陕北。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了历时一年的长征。

在长征中,叶剑英有所“争”,又有所“不争”。“争”,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与牺牲精神;“不争”,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人格与宏伟抱负。无论是“争”还是“不争”,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战胜各种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胜利完成长征的秘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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