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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报:胡适说陈独秀嫖娼被开除,从而改变中国

自由谈 | 11-15 14:31 | 作者:lastvallin | 编辑: 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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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代宗师》的广州妓院剧照

历史上的旧北京八大胡同名妓合影。

1.1919年初,北京报纸刊登消息,称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嫖娼时与人争风吃醋。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陈独秀嫖娼事件。当时名流出入妓馆,乃合法行为;陈独秀本人相当狂放不羁,甚至公开撰有奇文《乳赋》。有人甚至说,汤尔和力主北大开除陈独秀,导致其日趋左倾,终于南下上海,成为中共的建立者。 “1919年3月26日夜,是北大决定陈独秀去留的一次会议,汤尔和‘力言其私德太坏’,但‘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最后结果,还是汤尔和等人的意见占上风,蔡元培忍痛割爱。” 


2.汤而和曾在给胡适的信中描述那天晚上的会议,说得也模棱两可,“发何议论,全不省记。惟当时所以反对某君(指陈独秀)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作大学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汤尔和却是力主开除陈独秀的中坚人物,这会议的结果他自己也未曾预料。 唐宝林、陈茂生编著的《陈独秀年谱》也说得很简略,“开始,蔡颇不愿撤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汤则以所传陈嫖妓之流言,猛烈攻击陈‘私德太坏’。蔡因是‘进德会’的倡导者,遂为汤议所动,决定撤陈。” 


3.蔡元培并没有作出开除陈独秀的决定,而仅仅是通过改组北大“学长制”为“教务长制”的方式,体面地免去了陈独秀的北大文科学长职务。北大评议会(包括陈独秀)已决定在暑假后进行学制改革,取消文科学长和理科学长,改设教务长。 陈独秀结怨颇多。据当时在北大教哲学的梁漱溟回忆,“陈这个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 

陈独秀任内推行的废止年功加俸、每年更换聘约、不允许发放讲义等改革措施,严重得罪了一批教师。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与陈独秀同时身陷嫖娼门,辜鸿铭、刘半农、邓之诚纳妾,但没有人找他们麻烦。但其实是到“五四”运动前后,陈明显地转向共产主义。

4.1919年6月11日,陈因散发传单宣传“过激主义”,被政府逮捕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9月18日下午,他去看望了刚刚出狱的陈独秀。周回溯说:“在这之前,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至此遂以违警见捕,本来学校方面也可以不加理睬。但其时蔡校长已经出走,校内评议会多半是‘正人君子’之流,所以任凭陈氏之辞职,于是拔去了眼中钉,反动派乃大庆胜利了。”


1922-1923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中国北大留学生与蔡元培(前排中)合影。

5.胡适的见解
胡适对于陈独秀的作为,以及他是否应该受到被开除的惩罚,却另有不同的解读。用胡适的话来说是:“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胡适一直认为汤尔和利用谗言赶走陈独秀。

1936年1月2日,胡适还愤愤然的给当初力主开除陈的汤尔和写信,“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共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晚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编者著:陶孟和)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定论。”


6.因何离开
直到1919年6月11日,他在游乐场派发左翼传单——《北京市民宣言》,被当局趁机拘捕,陈独秀不得已离开北大。这个时候的陈独秀的声誉没有因嫖妓事件受损,却得到了舆论和报纸上纷纷称赞,陈独秀得到了许多这类头衔,比“一个最干净的健将”、“我们的光明”、“救济人类的福星”、“思想界的明星”。

但在那年的4月11日,汤尔和在日记中记录回寓“途中遇陈仲甫(陈独秀),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亦可哂已”。怒目而视云云,颇符合陈独秀褊急的性格。

7.汤尔和的结局
讽刺的是,以道德评判立场出发的汤尔和,在抗战爆发,七七事变的当年就参加了日伪的北京政府,担任议政委员长。在1940年3月加入汪伪国民政府,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当了铁杆汉奸。据说汤尔和性好花木,其在北京医专当校长时期,曾将教室前栽了几棵松柏,并告诫生徒说:“吾人处世当如松柏之坚贞,虽经霜雪而不变。”《汤尔和事略》一文亦称汤氏“生平喜松”,“自得翁常熟所书六松堂横额,因自号六松堂主人”。

但他在为伪北大筹组时,仍尽心尽力,撰写新“校歌”时也念念不忘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虽有低潮,不可消沉,他告诉学生:“北大洵大哉,黄河之水天上来,历史悠然五千载,惟我多士闢草莱,研精科学,发抒文章,共为国士毋相忘,须知校运有隆替,北大寿命永无疆”。汤尔和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日俄战争爆发,被推荐为五百名留学生中的拒俄义勇队临时队长。

8.陈独秀要抛弃民族主义
由民族化趋向国际集团化,这不独是今后势之所不免,而且是人类进步的要求,要求——我们应力争以民主集团代替法西斯蒂——走向世界联邦之过渡。至如尼赫鲁所主张之除开英、美的亚洲集团,说起来很漂亮,其实这样只有使亚洲落后延长,而且这和缅甸人‘宁可和认识的魔鬼结交’的说法,同样是一种人种的偏见,同样会替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张目,我们必须排斥这一有害的幻想!”

陈独秀在出狱以后,说“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他认为“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的,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胡适和陶希圣都对陈独秀的言论表示赞赏。他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9.陈独秀曾经认为报社该烧
陈独秀在三十年代后出狱,又鼓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非参政不得纳税之观点,但十年以前的1925年11月29日,《晨报》报馆被人放火烧毁。陈独秀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胡适耿耿于怀,不吐不快,他还写信给陈独秀,说“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你我不是曾发表过一个争自由的声明吗?”。


胡适说,”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在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个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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