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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报:钱钟书“反右”咬紧牙关

自由谈 | 6-25 20:39 | 作者:lastvallin | 编辑: 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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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仁宇为何感到沮丧
黄仁宇这位华人中一流的史学家渴望现代化,是因为看到现代国家能运用理性的体制力量进行动员,轻易打赢战争。他说““美国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当中各种因素都能相互交换,互相替代,所以动员起来,可以全部筹谋共同支配”。在中国抗战时,领导人只能凭和属下的个人交情,凑合做事,其效率大概只能用“中世纪”衡量。黄仁宇是在抗战时参加过远征军的军人,也参加过日本投降仪式,他对“日本人的理性化程度之高而感到震惊。日本人的特点是非人格化的服从制度,宛如机器一般有效率”。对此,黄仁宇深感沮丧,为什么现代中国如此差劲,比任何民族都差。”

黄仁宇的父亲黄震白,别名种苏,是中国革命初期同盟会会员,在黄仁宇兄弟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是在客厅墙上挂的国父孙中山的手笔,题赠「种苏同志」,中间是「博爱」两个大字。



2.黄仁宇为什么被解聘
黄仁宇如此赞美现代化体制,他说中国自古以来小农经济之上只有简单的衙门及胥吏,服务效率无法与现代政府的管理相比,但他晚年被美国大学解聘时,遭遇了美国现代管理体制下的互相推诿,自相矛盾,毫无效率;他去见律师,却被“上了一堂阴谋、诈欺和欺骗的课”。他被解雇的直接理由就是他的量化成果即所谓“业绩点”(FTE)不达标:课时不够(选课学生少),出版不够(书稿一直被拒)。但这种“量化”的观点恰恰又是他当初对美军管理人力资源心折之处,把人不加区别的当作砖头,当作液体的石油,从兵站逐步输入进前方。但现实中黄仁宇自己也是丢三落四,想象联翩,任性好动,并不具备西方学者如李约瑟那般井井有条,他还是一个“前现代”的中国文人。被解聘,是他一生的重大羞辱,他不得不提起笔来为自己申辩,但黄仁宇同样注定,不得不在抗战前线的盟军、在美国大学中都为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而申辩。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1940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1943年加入驻印远征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1944年5月,曾在缅甸密支那受日军突击右腿负伤,亦曾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



3.费正清为什么要否决黄仁宇
黄仁宇认为历史学如果要真正出成果,必须不守常规,思出位。但美国的计量经济学家就很反对黄仁宇,认为他的研究方法不规范,导致黄仁宇无法在f费正清主编的哈佛系列中出版明代财政研究。费正清等美国学术权威对他很友善,但同时也枪毙了他不少重要学术著作,有人告诉黄,如果你要别人接受你的观点,你就“必须很有名,才能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黄仁宇研究明代财政,明代史料也少,数据更少,在中国人眼里黄仁宇著作已经算数据详实,但在美国学者看来还是缺乏数据支撑。说到底,还是中国与西方史学观念的差异。

费正清有一句名言,“中国之所以落后,是由于缺乏动机,而非缺乏能力,是由于社会条件,而并非由于其天生才智。”几十年间费正清培养了1000多名年轻的中国学研究者,其中100多人在他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分散在美国和美国以外的10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其中不少已成为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费正清在学术上受拉铁摩尔、蒋廷黻、邓嗣禹三位学者的影响最大。


4.余英时评钱钟书
余英时说钱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在事变中怎么样适应,而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原有的价值系统、原有的原则,不会做出很不好看的样子,或者像冯友兰那样一再骂自己。余英时一再赞钱钟书真正聪明,说“他小时候,我的老师钱穆看见他父亲叫他背书,他很小就在他的父亲督促之下念了很多书,而且他真正念通了。”余英时说他是懂得独立精神的人。

著名文学研究家钱钟书不仅以《围城》闻名于世,1950年初在乔冠华介绍下开始参与《毛选》英文版翻译工作,至1954年告一段落。从此钱钟书不问是非,害怕沾染是非。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大批名教授被应邀召进行外事编辑,定稿工作则由钱钟书负责。


5.钱钟书不发一言
在“洗澡”运动,改造知识分子思想运动完成后,传闻周扬曾问过何其芳:“为什么不发展钱钟书入党?”消息传到钱钟书耳朵里,钱钟书沉默不已,害怕组织找他谈话,据说连清华同学胡乔木也曾找钱钟书谈话,要发展他入党。但钱钟书以当年朱家骅也曾找过他为由,他也没加入国民党,他说自己还不够合格。到了1957年,发动“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唯独钱钟书咬紧牙关不发一言,而且告诉亲友们“根本就不要说。”最终众多亲友纷纷落马,朋友冯雪峰、周勃、陈涌、何直等相继落马。家人中钱孙卿、许景渊、钱锺汉、钱锺毅都被划为“右派”,父亲钱基博遭受批判,钱钟书侥幸过关。

五大右派之首章伯钧,在反右批判现场不堪重负的著名照片。



6.余英时讲中国笔记如牛奶
余英时说‘《日知录》,或者更早一点的像南宋末年王应麟的《困学记闻》。他们这些笔记都是非常有原创性的。陈援庵先生就说清朝人的笔记就等于一瓢奶粉,你要拿热水一冲,就是一杯很好的牛奶了。“于是钱钟书也是这样的情况,他受他父亲钱基博影响太深,一定要”我知道这个典故,这个典故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这个诗人人都知道是某某人的,出在哪一篇,这是中国考证学派的影响“。从这一点上,余英时说,钱钟书的遗产学术价值永远是有用的,但是他确实没有一个大系统,小结果他是有的,但他不注重大判断。

严耕望(左),钱穆(中)和余英时(右)在一起。余英时是钱穆最著名的弟子之一,余英时评论钱穆说,老师在新亚书院多次向同学讲演,都提到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曾在他少年的心灵上激起巨大的震动。



7.周有光说不回来就一点希望都没有
著名汉字学家,周有光被问到为什么会回国做拼音,“你怎么那么自信?这是一件很难的事,56个民族都要说普通话,这个太难了,你就不知道吗?”周有光回答:“我知道很难,但是如果我不回来的话,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周有光在两年圣约翰大学的教育,让他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熏陶,“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他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的洗礼,完全认同于“民主”和“科学”。但是他追求“现代”而不鄙弃“传统”。自始便重视“建设”,而不肯随波逐流地走“破坏”的路向。

周有光曾直言不讳的说,“国学”两个字是不通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学”,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复兴华夏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


8.周有光说张允和
周有光诚实说自己的妻子,著名的”合肥四姐妹“之一张允和,“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反右时期,留在大陆的张允和已受到冲击,周有光当机立断,知道她经不起一轮接一轮的政治波浪,毅然让她辞职。这真是一个最明智的决定。正如她所说的:“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

张允和女士与丈夫周有光先生,张家四姐妹都是著名的昆曲大家,文革结束后,张允和说那种“不敢唱昆曲,连笛子也没人敢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她曾高兴地写诗寄给海外的友人说:“故国如今有此音。”


9.邵洵美参与抗战文艺

章克标在给《海上才子·邵洵美传》的序里将邵洵美概括为三重人格的人:一是诗人,二是大少爷,三是出版家。邵洵美是上海大富之家的后人,是盛宣怀家的外孙,他也娶了表妹盛佩玉,是典型上海富家子弟。但他倾尽全力创办杂志,如《时代画报》、《万象》月刊、《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与人合办《新月》、《诗刊》等著名杂志,在1934年至1935年,几乎每五天就有一个杂志创办。及至抗战炮火喧天,邵洵美没有逃到大后方,而是和美国情人项美丽一起合办《自由谭》,揭露日军暴行,嘲讽汉奸伪善,鼓励人们站出来抵抗日阀。他自己更是激情四溢的写到“抵抗是唯一的出路……和平是出卖国家与民族……凭了汪精卫在'艳电'前后的种种言论与举动,可以相信他也一定做得出卖国卖民的勾当。

邵洵美曾是杰出的诗人,作家,翻译家和著名的出版人,但在“反右”和“文革”中,因着种种历史问题又遭受到冲击,甚至被送进提篮桥监狱,最终死时据说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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