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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报:章伯钧说超额完成任务!

自由谈 | 3-22 16:26 | 作者:lastvallin | 编辑: 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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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伯钧说任务超额
在五七反右中,章伯钧提意见,其中有不少精彩言论,比如“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他们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林希翎说:“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个叫做在封建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

章伯钧时为全国第一大右派,且至今未被平反。



2.胡适在台湾受围剿
大陆轰烈搞文革,胡适在台湾《自由中国》登出文章的题目是“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叙说艾氏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自知无专门知识,而大胆信任各部门负责人;当总统以后,遇自己一时无法决断的事,不轻易下断语,而将自己签名“可”“否”两个批件,请副总统尼克松挑一个。这篇给蒋介石祝寿的文章,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批评胡适“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在大陆,胡适被批驳不堪,在台湾,胡适仍被视为洪水猛兽。第二年,胡适回到台湾,担任“中研院”院长,欢迎会上,他立刻替《自由中国》的雷震讲话,“我说台湾应该替他(雷震)造一个铜像,以表示他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

胡适一直坚定的站在自由主义这一边,替雷震说话。


3.谢雪红被打成右派
参加228台湾起义的台共女领导人谢雪红,回到了大陆,但在五七反右时,同志杨春林揭发说,“她虽然在台中地区参加起义,但当群众一致要求枪毙有血债的伪台中县长刘存忠时,谢却加以包庇,硬将刘存忠送还警察局保护。谢又背弃人民武装和一起逃跑。在逃跑途中,看见报载蒋经国要去镇压228事件的消息,她就写信给蒋经国,介绍她自己是国民党员,要求蒋经国'宽大处理’。谢雪红一直宣传自己是228的女英雄,事实上她是228的逃兵。”谢雪红非常震惊,站起来说“那种污泥式的生活难道是我要过的吗?如果不是为了党,为了党的指示和党的纪律,我会如此吗?

开国大典上,登上城楼,站在毛主席身边的谢雪红。此后她不仅被打成右派,最终1970年死在医院的过道里。

4.章乃器不去海外
1965年,李宗仁,郭德洁从海外回来, 李宗仁的老朋友黄绍竤、刘斐、刘仲容等,都被安排陪同他。章乃器是他的老友,虽然没有征召章去陪同李宗仁。但有关方面也没忘记他,为了体现“来去自由”,特意来征求这几位大右派,是否愿意去国外。章乃器和章伯钧的回答都是不去;罗隆基说我是要去的,但现在不去;刘王立明说,有子女在海外,很想念他们。 章乃器为什么不去呢?他说:“我是爱国的,是为建设新中国而来的,而且是被请回来的;除非我的政治问题解决了,否则哪里也不去。”

5.雷海宗只有150块钱收入
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在南开被打成右派,精神和经济双重打击,据何炳棣回忆说“老师每月只有150块钱”,《光明日报.史学周刊》肖黎回忆起雷海宗最后上的历史课说,雷海宗小老头拄着拐杖走进教室,但上课铃声洪钟般响起,只见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来了,与他刚进教室时简直判若两人。只依稀记得他讲的是印度的寡妇殉葬。他上课什么也不带,却对历史事件、人物、地名、年代都十分熟悉,脱口而出。他的外文极好,一会儿是希腊文,一会儿又讲一个词语如何从希腊文演变为拉丁文、英文的,斯拉夫语系有什么特点,侃侃而谈。”

雷海宗在“鸣放会”上发言称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方面停滞于恩格斯逝世时的1895年。此一发言随后被《人民日报》加“按语”发表,尽管雷本人及其公开辩护者杨志玖先生一再解释其学术语境,终归于事无补。


6.雷海宗容忍陈寅恪讥讽
雷海宗在西南联大的学生何炳棣回忆说,雷海宗不仅在他申请留学失败时鼓励他,推荐他去其他学校教西洋史,而同级学长王文杰回乡奔丧,路费都是雷老师说的。1937年何炳棣还听同学黄明信说,茶会中明明听见陈寅恪先生相当高声地和一位同学说,何以目前居然有人(指雷海宗)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当时雷先生就在附近,绝不会听不见。同时清华历史及哲学系合聘的张荫麟备受陈寅恪师的赞扬,已着手为教育部写撰《中国史纲》第一辑。清华校园之内,新秀吴晗对雷之通史已有讽议。

7.傅鹰的批评触动毛泽东
1957年,北京大学教授傅鹰的发言独树一帜,他说: “党到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要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加了薪便感激涕零,那么蒋介石给更多的钱,怎么办?岂不危险?现在比过去好,因此应该拥护现在的政府,这个逻辑用于知识分子就很危险。过去我刚回国时,住了13间房,有5个澡堂,每月600元薪水。按这个逻辑推下去,我岂不要反政府?……”他说知识分子应该有气节,不要阿谀奉承,很大一部分进步分子都是捡领导爱说的话。”他的发言触动了毛泽东。虽然毛已经说右派的批评是最猖獗的,但他也承认“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 

8.钱端升劝学生回新中国
1948年,钱端升到美国讲学,但最终他决意返回中国,当时许多人劝他留下来,胡适也劝过他,而且钱端升还劝他的学生田保生也回来。田保生毕业后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欧美司工作,后来到联合国任职,凌其翰对田保生的评价是:“为人质朴诚实,素为我所器重。他于返美前夕特到我寓所辞行,谈到国内时局,竟无言失声。”凌其翰劝他:“你千万不要悲伤了,须知黑暗已到尽头,光明就在眼前,到了关键时刻,必须果敢地行动起来,抛弃旧世界,追求新世界,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田保生回去以后,在外交学会从事翻译国际法著作,凌其翰回忆说,“他埋首苦干,举凡奥本海国际法巨著,希金斯和哥伯斯合著的海上国际法等英文原著译成中文,都有他一份辛劳。”

后来田保生和钱端升一样,都成了右派,十年浩劫中,田保生和妻子一同自杀。1982年,钱端升不顾自己身体不好,坚持参加田保生的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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