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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报:日本了解张学良比中国多!

自由谈 | 9-25 12:37 | 作者:lastvallin | 编辑: 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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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假如我是张学良
1932年日军屡次侵扰热河,而认为蒋介石不够卖国的丁文江,此时却抱定必死决心,表明他当战则战的想法,他甚至在报上撰文“假如我是张学良”,这个地质学家来替张学良出谋划策。丁文江说“第一步要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同时把重要的军实,北宁路的车辆,逐渐移到居庸关以北.....只要当局有必死的决心,充分的计划,热河是守的住的”。

1933年1月国联企图调解中日冲突,但即使看重国联的胡适也认为,“除非日本有根本悔祸的觉悟,这回的国联调停又必定失败!”日本很快又大举进攻,知识分子群体中又爆发了“主战”情怀,丁文江再次撰文写《假如我是蒋介石》,“到了今天,若是依然以苟安的目的,这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我们唯一的生路是尽我们力量来抵抗。我们不能保全国土,我们至少应该使敌人出最高的代价来买他,不能拱手的奉送于他”,“我们主张抵抗,不是唱高调,是唱最低的低调,不是凭一时的情感,是十分的理智,不是谋自杀,是图生存”。从此知识分子以《假如我是邓/小平,我是马英九》的政论文风延续到现在。

2.傅斯年说中国军人不能躲租界
傅斯年早就料到那些军阀出身的北方军头如汤玉麟之流,说不定会舍不得自家财产,早早盘算逃亡租界,他说“中国军人,尤其是北方的军人不抵抗而放弃江山,在中国,外国以及租界没有立足之地!今日为北方大局,对倭只有一条路,即一切无顾忌,人人当求必死.......中国的命运在死里逃生,不在贪生而就死!”

傅斯年在众人皆主张“开战与求死”的同时,也说“这抵抗要最有系统,能持久,且步步为营,若只是胡乱抵抗,聊以塞责,暴露中国军队之无能力,中国人民之无组织,其害是不可量的。唯最有组织的抵抗,方能赌一下子国运,方能争回已失的人气”,“放一枪开一炮,尽民之膏泽以买飞机的抵抗,还不算数,近日醉生梦死之抵抗,其无济而有害于国家大事国民荣誉是一样的!”

3.日本知道张学良汤玉麟比中国多!
热河最终不到七天就陷于日人手中,丁文江哀叹“日蹙国百里”,他并径直给张学良写信“为您个人计,立刻跑到前线去,把畏缩不前将领枪毙几个,趁日本兵还没完全集中,亲自带着比较精锐的军队,不顾死活,不计成败,一直向承德冲过去!”

1933年3月13日,胡适与丁文江,翁文灏去保定见蒋介石,蒋说没预料到日本进攻热河如此神速,“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胡适说“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胡适专门撰文指出“张学良对(失掉热河)应负绝大的责任!”

4.胡适相信国联
热河既失,《独立评论》同仁们不再主张“和”,翁文灏说“绝对的战--武力战争收回失地,或绝对的和--签字承认屈服,这两条路都不可能的。”蒋廷黻提出“我们丧失热河这个机会以后,很难促进世界对日制裁......这个野梦,我们现在必须放弃,而下决心”。但蒋廷黻认为“速图内政的改革或国家的现代化,在长期抵抗中,利用国联和国际来图中国的富强,比利用他们制裁日本,更有实效更无流弊”。胡适完全赞同,他说“国联可以给我们最可靠又最少危险的援助,我们必须放手放胆去利用欧美资本与技术合作来促进中国现代化。”


《独立评论》的自由知识分子同仁们与国际主义仍有亲近,胡适尤其是说“我们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因我们要对得住国联和美国不承认主义,我们不该抛弃国联”。胡适害怕国联抛弃中国,因为他认为中国无力抵抗日本,即使国联对不住中国,胡适也是看大而不看小。《大公报》有人指出,“现状之下,只有彻底牺牲,尚不失为心安理得之办法......不必问谁得最后胜利,惟当竭其力以事其牺牲”。

5.熊十力说胡适是贱心肠
即使是着迷“佛学”的熊十力,也对胡适的冷静退让表示诧异,说他“谨慎”,熊十力说“今日已举世无生人之气,何待以不抵抗教旨耶”,“土耳其有几多科学设备,而苦战抗敌久矣......今日想依赖外交,这付贱心肠,应该扫得干干净净,自觉自计,才是起死回生之道”。

但囿于当时的形势,胡适早就对日本厌恶,他说“今日军阀统治之下的日本,决不是我们的朋友”,“日本不会谅解我们的,我们今日的情形只能是,多交朋友,谨防疯狗”。胡适害怕国民党单独对日交涉,他致信汪精卫“外交要顾到世界的局势,而不可限于一隅的局势,外交要顾到国家百年的大计,而不可限于一时的利害”。

6.决不承认满洲国
1934年后,《东方杂志》说“日本外交家最近的论调,就是日本愿意取消满洲国,只要中国允许和日本缔结军事和经济的盟约,就仿佛去年日满条约。这荒谬绝伦的论调,这是要淆乱中国的人心”。

胡适在《独立评论》的腔调,也“委婉的强硬起来”,他说“即使华盛顿和伦敦巴黎柏林罗马政府都承认了满洲国,中国也决不承认......满洲国恰使这两国成为不解的仇”,溥仪在“满洲国”登基做皇帝,傅斯年对国民政府的反应极为不满“我们的政府对此胆怯......因为害怕到微妙地境界,日本二字与庙讳同避,一切可以触犯日本忌讳的字句,例如不承认,都是取之惟恐不尽的.....”

7.高度赞扬血战
胡适对国际社会也不太在意了,他说“尽管有公道,尽管有对弱者受侵暴者的无限同情心,在眼前都还只是不结果的奇花”,“我们只有埋头苦干而已”。胡适还说“日本军人这两年半的工作,在中日两国间建筑起一道感情的壕沟,把平时爱好日本文明或敬重日本民族的中国人逼上仇视日本的不幸道路上去了”

1934年5月,胡适在为长城抗战牺牲的战士所写纪念碑文“我国代表接受了一个城下之盟的早晨,离北平六十余里的怀柔正开始一场最壮烈的血战,一千多个中国健儿要用他们的血洗去城下之盟的一部分耻辱....”

8.长城抗战之碑
蒋介石、阎锡山发电慰问59军,并奖励55000大洋。天津《大公报》赞扬59军:“以血肉当敌利器,傅部空前大牺牲;肉搏千多次,使敌失所长;沙场战士血,死也重泰山。”


傅作义决定在自己的大本营绥远建立一座 “华北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并树碑刻字,大力颂扬。建碑前,傅作义将军请胡适先生撰写碑文,请钱玄同先生书丹。但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全部接受日方要求,命令傅作义将军把“华北第五十九军抗日将士公墓”纪念碑的碑文,加一层遮盖,在其表面上另行刻上 “精灵在此”四个大字。

9.特务机关改名
当时日方要求取消河北境内所有的国民党党部,撤退河北境内的中国军队,并要求将一切有抗日象征的纪念物进行隐藏。因此“抗日烈士公墓”被迫改称 “烈士公园”,“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改为“长城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

傅作义曾针锋相对地提出:如要求我们取消纪念物上有关“抗日”的字样,日方必须把驻绥远特务机关名称中的“特务机关”四字取消,最终迫使羽山喜郎特务机关更名为“羽山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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