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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侃理:曹窋与汉初政治

政治 | 9-10 10:43 | 作者:陈侃理 | 编辑: lee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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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记武帝以前事多承自《史记》,而今本时有异文。前人读史校书,往往志在消灭异文,定于一本。实则《史》《汉》叙事议论容有不同,时或可以深究。比较《史》《汉》记载曹窋免官事的差异,探求原因,可知汉初功臣集团在吕后、文帝之际的政变中有过一次影响深远的大分裂。本文原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华书局2014年版),转载时有删略和修订。 



曹窋是汉惠帝相国曹参之子。刘邦初起,曹参即以中涓从龙,其后“攻城略地,功最多”,唯因刘邦偏爱萧何,论功时最终屈居第二。曹窋出身显赫,在吕后、文帝之际政变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其后却突然从载籍中消失。《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窋“高后时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为侯”,此后便不再有任官的记录。

关于曹窋免官,《史记·张丞相列传》亦有记载:
以平阳侯曹窋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与大臣共诛吕禄等,免。

此事《汉书·任敖传》作:
平阳侯曹窋代敖为御史大夫。高后崩,与大臣共诛杀诸吕,后坐事免。

《史》、《汉》所记,明显有别。

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为《史记》衍“不”字,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引其说,中华书局点校本遂据以删字(1959年版及2013年修订精装本,2014年修订平装本补回“不”字,仍出校引梁说)。前贤信从此说,自有其根据。他们注意到,《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曹窋在诛杀吕产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没有理由说他不曾参与诛杀诸吕的事件。但各家都忽略了,《史记》与《汉书》所称的诛杀对象是有区别的。《史记》称诛“吕禄等”,《汉书》则作“诸吕”。推敲文意,《史记》所谓“吕禄等”应该不包括吕产在内。

案《吕太后本纪》所载“诸吕”,终吕后世,吕氏凡三王,而吕产最长,号吕王,为吕氏大宗,吕禄则是其从弟。吕后崩,以吕产为相国,官位亦在上将军吕禄之上。汉文帝封赏诛杀吕氏的功臣,诏书曰“吕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将吕产列于吕禄之前,可以反映当时人对诸吕次第的认识。若举一人以代表诸吕,无疑应是吕产。《史记》不云“诛诸吕”,亦不云“诛吕产等”,而曰“诛吕禄等”,当有特殊的缘故。

考《吕太后本纪》,大臣诛诸吕事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吕后八年九月庚申日,大臣夺取北军,击杀吕产。此日旦时,曹窋见相国吕产议事,无意中听到郎中令贾寿来与吕产密谋,告知其派出平齐的灌婴已倒戈,与刘氏齐、楚王合纵,欲诛诸吕,并催促吕产迅速入宫发动政变。曹窋立即向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报告,使之得以先发制人,夺取北军。然而吕产仍掌握着南军,准备入宫劫持少帝,以制群臣。曹窋又将此谋告知陈平,乃受命联络卫尉,令其阻止吕产入殿。此时吕产不知吕禄已弃北军,率领南军突入未央宫,因卫尉阻拦,只能在殿外徘徊。曹窋见状,恐不能胜产,又驰告周勃。周勃遣朱虚侯刘章入宫击产,日晡时,因天风大起,吕氏兵乱,才得以诛杀吕产。透过《史记》的叙述,至今仍可想见这一日之间如何腥风血雨。其中,曹窋果断报告吕氏密谋,使周勃得以先发制人,然后又奔走驰告,在劝说卫尉和召唤援兵两个重要环节起了关键作用。可以说,此役曹窋充分表现出他的果决识断和对刘氏的忠诚,立下大功。

吕产是吕氏的宗族领袖,也是族中最难对付的人。周勃遣刘章入宫时,因担心无法取胜,不敢公开声讨诸吕,只明令刘章保卫少帝,给自己留有后路。刘章诛吕产后说:“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可见吕产之死的转折意义。

此后,诛诸吕便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时,刘氏天下的危险已经解除,吕氏失去招架之功,只能任人宰割。剩下的问题就是善后,包括处置吕氏宗族和吕后所立的少帝。《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周勃得知吕产的死讯后,“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次日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嬃(吕后妹,樊哙妻),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偃(吕后外孙)”。随后,大臣密谋,诬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惠帝子,废而改立代王刘恒(后来的文帝),遂又诛灭包括少帝在内的惠帝诸子。

在这些事情的记载中,第一阶段中极为活跃的曹窋,却不见踪影。

吕禄等人死后,曹窋很快就被免官。《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曹窋免官在文帝立后,但据《孝文本纪》,文帝至长安时,御史大夫已是张苍。文帝至长安在己酉日,距诛吕产之庚申日仅四十九天。而张苍任御史大夫前在寿春(今安徽寿县)为淮南相,从任命发出至张苍到任,时间应不少于二十天。也就是说,从诛吕产至曹窋被免去御史大夫,时间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汉书·任敖传》云曹窋“坐事免”。根据班固的说法,曹窋“与大臣共诛杀诸吕”,立有大功,有什么事能够让他在此后的短短一月内被免职,实在令人费解。更蹊跷的是,曹窋死于文帝后元三年(前161),距吕后八年尚有近二十年,在此二十年中曹窋竟没有任何任官的记录。这与他的身份及汉初的习惯很不符合吗,或许从另一个方面暗示,导致曹窋免职的绝非寻常之事。
再来看《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载曹窋“不与大臣共诛吕禄等,免”,事实上已经说明免官的原因。

《史记》说被诛者是“吕禄等”而不曰“诸吕”,是有意将吕产排除在外。《史记》暗示,大臣诛杀吕禄等人,曹窋并没有参与。“与”在古汉语中还从“参与”引申出“赞许”之义。此处亦可解作后者。曹窋不仅没有参与诛杀吕禄等,而且不赞成乃至反对周勃等大臣的决策。这就使他立遭免职。



吕产死后,刘氏统治的威胁解除了。但对于执事大臣们来说,残酷的政治抉择才刚刚开始。接下来,他们不仅要把握政权的走向,还要为自身的利益和安全慎重考虑。从吕产死到迎立文帝的短短数十天内,大臣们做出了若干极为重要的决定,其间一定有分歧、争论、妥协和交换。事涉废立,极度敏感,史文的记载简略而模糊,只能通过蛛丝马迹,推测其中的细节。

当时在位的少帝刘弘,是惠帝之子,吕后的外孙。少帝之母惠帝张皇后是吕后长女鲁元公主与张敖之女,少帝皇后则是吕禄之女。吕氏政变失败,没有改变他们外戚的身份。只要少帝在位,吕氏不灭,总有复兴的机会。这对诛杀吕氏的周勃等人非常危险。在他们看来,要防止吕氏复兴,最可靠的办法是斩草除根。族灭吕氏之后,要预防复仇,还需进而废除吕氏拥立的少帝。《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其密谋云:“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为自身计,刘氏功臣们立即着手处理这两个问题。

在群臣决议族灭吕氏时,曹窋站在了反对立场。我推测,这样做至少有四个方面理由。第一,此时刘氏政权的威胁已经解除,族灭吕氏于公无益。第二,吕氏辅佐刘邦建立帝业,功勋卓著,不仅是外戚,也是丰沛功臣集团的代表。第三,曹窋之父曹参是丰沛集团的核心人物,曹氏家族与刘氏、吕氏均关系密切。惠帝时,曹参为相,曹窋为中大夫,是随侍惠帝的亲近之臣。吕后四年,又以窋为御史大夫。以功臣之子而为公卿,在当时可谓荣宠无二。这说明,曹窋同样深受吕氏的信任。由于这种信任,吕产与贾寿密谋起事时没有刻意回避曹窋,曹窋才得以“颇闻其语”。第四,就个人性格而言,曹窋应是忠直耿介之臣。惠帝命其质问乃父,曹窋谨遵不忒,结果受笞二百。可见他忠于职守,不事应变取巧。在吕氏面临族灭时,坚持原则,力阻事件走向极端,符合曹窋一贯的立场和个性。

此时,族灭吕氏已经不难。废除少帝,则必须有充分的正当理由,首先就要否定少帝的皇位继承权。《史记》仅云前少帝非张皇后所生,而《吕太后本纪》所记大臣密议,则说惠帝诸子梁王皆非刘氏,这就彻底剥夺了少帝和孝惠皇子诸王的合法性。

以曹窋的地位和出身,仅反对族灭吕氏,似还不足以免官。他很可能还试图阻止大臣诬称少帝、诸王非惠帝子,进而反对废立,因此才终身不得起复。曹窋死于文帝后元三年,子奇嗣侯,终文帝之世,曹氏不显。至景帝初,曹奇为将军参与讨平七国之乱有功(可能战死),其子曹时得以尚平阳公主,这才回到了与曹氏贵族身份相称的地位。文帝薄待曹氏,直接原因恐怕就是曹窋在废立之际的态度。



汉初政治处在不稳定的时期,权力的平衡一再打破,又一再重建。吕后、文帝之际,大臣周勃等族灭诸吕、废除少帝方案,与曹窋尽量维持现状的方案,最终导向不同的权力平衡。两者之争,既反映了汉初政治特殊的结构,也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政治走向。

刘邦生前建立的政治体制,是刘氏皇族与从龙功臣构成两大最高统治集团分享权力,共治天下。高祖十二年,与群臣刑白马而盟,约定“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再加上非列侯不得拜相的惯例,分别保证了刘氏皇族和功臣集团的政治特权。

在惠帝以后,吕氏集团逐渐壮大为第三股势力。吕氏一方面是刘氏姻戚,与皇族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也代表着功臣集团的利益。史称:“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死事。”显然,吕氏的权威不仅来自外戚身份,他们的功勋和死难,都是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就吕后而言,她与萧何、曹参等丰沛元从功臣还有布衣之交。高祖身后,吕后让萧何、曹参、王陵相继为相,大体遵照了功臣集团的位次。惠帝时期,功臣集团实际控制汉廷,吕后则居于功臣和刘氏之间,维系着双方的均势。惠帝死后,少帝幼弱,吕后不安。丞相王陵为代表的大臣将宫卫兵权让渡给吕后的三位侄子,表明无意威胁皇权。以吕后为轴心结合刘、吕二氏为一方,功臣集团为一方,便达成了新的政治平衡。

然而,这个平衡很不稳定。大臣们没有想到,吕氏掌握兵权后并未收手,反而进一步准备立诸吕为王。这一企图违背白马之盟,立遭右丞相王陵反对。但此时吕后临朝称制,诸吕兵权在握,天平已经倒向吕氏一边。王陵直谏后随即免相,陈平、周勃等只能隐忍不发。

此后,吕氏权力走向鼎盛,但其中也潜藏着危机。当时,吕后两位兄长都已谢世,同胞只剩其妹吕嬃,而妹夫樊哙也在惠帝七年故去。掌握兵权的吕产、吕禄都是子侄辈,才能、资望远远不如周勃、陈平等从龙元功。吕后在世时,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和威望,对诸吕和功臣均有所牵制,勉强维持了表面的平衡。等她一死,长期积累的矛盾便迅速爆发出来。诸吕失去支柱,居高位、握重兵,而有累卵之危。大臣既不服吕氏封王,又担心诸吕拥兵,于己不利。冲突一触即发。

曹窋通报吕产与贾寿的密谋,点燃了政变的导火索。他的本意,应是通过功臣集团先发制人,在变乱萌芽之初化解汉家统治危机,将政局动荡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诛杀吕产后,刘家天下和高祖之盟的威胁已经解除,功臣集团面临两个选择:一是迅速收缩战线,依托现有基础,恢复高帝时期刘氏与功臣共享权力的政治平衡;一是扩大战果,彻底重构皇权,建立功臣集团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新体制。是否族灭吕氏,恰好处在选择的分岔路口。最终,以周勃、陈平为代表的大臣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历史的记载总是偏重于胜利的一方,而遗落下未被挑中的选项。《史记》记载曹窋“不与大臣共诛吕禄等”,透露出当时仍有重臣主张前一个选项。除了这条偶然的记录外,当时还有谁反对灭吕氏、废少帝,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不过,可以肯定,曹窋不会是功臣集团中唯一的特例。

夷灭诸吕之后,在废立的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意见,即便赞同废除少帝,更立哪一位刘姓诸侯也存在多种选择。齐王刘襄、淮南王刘长都曾被纳入讨论,大臣最终选择的则是代王刘恒,即后来的汉文帝。表面上的理由是刘恒年长仁孝,母家谨良,实际则是贪图其实力最弱,便于控制。由此,灭诸吕、行废立的功臣取得了相当的优势。史载文帝即位之初,周勃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自送之”。

这种优势维持的时间很短。文帝二年十月,陈平死,功臣集团失去了智囊。三年十月,文帝强令周勃免相就国,通过列侯之国和将侯国迁移至汉郡辖下,反过来控制了功臣集团。这当然与功臣集团低估了汉文帝的才略有关,若从内部寻找原因,则是功臣集团在“是否族灭吕氏”、“是否施行废立”、“立谁为新君”这一连串的选择中分裂了。功臣集团随时推移而逐渐衰败,本是常情。但建汉元勋族灭吕氏、强行废立的极端举措,摧毁了恢复汉初体制的可能,最终让自身加速陨落。

与之相对的是刘氏皇族力量的迅速扩张。这一方面表现在皇权日益摆脱高祖功臣集团的控制,得到伸张,另一方面则是同姓诸侯的崛起。文帝以后,政治史的主题、最高权力的争夺,就由刘氏与功臣集团的角力,转变为刘氏内部汉廷天子与同姓诸侯之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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