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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上悬案“刘志丹”案是怎样形成的

政治 | 10-28 14:22 | 作者:黄正林 | 编辑: 如风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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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版画家古元创作的木刻作品:《刘志丹与赤卫军》。(资料图)

原标题:刘志丹冤案是怎样形成的

1935年9-10月间,发生在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中的肃反运动,关押了刘志丹等陕甘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桩悬案。关于这次悬案,中共中央先后做过4次结论,而且每次结论都有所不同。在50年时间内,足见其复杂性。现有的各种出版物在谈论刘志丹冤案时,只就事论事,简单地把刘志丹的冤案与王明“左”倾路线联系在一起。那么,刘志丹的冤案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三嘉原事件”

1931年8月,刘志丹在陈珪章部兵变失败后,与马锡五到了甘肃庆阳南梁。南梁活动着几股农民武装赵连壁、贾生财和杨培胜,刘志丹与他们联系密切。9月,刘志丹指示杨、赵、贾三人率部到合水县倒水湾进行整编,整编后的游击队分三个大队,赵连壁、杨培胜、贾生财分别担任大队长,刘志丹任总指挥,全军共300余人,200余支枪。这就是刘志丹最早活动在陕甘边组织“南梁游击队”的基本力量。

同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以共产党员20余人为骨干,在孝义县宋庄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9月初西渡黄河,到达陕北。10月,与杨琪、师诸杰等领导的山西商贩队会合后,被陕西省委命名为陕北游击队。

由于这支队伍大多数是流氓无产者、烟贩,沾染了许多不良习性,无组织、无纪律,与中共建立红军的理念相距甚远。因此,在建立中共领导的军队的过程,是不是打出“红旗”,主要领导人分歧很大。1932年1月,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时,就没有打出红军的旗号。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阎红彦说刘志丹不同意立即打出红军的旗号:“尽管有了省委的正式指示,但是志丹同志仍然不同意打红旗,他的主要理由有两个:一(是)怕红旗引起敌人马上来进攻站不住脚;一是打红旗就得改造部队,要改造部队问题很多,应该慢慢来。”

另一种是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央信中的说法:“因各部队太复杂,都是过去的土匪、流氓无产者,充满到处乱抢乱烧,不敢揭出工农游击队和‘红军’等名义,因为恐怕在群众中的政治信仰倒地,离开广大群众,因此即改此名义。”不管哪一种说法,都反映出这支初建的部队成分不纯,与中共要建立人民军队的宗旨相差甚远。尽管如此,“西北反帝同盟军”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部队中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在两个支队中也建立了支部。

关于如何整顿这支成分不纯的队伍,谢子长、刘志丹也有很大分歧。谢子长认为:“对那些成分复杂不可靠的部队,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刘志丹则主张“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办法,不堪改造的个别清理”。部队党组织曾几次召开会议,争论的焦点是“打红旗、改造部队”的问题,“队委会每次开会都吵得没有结果,主要是刘志丹同志坚持不同意打着红旗和立即着手改造部队。”

在争吵中,队伍到了正宁三嘉原。时值春节临近,部队给养十分困难,“队委会决定打土豪筹备年茶食,两个支队都去打土豪,听说赵二娃(即赵连壁)在打土豪过程中,抢了永和集,在双佛堂一带连一般老百姓的猪肉吊子都提来了,群众告到谢浩如(即谢子长)跟前。”

发生了抢劫群众的恶性事件后,队委会立即召开会议(刘志丹未让参加)决定采取缴刘志丹旧部的枪,“然后打出红旗”,并决定“以集合部队出发为名”采取行动。1932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一),部队集合起来,谢子长讲话后,即“命令刘志丹部的赵二娃、杨培胜、贾生财三个部全部缴枪”,在缴枪过程中打死了赵连壁。被缴枪后,刘志丹的2支队大部分人员被遣散回家了,给刘景范和马锡五两人1头毛驴作为路费,劝其回家。就在2支队被缴械的当天晚上,师诸杰带上他的200多人跑了。这就是陕甘边红军发展史上的“三嘉原事件”。这件事情使刚刚组建起来的队伍蒙受了巨大损失,刘志丹也离开了部队,去了陕西省委。

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如何看待“三嘉原事件”?陕西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时分为两个支队,“第一支队是中心骨干,第二支队纯系土匪集合而成……这样成分组成部队,只有很坚决的肃清土匪流氓分子,洗刷部队。企图渐次的改造,纯是幻想。因此决定工作:第一,首先将第一支队许多土匪首领赶出部队,然后渐次肃清,其群众尽可能的保存一部分觉悟的先进分子。第二,将第二支队完全解决。”可以看出“三嘉原事件”刘志丹部被缴枪之事,是中共陕西省委所认可的。

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三嘉原事件”后,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后叛变)任政委,刘志丹被排斥在游击队的领导之外。

1932年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派杜衡(后来叛变)到根据地组建红军。在成立红26军时,杜衡给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原陕甘红军游击队领导人扣上了“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各种帽子,把他们排斥在红军的领导之外。后来,在王世泰等人的坚持下,刘志丹以挂名政治部副主任留了下来,谢子长、阎红彦逼迫离开部队去上海受训。中共陕西省委肯定了杜衡的做法,并同意杜衡不切实际的关于在渭北创建根据地和扩大红26军的军事计划。由于杜衡南下关中建立根据地的错误做法,导致1933年6月,红26军在关中几乎全军覆没。

1933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因杜衡叛变遭到严重破坏后,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贾拓夫给中央写了两份报告,两份报告都涉及到红26军的问题。报告批评了原陕甘游击队中的“土匪习气”,“这些土匪部队利用我们的红旗到处随意勒索群众,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群众谓之‘假红军’。”贾拓夫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原陕甘游击队中的“土匪习气”不完全对,但也并非空穴来风。如前文所言,部队的成分不纯,成为杜衡排斥刘志丹等红军领导的主要借口,也被中共陕西省委所认可。从贾拓夫给中央的报告来看,该报告给中央造成的印象是红26军是一支执行“右倾”路线的军队。

中共陕西省委因杜衡的叛变遭到破坏后,使红26军与上级关系断绝,也给红26军发展留下了很大的空间。红26军在刘志丹等人领导下,不仅使红军力量得到了壮大,而且建立了陕甘边根据地。但从1934年7月起,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再次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

受了贾拓夫给上海中央局报告的影响,1934年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驻北方代表给红26军两封秘密指示信。1934年7月,阎洼子会议上,谢子长宣读了两封信。指示信和中共陕西省委对红26军批评的口气是一致的,指责红26军“梢山主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阎家洼子会议后,谢子长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写了信,认为红26军需要派得力的政委来领导,将“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他说的“老右倾同志”指谁是不言而喻的。

此后,陕北特委多次给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央驻北方代表打“小报告”,反映红26军存在的“问题”。1935年5月10日,中共西北工委召开玉家湾会议后,郭洪涛“向北方代表写秘密报告,说……刘志丹包庇掩护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专门挑拨陕甘、陕北的对立,挑拨红26军和红27军的对立。”

尽管此事郭洪涛在回忆录中没有记述,但根据朱理治的回忆,郭洪涛的确给中共驻北方代表写过反映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存在右倾问题的信。朱理治回忆说:“1934年底,陕甘特委写信给陕北特委,批评陕北执行的是立三路线。中央孔原同志(简称”中代“)根据陕北郭洪涛、鲁贲等同志的报告,认为陕北工作在1934年有了很大的发展,而陕甘边甚为落后。”

可见,从1933年11月贾拓夫给中央的报告,一直到1935年5月郭洪涛给中央北方代表的秘密报告,都是反映和批评陕甘边苏区与红26军存在所谓的右倾错误的。这给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北方代表一些领导人形成了一种看法,刘志丹等人在陕甘苏区执行的是右倾路线,红26军是一支右倾机会主义者把持的军队,必须派人去解决红26军和陕甘边苏区的右倾问题。

中央代表的到来

1935年7月,北方代表朱理治到达陕北永坪镇。朱理治到达后,召开了西北工委执委会扩大会议,传达了临时中央、北方代表给陕北的5份指示信。指示信认为“陕甘党内存在右倾取消主义,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朱理治还作了一个报告,提出“陕甘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巩固陕北、陕甘边苏区,要将陕西与四川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并进一步地使川陕苏区与新疆、青海、甘肃的伟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据说该报告是郭洪涛起草的。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显然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受到了刘志丹等人的嘲弄和抵制,说“这是小寡妇梦男人———空想”。刘志丹的嘲弄可能激怒了中央代表和郭洪涛,以后的类似会议没有让刘志丹及其支持者参加。

9月,再次召开了一次西北工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杨森和陕北特委主要领导人马明芳等“都没有让参加会议”。会议对陕甘党存在的所谓的“右倾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问题进行了批评和清理,“暗藏在党内以蔡子伟为代表的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分子,他们的主张是实际对党的路线消极怠工,轻视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不信任群众革命的创造性,降低了党的政治任务。”“只有坚决的斗争与驱逐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分子,陕甘党才能顺利地完成一切光荣的任务。”(《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决案》)

根据“中代”的指示,朱理治对陕甘边的右派问题进行了考察。他派李景林、惠碧海、鲁贲到陕甘边苏区帮助工作。他们到陕甘边后,给朱理治写了一个关于陕甘边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刘志丹领导陕甘边在“军事上是很有成绩的,不仅恢复了26军,还给27军很大帮助,但地方工作的确有些问题。”“群众基本没有发动起来,土地基本没有分配,地主很猖狂。”

9月,从上海来的聂洪钧也到达陕北,他对陕甘边的印象是:“经常可以听到一些说法:从西安、太原来的‘来路不明分子’多是由张慕陶派来的右倾分子,也有西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来路不明分子’所以能够进来,都是刘志丹的引进和受他的包庇;……刘志丹、高岗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曾在陕甘边导致红26军全军覆灭;如此种种,对我的认识有很大的影响。”从以上两人回忆来看,他们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即陕甘边和红26军存在右倾问题。

张慕陶、张汉民因素和肃反

前文提到关于刘志丹和陕甘边苏区的右倾问题都与一个叫张慕陶的人有关。张慕陶,陕西旬邑人,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常委。1931年春,因反对王明被开除党籍,接着在天津被捕。1932年9月出狱恢复党籍后,被中共中央北方特科派往张家口任中共特委书记,后因与以柯庆施为首的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发生了意见分歧,被开除党籍,并定性为反革命右派。

张慕陶被开除党籍后曾一度进行反对中共的小组织活动,因此在1933年以来的中共的一些涉及张慕陶的文件都称之为“反革命右派”。因张慕陶是陕西人,又曾经担任中共陕西省委领导职务,陕甘边和红26军又直接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许多人与张慕陶有着同乡、上下级关系。因此,张慕陶被定性为“反革命右派”后,陕甘边与红26军的反右斗争主要是清除张慕陶的影响。朱理治到陕北时,张慕陶和陕甘边根据地以及红26军还保持着某种联系,“张慕陶派通讯员给另一位同志送信”,更引起各方面的警觉与怀疑。朱理治感到问题很严重,成为促使他下决心进行肃反的一个主要诱因。

对陕甘边进行肃反的另一诱因是张汉民事件。张汉民是中共地下党员,长期在杨虎城的第17路军任职,先后担任杨虎城的卫士营长、警备团长、警备第3旅旅长,“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搜集军事情报,支援陕甘游击队,掩护刘志丹、谢子长等来往陕西开展工作。”1934年底,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活动在鄂豫皖的红25军长征到达陕西,为同红军建立联系,杨虎城指派第17路军张汉民警备第3旅跟随。不料,1935年4月9日,红25军在位于蓝田县的九间房设伏,全歼跟随的张汉民旅,并俘虏了张汉民。在审问张汉民时,红25军主要领导人“从张汉民处知道刘志丹、高岗和张有联系,从而怀疑刘、高和红26军干部有问题,种下了后来陕北错误肃反的一条根子。”因此,张汉民事件为红25军到达陕北后立即进行肃反起了催化作用。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长征达到陕北,17日,在永坪镇联席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会议议题是开展反右倾,主要指红26军和陕甘边工作中存在的右倾问题,“公开指出惠子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傀儡,要严重地打。……这次会议就把反右倾和肃反变成了现实。”

关于红25军到达陕北后肃反的开始,朱理治回忆说:“肃清右派反革命是‘中代’派我去陕北的任务之一,但我去后只传达了‘中代’指示,集中力量搞扩红问题,想在工作中看看究竟,并没有想到进行肃反。后来发现陕甘边扩红推不动,派去分地的同志被撤了职,土改等问题开展不起来,李西萍等发表失败主义和反对土改的怪论;又听说西安党为右派把持,陕甘边有他们派来的很多人,同时,抓住了张慕陶到陕甘边和黄子文接头的交通,我这才感到陕甘边确有‘右派’在捣乱。恰在此时,25军到陕北,又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在陕南亦听到西安党为右派把持,并从张翰(汉)民同志的供词中(张当时任杨虎城的第17路军警卫旅长,红25军路过陕南时与该旅发生战斗,25军因不知他地下党员身份,将其俘后误杀)知道西安党派了许多人到26军。因此,又怀疑26军也混入了反革命。由于25军和陕北过去从没有联系,也听说西安党有问题,更感到有搞清楚之必要。于是,省委决定肃反。”

上述一切因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使刘志丹冤案成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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