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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听纪登奎闲谈人物

政治 | 9-23 09:22 | 作者:赵树凯 | 编辑: 如风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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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年,纪登奎与我的交谈,主要在出差路上、茶余饭后,或者去他家送取文件时。绝大多数情况是,他在说,我在听。闲谈中,我偶尔会提点问题,他也偶尔停顿一下,问我什么看法。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常常忽略不理,该怎样讲还怎样讲。但是,对于我提出的看法,不论多么幼稚可笑,他都神态很专注地听。现在想来,我们这种交谈既不是平等对话,也不是访问或采访,更不是严肃的问题讨论,而是一位老者对于一位晚辈的“闲话”。这种闲话状态,如果加入一种历史沧桑感,就使我联想到唐人元稹的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显然,把晚年纪登奎比作“白头宫女”是不恰当的,他不是皇上恩宠的宫女,而是权倾一时的中央领导人。我的这样比附并无任何不敬之意。但是显然,晚年纪登奎,生活是寂寞的,心情是寥落的。他所说的很多高层往事,其实是一种闲话。老年人的闲话,其实不在乎谁在听,或者说,朦朦胧胧的孩童也可以称为说闲话的对象。他说的很多事情,我当时确实也朦朦胧胧,但是,有些内容我知道也许重要,所以我在谈话后有所记录。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这些闲话如果琢磨起来,也许可以理解出某种深意。在这里,我选择几段略作铺陈。

(一)闲谈周恩来

纪登奎在闲谈中经常说到周恩来,就话题频率而言,也许仅次于毛泽东。

关于周恩来,纪登奎讲述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掩面而泣,以至于抽泣得肩头都在抖动。当时,纪登奎和周恩来在一起,但是,周恩来似乎已经情难自已。纪登奎说,他当时非常吃惊,试图劝慰周恩来,并说,林彪问题已经暴露,应该感到高兴之类的话语。但是,周恩来并没有理会纪登奎的安慰,也没有对纪登奎解释什么。纪登奎讲这个情景时,我曾急切地问:“周总理为什么哭?”纪登奎并不回答,只是继续他的话题。据我所知,纪登奎曾对几个九号院同事说到这件事,但从来没有正面解释过周恩来为什么哭。

从一般理解来说,周恩来掩面而泣的原因可能多种。可以理解为是为我们党多灾多难而哭,也可以理解为林彪的悲惨命运而哭,还可以理解为,周恩来因为林彪的死想到了自己的伤心事,等等。在以后的闲谈中,纪登奎说到周恩来和林彪,依然不直接解释有关哭泣的事情,但是,我从他的话语之间可以听出,在纪登奎看来,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并非一般文件表述得那样,或者说并不能简单地说周恩来如何同林彪集团斗争,相反,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相当好,尤其是在“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与林彪有很多相互支持配合。纪登奎多次提到:“林彪事件以后,周总理的处境更难了。”周恩来自己有时候也若明若暗地发出类似慨叹。我有时候胡乱猜想,莫非周恩来是想到林彪之后自己的处境会更难,所以才悲从中来,掩面而泣?

纪登奎还讲过向毛泽东汇报林彪专案的一件事。林彪事件后,纪登奎主持林彪专案组日常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叶剑英和纪登奎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林彪专案。纪登奎说:“主要是我向主席汇报,因为我是具体抓这个专案的,总理和叶帅主要是一起听,后边也讲讲。这次汇报,我主要汇报有关人员的审查情况,特别讲到林彪集团意图谋杀主席等情况”。令纪登奎诧异的是,毛泽东听了纪登奎的汇报后,并没有就案情本身问什么,而是说:“纪登奎啊纪登奎,你头上少了几根白头发。不像我、恩来、叶帅,老奸巨猾。”纪登奎听了毛泽东的话,很是不解。汇报结束出来后,纪登奎问周恩来:“我刚才的汇报是否属实?”周恩来说:“是!”纪登奎又问:“主席信不信?” 周恩来说“信!”纪登奎再问:“那主席为什么说我少几根白头发?”周恩来不再直接回答纪登奎的疑问,而是说了一句:“你刚来中央,还不适应高层政治生活。” 这句话含义并不清楚,但是确实意味深长。纪登奎听到这里,就不再问什么。我当时问纪登奎:“您后来是否弄清楚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思?”纪登奎看我一眼,并不回答我。

周恩来说纪登奎“还不适应高层政治生活”,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后来的闲谈中,我们还聊到这样的问题。纪登奎说,周恩来从来没有解释过,对他来说,一切要依靠自己来理解领悟。在当时的中央高层,不仅那些资历深的领导人不会在这些方面指点他,而且,对于一些重大专案处理,高层领导中从来没有个人之间的意见沟通和交流。纪登奎说:“像林彪事件这样的问题,在我和周恩来之间,还有在其他政治局委员之间,除了会议上讨论,我们个人之间从来不议论。在会上的讨论中,政治局委员们说到林彪问题,都是按照主席定的调子说话,从来没有人说半个不字。周总理或者其他中央领导人,从来不说他们个人对于林彪事件的看法。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周恩来自己对于林彪事件有些什么想法。”纪登奎说的领导人之间若有若无的交流沟通,也许就是“高层政治生活的”特点之一吧。

(二)闲谈华国锋

我从闲谈中得知,晚年纪登奎保持联系的高层领导人主要是李先念和华国锋。“文革”期间,纪登奎与华国锋、李先念都是国务院副总理,若干年一起工作。纪登奎到九号院的时候,华国锋已经退出现职,李先念则是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主席。关于他们之间的个人往来,纪登奎很少正面说。一般都是在我们聊到某件事情,或者某个问题的时候,他才说到,前段时间见到谁谁,谁谁怎么说。我是从这些话语间知道他们有所来往。

华国锋与纪登奎是山西同乡,参加革命的资历也相当,但抗战时期他们似乎并无工作交集。华国锋进入国务院工作比纪登奎晚一年,进入政治局则比纪登奎晚四年。华国锋调来中央之后,曾经一段时间内接替纪登奎管分管农业。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请毛泽东确定一个人牵头处理国务院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叫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当年一号文件,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久,纪登奎被确定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华国锋调来北京是在1971年2月。当时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名,同华国锋谈话,将华从湖南省调到国务院业务组任副组长,接替纪登奎负责财贸、农业、国务院值班室(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等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段时间里纪登奎不再分管财贸、农业和值班室,主要是为了有更多精力管中央组织部、领导干部专案等党务系统的事情。这年九月中旬,即“9.13”林彪事件爆发以后,纪登奎主要精力是负责林彪事件的调查处理。就分管农业而言,华国锋、陈永贵、纪登奎在工作中曾有交替或者交叉。

在与纪登奎闲谈中,我曾经说:“华国锋在位时搞个人崇拜,宣传英明领袖,到处挂像,还有歌曲,这个太不像话,连我们这些学生都觉得不合适。”纪登奎说:“你不懂,这个事情不是华国锋自己搞起来的,也不是他要搞起来的。是叶剑英搞起来的,他在会上做出一些宣传华国锋的部署,华国锋本人,还有我,都表示过不合适。但是,叶帅说,这不是为了华国锋个人,这是从党的事业全局考虑。这样,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当然,后来讨论华国锋辞职的那次政治局会上,叶帅也做了反思和检讨。他说他是领会了毛泽东临终时的意思,出于要辅佐华国锋的考虑。打倒四人帮以后,有一段是我在分管宣传工作,但很快就调整了分工,不让我分管宣传了。”当时,我有些将信将疑。但是,后来也看到听到一些别的渠道的信息,特别是看了邓力群回忆录中所谈的政治局会议情况,才觉得纪登奎所言不虚。

纪登奎很少正面评价华国锋,从言谈中流露出,他认为,华国锋决定抓“四人帮”显示了魄力和胆量,令人刮目相看,但是,接下来的许多事情没有处理好,整体来看领导能力不行,特别是重要关口缺乏担当。在纪登奎看来,华国锋很快就下台是顺理成章的。

关于纪登奎和华国锋的私人关系,似乎也不是外界传出的那样紧密,甚至他们之间有某些不睦,但是,又无法说清楚。纪登奎说,在华国锋担任最高领导人不久,他在一段时间里分管过宣传,但是很快也被调整了。后来,他也不再分管中央组织部,主要是移交给了汪东兴。也就是说,在华国锋主政期间,他实际上从党务系统的领导权中淡出了。显然,不再分管意识形态和组织人事,是对纪登奎权力的削弱,或者说是在高层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下降。但是,这种权力格局调整,是因为华国锋对纪登奎的信任发生问题,主动做出高层分工重组,还是华国锋在当时情形下不情愿做出的某种妥协,或者说是出于某种需要而一定程度上牺牲纪登奎的权力?这似乎很难说清楚。按纪登奎在闲谈中的说法,高层权力的纷争,权力格局的分配重组,逻辑十分复杂。结成同盟的未必是朋友,有时候,通常关系不睦的人可能也会成为一时盟友,是为了特定的需要;有时候,牺牲某些权力是为了维持大局;有时候,重用某个人是为了争取或者平衡一个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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