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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陈云的莫斯科之行

政治 | 8-31 09:18 | 作者:姬明华 | 推荐人:北平老赵 | 编辑: 北平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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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陈云的莫斯科之行

作者:姬明华,来源:《福建党史月刊》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和壮大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指导。同样,从1925年陈云投身中国革命到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在这18年里陈云从普通印刷厂工人逐渐成长为党的领导人,他的成长历程也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指导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陈云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能够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层面揭示陈云生平和思想的发展轨迹。在为数众多的研究陈云生平和思想的成果中,陈云和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部分著作和文章有所涉及,并且研究的成果缺乏系统性。本文在借鉴大批知名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1935年陈云奉命前往莫斯科至1936年底回到中国这一重要时期为切入点,试图细致地呈现1935年陈云莫斯科之行的起因、过程及其造成的历史影响。

 

一、陈云莫斯科之行的起因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亲任总司令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在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对中央苏区制定实施了“堡垒主义”的军事新策略。当时中央苏区的红军虽然已有8万多人,但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不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致使中国红军陷于被动地位。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除了调集部队对红军主力进行围追堵截,还疯狂破坏白区党的工作,致使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当时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都是通过上海的党组织进行,中共中央上海局破坏后,红军就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鉴于此,1935529日夺取泸定桥的当晚,红军在泸定桥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召开泸定桥会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并着重讨论了红军北上的路线和恢复党在白区工作的问题,决定“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与上海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由于陈云会讲上海当地话并且具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因此中共中央派陈云完成这项任务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此外,由于从1934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通信联络中断,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未经共产国际的批准,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自行调整和增补了党的主要领导人。“遵义会议批评了共产国际支持的人,因此会后有必要向共产国际进行解释,以争取他们的理解和继续支持。”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和巩固遵义会议的成果,否则会议的一切决定都是暂时和徒劳无效的。

“为了相继恢复党在上海的组织和活动”, “在上海设法寻找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准备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近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形。”19356月走了长征12000里路的陈云,秘密地离开了长征队伍去完成中央交给他的使命。陈云在当地地下党员席懋昭的护送下,从灵官殿经荥经、雅安到达成都,随即乘坐轮船到达上海。到上海后陈云发现上海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陈云经过努力了解情况后,试图着手实施恢复上海党组织的计划,但是工作刚有所进展,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共江苏省委、共青团中央局大批主要领导被捕入狱,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劳伦斯)也在上海被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了解到情况后,立即从海参崴派出联络员和共产国际代表前往上海。代表团要求“取消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并命主要负责人来莫斯科,同时接收上海与苏区的交通关系。”根据共产国际在沪代表的意见,陈云经过考虑,认为在上海一时完不成中央交代的任务的情况下,亲自去苏联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联系,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当时,陈云一行人前往莫斯科的线路有三条可供选择:一条是从哈尔滨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前往莫斯科,但是因当时东北已被日本占领,这条道路很不安全;一条是绕道欧洲乘船前往莫斯科,这条道路虽然安全但费用太贵。另外一条是从上海坐船到海参崴,再转火车到莫斯科。经过慎重考虑,陈云一行人选择了第三条道路。

 

二、陈云莫斯科之行的主要情况

 陈云同陈潭秋、曾山、杨之华、何时嗣等一行人于9月下旬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陈云化名“史平”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根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陈云在莫斯科的活动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参加会议。陈云一行到达莫斯科之后,随即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在大会闭幕后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腾代远一起受到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的亲自接待。随后“从102日起,陈云、潘汉年分别以史平、白林的化名,同陈潭秋等人一起开始参加中共代表团的会议,并成为中共代表团的三个正式代表之一。”1022日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云作的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1022日史平同志的报告)》一文(即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向书记处系统地、实事求是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参加会议的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说:“这是极其珍贵和十分重要的材料,多年来我们还不曾有过外国党的这类材料。我认为,迄今为止在我们对中国的态度上有过许多的热情和下意识的爱,但我要让你们相信,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

(二)学校学习和教授课程。109日,陈云同陈潭秋、腾代远等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和青年共产国际六大的11名中共代表,一起进入莫斯科列宁学校学习并组成特别班。由于陈云刻苦学习、成绩优异,193658日陈云获莫斯科列宁学校“突击手”称号。陈云在紧张学习的同时,又担负起一定的教学任务。193631日,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聘请陈云兼任“党的建设和工会建设的代理副教授,每年授课一百课时。”莫斯科东方大学是共产国际培养亚洲国家革命者的学校,它的第八分校是共产国际专门为培养中国东北抗联干部而设立的。在校学员有二三百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经常来这里组织活动。陈云在该校讲课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五次反“围剿”的经过,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和遵义会议等”。由于陈云实践经验丰富,又刚从国内战场上来,他的课很受学员欢迎。曾在东方大学学习过的韩光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学习期间,经常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史平等领导人的报告。王明做报告,总要捧着马列课本,讲讲翻翻,翻翻讲讲,使听者不明白,最终也不知讲的是什么。而史平做报告,从来不拿稿子,讲的都是我们想知道而又不知道的国内政治形势。”陈云通过讲述长征、遵义会议等这些党的大事,对这些身在异国他乡的年轻共产党人起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

(三)撰写书文1935年秋,陈云在莫斯科完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下简称《见闻录》),1936年秋连载于中国共产党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10月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做的《报告》,后经人整理编辑成《英勇的西征》一文,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成为后人研究长征和遵义会议历史的珍贵史料。19363月撰写《论全中国学生的救国运动》,刊登于《全民月刊》第一卷第四期。6月以史平之名同王明、康生等在《救国时报》第三十七期上发表文章,纪念瞿秋白牺牲一周年。《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奸细的活动》、《是真话还是谎话》、为悼念鲁迅逝世撰写的《一个深晚》、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诚意”和基本准备》等文章多次发表于《救国时报》。这些文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工农红军在共产国际和世界上的影响力。

193610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织一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派回国迎接执行夺取宁夏战役的计划、担负打通国际路线的红军部队”。代表团由陈云任团长,腾代远任副团长,成员还有段子俊(负责电台)、李春田(负责译电),冯铉(负责翻译)。128日,陈云率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乘火车前往阿拉木图,12月中旬,代表团由阿拉木图抵达靠近新疆的霍尔果斯,“在霍尔果斯看到了苏联当局准备供给西路军的坦克、大炮和其他弹药武器,但当时正值西安事变爆发,苏共中央认为有日本方面的背景,故改变原来的充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电示陈云等停在边境,等候指示”。陈云回忆说:“大约19374月下旬才奉共产国际命令去新疆。”此后陈云在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团期间,致力于建立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一战线,为接援西路军左支队、改善西路军老战士生活和培养军事技术人才也作出了无法替代的贡献。

 

三、陈云莫斯科之行的影响

1935年陈云莫斯科之行圆满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他的特殊任务。他不仅帮助恢复了党的隐蔽战线工作,而且向共产国际介绍了红军长征的主要经过和遵义会议的基本情况,争取到了共产国际的了解与支持。除此之外,1935年陈云莫斯科之行对于陈云本人思想发展、沟通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关系以及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提升了陈云自身的理论素养。在党的高级干部中陈云的学历并不高。由于家境困难陈云只读到高小,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193510月陈云进入在莫斯科列宁学校学习,这是陈云参加革命以来获得的第一次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陈云在特别班学习期间主要学习马恩列斯原著、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西方革命史、中国革命和中共党史等内容。为了使学习更加深入,学校还请经济学家西嘎尔与陈云等中共代表住在一起,这样陈云和其他学员们便可以随时随地向他请教问题,得到更深一步的辅导。陈云在列宁学院的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这一段学习生活却使陈云受益匪浅。陈云后来在谈到苏联的学习生活时说:“一九三五年我到苏联,看不懂英文报纸,要人家翻译成中文。后来我旁边住了一位大学生,我就跟他学英文,用了几个月的功夫,马马虎虎能看懂报上的一点消息了。”

在莫斯科的学习经历对陈云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陈云在莫斯科期间通过学习马列著作极大提高了他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在学校所受的高级培训使他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这样回到中国后,陈云就可以与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政治局委员平起平坐。陈云在莫斯科期间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历,和在上海耳闻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经历,使陈云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市场调节的灵活性和盲目性、对计划经济的优势和不足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正如陈云指出的那样,“苏联对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是加以扬弃而不是一概抛弃的,”在以后的财经实践中,陈云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都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并在实践中发展和形成了自己的财政思想。与当时中共的其他领导人相比,陈云在莫斯科独具特色的生活和学习经历,使陈云在财政经济方面具备了许多明显优势,为日后建设和领导经济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建国初期陈云能够在财经领域从容应对惊涛骇浪也就成为了题中之义。

(二)在共产国际和世界范围内树立了毛泽东的威信。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能够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很长时间没有直接得到来自中共中央消息的共产国际来讲,1935年陈云莫斯科之行增加了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袖群体的信任。陈云详细、客观的报告以及在莫斯科的活动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形成和巩固起到了不可缺少的“口碑”作用。

1022日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高度赞扬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他向共产国际介绍到:“我们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提出新的任务,”“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真正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在谈到遵义会议时,陈云着重指出:“我们在这次会议上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此外,据当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听课的韩光回忆,“陈云任教时经常讲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分析、批判‘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错误,以及以毛主席为主要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的情况。”

陈云到莫斯科不久,共产国际的态度很快有所转变,表示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1936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第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一文,文章概述了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一大以来的革命历程,在谈到红军长征时说:“中国红军主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之下,打破了敌人的四面包围而退出了江西。”称赞毛泽东“有铁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决心,英勇无畏的精神,革命名将和政治领袖的无限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首领毛泽东同志的特长。”1935年陈云作为沟通共产国际和毛泽东关系的桥梁,对巩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有着直接的贡献。

(三)最早向世界客观介绍长征。陈云一行于19359月到达莫斯科,正值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拉上帷幕不久,共产国际七大上各国对中国革命的情况尤其是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的现状极为关注。但是,红军长征后,中共中央即与上海中央局、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系,随后上海中央局又遭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七大代表团成员在七大会议上只能借助中国白区报纸的报道重点介绍长征前的中国情况。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只能从报刊上获得消息,共产国际七大上的中央代表团成员关于长征情况的报告存在不确之处。例如王明在87日向共产国际做的报告中声称:“根据敌人中外报纸的消息,现时全国红军底人数已将近五十万人。”康生在谈到长征的原因时,除利用报刊新闻外,还加上了自己的解释。他否定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被迫从中央苏区仓促撤退,认为这是“国民党借机造谣”和我们队伍中受其影响的“失败主义的观点……是一派胡言”。他对长征的解释是,为歼灭敌人主力达到最终保卫中央苏区的“机动作战”。为什么要西征?中国红军西征的目的何在?反“围剿”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这些都是共产国际代表极为关心的重要问题。但是中央代表团的只言片语和毫无根据的发言,都是为了传达这样一种前景——中国红军正在走向更大的胜利。这种回答缺乏可信性和流于肤浅的解释很难让共产国际相信。

1935年秋,陈云在莫斯科完成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下简称《见闻录》)。是第一本首次向世界系统、全面、深入地宣传红军长征的专著,第一次成功地打通了世界人民。陈云在这本书中化名廉臣,以红军的军事行动这条主线,假称是被俘的国民党军医,讲述了长征途中个人经历和对中共领导人、红军的感受。陈云在书中利用在两支军队中服务的“伪身份”背景,多次把红军同国民党中央军作比较,“赤军之所以能得民心者,不仅在于乡村农民拥护赤军“打土豪、分土地”、“没收土豪劣绅的谷米分给农民”之宣传和行动,而且在于军队有纪律。朱毛赤军中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我已记不清),确使赤军兵士连守。军中已服务多年,在乡僻之区行军或驻军之时,均未见过。”19363月,《见闻录》这本约3万字的著作开始在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先后发行至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而且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视为迄今为止研究红军长征的重要文献资料。它比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耀中国》)的英文版首次出版时间(19379月)还早一年多。

此外,193510月陈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的《报告》讲述了中共中央怎样率领长征队伍在重重危机中取得胜利。并把红军长征分为从江西到贵州、进入贵州到占领遵义、攻下遵义到度过金沙江和过江之后四个阶段。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最早、较系统地向世界阐述长征过程的报告。

 四、结语

 综之上述,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无法在上海恢复党组织以及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危急情况下,陈云于1935年亲赴莫斯科圆满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他的特殊使命,并且争取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理解和支持,这是陈云对中国革命的一次重要贡献。陈云在莫斯科的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包括参加会议、学校学习和课程教授、撰写文章等内容。对于陈云自身而言,此次莫斯科之行的学习生活虽然不长,但是极大地促进了其政治和经济思想的发展,为他日后能够成功地领导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陈云的莫斯科之行也有效地沟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袖团体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陈云虽然没有走完长征,但是在莫斯科期间通过客观、详细的报告和撰写文章为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也做了大量工作,是最早最客观的向世界宣传长征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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