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百年读者Q群:297239336

水煮百年 - 打捞麻辣鲜活的历史细节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最后的名媛”郑念:上海生死劫

文化 | 10-13 11:28 | 作者:佚名 | 编辑: 如风2015
分享:
字号: T T T


“文革”时期,海外的许多知识分子,或许是雾里看花的原因,有许多人都对“文革”抱着赞赏的态度,不论是科学家杨振宁还是历史学家何炳棣,都曾有这般迷思。后来有两本书对海外人士理解“文革”比较有帮助,一本是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另一本则是郑念写的纪实小说《上海生死劫》。这两本书在海外的影响可谓无远弗届,许多人就是从这两本书中认识到了当时极权统治下人们的生活状态。

《上海生死劫》的作者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平,中学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后升入燕京大学,而后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与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郑康琪结婚。

随着抗战的爆发,两人回到中国,其夫任职于国民政府外交部,后来被派到澳大利亚,他们在澳大利亚呆了七年,1948年回到上海。1949年,在面临留在大陆还是去台湾这一选择时,他们选择了留下,郑康琪后来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在上海的经理,直到1957年病逝。之后,郑念任经理助理,协助公司在上海的工作。

后来,“文革”爆发,郑念因其留学英国、丈夫曾是国民党高官及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公司的经历而遭非难,致其长达六年的牢狱之灾,她的女儿则遭到造反派红卫兵的毒打而意外身亡。随着“文革”的结束及社会的日益开放,郑念得以平反,并于1980年前往美国探亲,最终定居美国。

《上海生死劫》就是郑念在美国以其1966年到1980年这一特殊时期的经历为题材写成的纪实小说,其内容基本是按照自己的回忆来叙述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本回忆录。这本书对那个荒谬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无处不在的告密现象等都有淋漓尽致的描写。

自由与平等的消逝

说到自由,首先指的是法律下的自由。不论是政府,亦或者是政府统治下的民众,首先要遵循法律。尤其是宪法。而那个时代恰恰是无法无天的时代。

在这本书中,当郑念面临抄家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是宪法。她写道:

虽然我认为这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但我仍举起那本《宪法》,心平气和地说:“你们没有搜查证就随便闯入私人宅第,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那青年一把夺去我手中的《宪法》,把它扔在地上,气汹汹地说:“这宪法已作废了。”

“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我说。

“我们已把它作废了。你打算怎样?”那青年说。

当政策与语录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时候,自由也就消失了。而自由的消失也会导致平等的灾难。因为没有了自由,平等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自由,平等就成了选择性平等。

一个人可能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如主人公的女儿曼萍)而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而唯有根正苗红的贫苦大众才可以拥有这种权利。书中写道:

女儿曼萍,是个可爱聪敏的女孩子。她在解放后成长的,因此她并不意识到,一个像她这样教养极好且出身于富家的女孩,原本可以享受到更多。相反的,在这个提倡平等的社会恰恰就是她这种家庭出身的,不能享有与他人一视同仁的政治及生活待遇。在她整个童年时代,就常因为家庭出身而遇到种种麻烦。比如她想进一个质量高一点的中学,那她的入学考试成绩,就必须在八十分以上,而工农出身的学生,六十分就可入学了。……以后,她屡遭这种区别对待。每每这时,她总是自感负罪,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

极权统治与告密

自由平等的缺失必然导致人人自危。这样人人都成了受害者与施害者。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信任,不敢说真心话。对于天高皇帝远的暴君专制而言,这一人人都是暴君的暴民统治更加令人恐怖,因为你不能有任何精神放松的时刻,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个弦。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该信任谁,你不能有任何感情的自然流露。

在小说中,郑念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都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毛的画像,因此当人们在商业区行走时,似乎有成百双毛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这一“老大哥在盯着你”的描述不仅让人再次想到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描述。还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好:“文学比历史更加真实。”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状态下,监视与告密也就层出不穷了,在《上海生死劫》中,不论与郑念同在监狱的狱友,还是她出狱时来跟她学英语的大德,甚至是她的邻居与保姆,都在时刻监视着她,并时不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这种隐私自由为零的状态很容易使人崩溃,这也可以解释“文革”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精神病人。

正是这种不论在狱中还是在家中都遭受严密监视的状态,迫使郑念做出了离开中国的最终决定。她回忆道:“看来我人虽然出来了,但还是在受监视,可能只要我人在上海,不管多长久,都不能放松警惕。那晚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里,第一次生出一个念头:离开中国为上策。唯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政治上那种阴沉攫人,提心吊胆之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

应该说郑念在《上海生死劫》所描述的情形,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黄苗子与聂绀弩、冯亦代与章伯钧、英若诚的经历等等,都是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一幕。许多知识分子在平反之后都写了控诉那个时代的文章,说出了自己所遭受迫害的事实,但仅仅有控诉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反思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的罪恶。

或许郑念是基督徒的缘故,郑念在小说中不仅有控诉,更有反思,这种反思表现了郑念对幽暗人性的深刻认识,她曾写道:

能否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一种天赋的毁灭狂?我们所披着的文化外衣是十分脆薄,不堪一击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潜伏着一种兽性,假若我还年轻,工人阶级出身,自幼接受并崇拜左的教育,相信这是正确的,那我会不会同他们一样行动?

在这里,郑念反求诸己,表达了每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观点。或许在极权统治下,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正是每个平庸的邪恶导致了集体灾难的降临。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或许这种每个人所有的“平庸的恶”才是极权主义起源的人性基础。郑念的这本书也为此做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后悔与无悔

1949之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经历“文革”劫难之后,大多会不由自主的做一些假设。如果1949年不留在大陆,那自己的人生又会怎么样呢?多数知识分子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把自己的行为跟爱国联系在一起,并对自己在1949年的选择表示不后悔。

与这些知识分子不同,郑念是明确表示自己后悔的一个人。在这一点上,郑念有些像陈寅恪,陈寅恪就曾在诗中对自己的选择流露出后悔之意。得知女儿曼萍的死讯,郑念曾自责道:“一九四九年把她从香港带到上海而自责。我责问自己,怎么看了那么多有关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书,却还看不到个人崇拜之国的本质?”

郑念还写到在大学任教的朋友薇妮、亨利夫妇。“文革”后,躺在病榻上的薇妮向其诉怨道:“曼萍死了。我的儿子也无前途。一九四九年我们原可以离开的,不是吗?我们留在这里都是傻瓜。”

郑念及其朋友对自己选择所表达的后悔,表现了她的诚实。许多知识分子用爱国的言辞来表示自己的不后悔,难道离开的人就不爱国吗?书中曾写到她其离开祖国时的感受:“让我心撕肺裂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着效忠祖国。”在此书的《跋》中也可看出她对中国的种种关注。这一切无不体现郑念的爱国精神。

或许他们对于爱国的概念有所分歧吧,在陈寅恪、郑念看来,爱国的前提应该是国家爱护我们。一个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地方怎么能激发起人们对它的热爱呢?对于这样没有人权的地方,最好的选择恰如《诗经》所言:“逝将去汝,适彼乐园”。
Tab标签:文革 贵族 郑念 名媛

路过

雷人

握手

鲜花

鸡蛋

相关文章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过

网友评论

7934人查看,有0人评论

推荐文章
热文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