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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报:梁启超的思想来自福泽谕吉

自由谈 | 10-15 15:33 | 作者:佚名 | 编辑: 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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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也曾排满
早在戊戌变法以前,梁启超已经有排满思想苗头,在湖南时务学堂时,他已偷偷印《扬州十印记》,“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1902年,梁启超甚至给康有为写信,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的时代,......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不过革命党也高唱排满革命论,梁启超就不敢公开提倡。


当初梁启超能逃到日本,也是伊藤博文为之大声疾呼,他说“请让我来保护他”,“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因此梁启超在日本公使林权助的帮助下,逃到塘沽日本大岛号军舰,逃到日本。

2.邹容用人类学排满
革命党早期是靠《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这些记录清初满族屠杀的小册子原本就能激发民族复仇心,唤起“排满”意识,革命派甚至发现,用社会进化论的西方人类学理论为“排满革命论”提供科学依据。这使得对也相信进化论而拥满的改良派也万分尴尬。邹容在《革命军》呼吁“革命必剖清人种”,他认为亚洲黄种人可分为两种人种(汉族,西藏,交趾支那族)和西伯利亚人种(蒙古族,通古斯族,土耳其族),而满人属于后者。他介绍的人类分类法是当时人类学普遍说法,对“排满”主张十分有力。邹容为了推翻清朝的皇权,使用皇汉民族的概念鼓动排满革命,对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影响巨大。

邹容纪念碑由汉鸿顺营造厂承建,于1946年1月26日动工,同年6月29日落成,是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根据1941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中执委第八次会议决定,碑文是根据章太炎民国十一年(1922年)为营建上海邹容墓所撰写的《赠大将军邹君墓表》一文修改,题词为当时重庆市长张笃伦。

邹容说,“此固我皇汉人种亡国之一大纪念日也!”,《革命军》说明“贼满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对中国所进行的长达260余年的残暴统治.又说明当时所倡言的革命非野蛮之革命,而是文明之革命,即“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购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权利,为国民增幸福”的革命。


3.改良派用文化论抵抗
但改良派又不能对“种族革命论”降服,改良派不得不另想出人种分类的其他办法,主张“满汉不分”,他们提出人种分类是文化,语言,习俗等后天因素为指标,康有为说“所谓汉满者,不过如土籍,客籍之异耳,其文化教义,皆从周公孔子,其礼乐典章,皆用汉唐宋明。”梁启超反驳汪精卫提出的民族分类因素论,说“论者谓之民族之六大因素,满洲人之纯然同化于我者,即有四.....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革命党一旦推动“种族革命论”,主张满族同化的改良派的种族论形势就不妙了。

梁启超原本在1901年-1902年也说,黄种人分为三种,第一是亚洲东部的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暹罗人,第二是亚洲北部中部的蒙古人,鞑靼人,鲜卑人,西伯利亚人,第三是欧洲近东的土耳其人,匈牙利人。梁启超也原本认为所谓中国人包括满族,但革命派依据人类学定义满族为异族,梁启超也只好勉强承认满族属于异族,他在《中国史绪论》,将中国人种分为六种,‘今清朝亦此自兴也’,“对于苗,图伯特(西藏),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 而他的老师康有为,则醉心为帝王之师,从儒学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康有为晚年曾写道,“追思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



4.《民报》刊登些什么
改良派既然是“满汉不分论”,“满族同化论”,革命党在《民报》就刊登了不少文章驳斥,刘师培在《辨满洲人非中国之臣民》,引用了近百种史料,对于汪精卫“建州卫”非中国领土之说,进行佐证,刘师培力图证明建州不仅不是明朝领土,也不是明朝保护地,还是中国统治权范围之外之土。陶成章还走得更远,干脆说满洲在明末还是中国之敌国。民报上这类文章实在太多。不过革命党对满族源流有充分考证,但对汉族的实质却没有充分探究,他们只有心理,历史性的汉族概念,到底是从黄帝开始汉族之源流,是革命党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时在民报上热烈讨论汉族来源的代表,是章炳麟,宋教仁,刘师培,蒋智由(蒋观云),这些人心中,汉族人的来源,虽然是学术问题,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行为。1903年刘成禺写成《太平天国战史》16卷,孙中山为之作序云:“汉公是编,可谓扬皇汉之武功”,也是一种政治行为。

5.汉族西来说
1894年法国东方学者拉库伯里发表《中国古文明西来论》,他以古巴比伦论与中国古史相比,认为中国人祖先来自古巴比伦的迦勒底,此说在革命党人中引起了巨大震撼,蒋智由在《中国人种考》,刘师培在《攘书》都介绍此书,刘师培说“我种人于上古四千年前,世界草昧,舟车未兴儿超越千万里高山沙漠出没之长道,以开东方大国,是则我祖宗志气之伟大,性质之勇敢为何如,而事业之雄期又直为他人种所无,足以鼓舞我后人之气概者,抑又何如也。”章炳麟曾一度也赞同,在1904那年发表《序种姓》,吸取了近代人类学和人种学的观点,考证中国古代人种的由来。

不过到了1910年章炳麟又否定了“汉族西来说”,他说“法国人有句话,说中国人种原是从巴比伦来的,游说中国地方,原本都是苗人,后来被汉人驱逐了,以前我也信这话,近来细细考证,实则不然”。对于提倡建立国粹,发扬汉族文明优越性的章氏来说,汉族来自西亚不符合他的理念。图上下分别为黄兴建立的华兴会,以及孙中山在美国与芝加哥同盟会会员合影。

6.宋教仁的种族学说
宋教仁的日记显示,他在抵达日本后不久就买了《人类学杂志》,表现对人类学的关心。宋教仁不久就在日本报纸上发现了《汉族西来说》。他兴奋至极,说“佛国东洋学者拉库里伯里论支那学者,实自小亚细亚卡耳迪亚之苏美尔人,阿卡德人迁徙而东来这,其论非徒臆断,乃自各学术方面研究结果而断定者”。他读的是日人佐佐木安五郎发表的有关文章,从此他每周都会看这些日本人的文章,热衷对“西来说”的关心。

对于提倡西来说的宋教仁,打倒满族,恢复汉族为己任,满足汉族自尊心是最重要的。图为1905年华兴会在日本合影,前排左1为黄兴,左3伟胡瑛,左4为宋教仁。华兴会成立的宗旨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方略为湖南发难,各省响应,“直捣幽燕”,具有鲜明的皇汉色彩。而宋教仁向来主张“黄帝即位之年,为汉族开国之年。”

7.梁启超的思想来自福泽谕吉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是个影响深远的人物,他的语言和模式直接启发了胡适,毛泽东等人。而他在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以后流亡到日本,在日本接触到了由西洋而来的“文明”概念,在明治日本获取了"文明"的知识营养,并介绍到中国。当时梁启超去见福泽谕吉,福泽问梁启超,中国有多少人接受了西方式教育和英语能力。梁启超算了算,说有几个人吧,福泽谕吉就哀叹说“中国完蛋了,整个就完蛋了”。而正是梁启超在日本接受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念》,但他的引文并未注明是来自福泽,这也算是大师不遵守国际学术规范的例子吧。他自己都说“居东京一年,能稍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

福泽说“日本有政府而无国民(nation)”,“知有家而不知有国”,梁则说“知游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的主张。一般认为英语的civilization译为和制汉语的“文明”和“文明开化”,最早见于1867年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外编)。图为日本钞票上的福泽谕吉。

8.日本人的精神何在
福泽回忆录,自己就说对中国士大夫的看法,他说他最不喜欢的就是中国文人虚伪。“宣讲四德:忠、孝、仁、义,然而一旦危机来临,就变成了胆小鬼。他们中很多人过着荒淫的生活,酗酒,作诗,热衷于书法。”严复晚年转向佛道,吸鸦片, 刘师培从无政府主义变成保皇派,周作人由启蒙主义思想家变为限于苦雨斋的知堂老人,鲁迅则陷入了文人的攻讦泥潭。

1854年美国黑船来航事件,象征西方文明撞开了日本大门。黑船来航的准将美国人佩里,当时送给日本人一些体现西方工业化成就的礼物,没想到日本人一拿到手中,非常感兴趣,不断提问,显得他们早就对这些工业有概念,而且渴望掌握技术。福泽谕吉说,日本人从第一次看到蒸汽机船后,只用7年就掌握了技术,甚至还能独立远航太平洋。图为反映明治维新以后社会“蒸蒸日上”,“明亮”的日本电视剧《坂上之云》,日本人心里“明治时代”无比光明,"昭和时代"则是一片黑暗。

9.张之洞的荒谬
福泽谕吉在1899年初版的《自传》中批判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荒唐主张;如果不接受西方价值观,那么把中国导向文明开化是一场空话。他认为,中国要走向文明,必须推翻清政府,否则,再来一百个李鸿章也无济于事,这预言了孙中山的共和革命之必然性。

而三四十年后,陈独秀又大声疾呼,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经害了我们这么多年,我们不要再高唱本位文化,东方文化来害后人”。图上下分别为辛亥革命胜利后,率领革命党祭明孝陵的孙中山等人,代表汉人推翻满清,光复之意。下图为电视剧《走向共和》推行洋务运动的张之洞,身旁翻译,原型即为辜鸿铭。

文章素材来自 石川浩祯之《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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