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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报:周培源是井冈山寨的“寨主”

自由谈 | 6-30 07:51 | 作者:lastvallin | 编辑: 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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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为本
清末时,社会思想即以改造中国教育制度,培养和西方现代文明接轨的人才为热潮,当时王照、张元济劝导康有为以开办教育、培植人才为先鞭,以维新变法为后图,康氏则认为:强敌虎视鹰瞵于外,清廷河决鱼烂于内,譬若老房子着火。严复在英伦邂逅孙中山,严开出的药方也是“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孙中山略有迟疑,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语作答。当时革命党认为教育没有革命重要,但民国肇造后,革命党人中的蔡元培出去欧洲留学,归国后终于出任北大校长。

2.钱端升登了天安门城楼
1949年,不少学人精英跟随国民党政权去了台湾,但当时寄居在费正清家里的著名法学家钱端升则不一样,他闻知“国内解放战争进展十分迅速,形势发展令人快慰”,不远万里奔归“解放”的。回国以后,他给费正清的信中写道:“以一个想要适应这个变动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我衷心赞赏这新秩序的创造者。虽然我自己……被误解。”他继续热情的在文章中赞扬新中国的民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天字第一号的大事,也是中国有史五千年以来天字第一号的大事。他划了一个时代。他继往开来。”钱端升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钱端升同胡适等人在一起,这是受国民政府之托,与胡适(中)、张忠绂(左)赴美宣传抗日战争。



3.钱端升全盘检讨自己
1951年以后,钱端升不得不对自己做出全盘否定,他在检讨中写道“我在北京大学工作,在很多的方面,仍充分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风。”此后,他还不得把矛头对准北大的老领导们,例如汤用彤、蔡元培和胡适。钱端升指出:“比我负更大作用的是前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先生”, “汤先生向来是明哲保身的,与人不争的。”“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 ,“我们除了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应该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这思想所遗留在我们中间的影响。”

1954年,钱端升,后左三作为代表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4.被打成章罗同盟
钱端升被划为“右派”,并列入“章罗联盟”大名单,“钱端升等师生受到错误批判”, 连汽车司机们也敢“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以钱端升为首的小集团和一些右派分子躲藏不住了”。另外一篇关于钱端升的报道,大标题则直接指出“钱端升是政法学界的右派阴谋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费正清的。费正清与钱端升之间的交情非同一般,1948年钱端升赴美做访问学者时,即住费正清家,钱端升回国之后,依然给费正清写信联系。可是在此时,这居然也成了钱端升自己的“罪行”。

1972年5月,周恩来、乔冠华与来访的美国友人费正清夫妇合影,昔日被认为是钱端升的外国“特务”朋友费正清,却成为周恩来的座上宾。

5.周培源是井冈山寨的“寨主”
聂元梓为首的哲学系7名教员,在北大大饭厅东墙贴出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周培源单纯地以为,这张大字报揭开了北大的盖子,,兴奋地向大家通报:“北大出现了一张大字报,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北大的分校建在陕西,但是也充满政治风云,从汉中到阳平,一路上大字报都贴着“周培源是陆平、彭云的黑帮分子!”“周培源是57年漏网右派!”最终为了对抗炙手可热的聂元梓,周培源被委任反聂派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第一任核心组组长,人们亦戏称之为井冈山寨的“寨主”。



6.外交部给梅汝璈登的讣告
东京审判大法官梅汝璈逝世后,新华社和外交部在人民日报上登了一段简短的讣告,梅汝璈儿子梅小璈评价说“当时是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逐渐向西方世界敞开大门,形势算是稳定下来了,外交部的工作在表面上也恢复正常。这个讣告在《人民日报》刊发,有点考虑国际影响的意思。”这个讣告被认为是外交部承认梅汝璈是自己人,不是阶级敌人。

著名法学家梅汝璈,法学界权威,翌年被任命为我国参加“远东军事法庭”的首席审判官。

7.1985年才重新认识梅汝璈
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直到1985年才有机会重新打量父亲,当时一个记者到梅家去采访,无意中梅家发现一沓四百个格子的稿纸,上面是梅汝璈的笔迹,写得整整齐齐。稿纸上的内容,就是后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前四章。与此同时发现的,还有梅汝璈的日记,通过日记,他发现了一个与印象中不一样的父亲,梅汝璈还曾多次在日记中提到‘中国还得争气才行’。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一些不争气的祖国同胞最感痛苦,他不止一次提到假使国人不能团结一致,国际地位就会没落,每想到这些事,‘几乎有两三个钟头不能闭眼’。”

梅汝璈参与著名的东京审判,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审判日本对亚太地区引发大规模战争和伤害所应负之责任。



8.赵元任有一双好耳朵
杨联陞评论赵元任的语言学造诣说,“如果我们要用留声机片来教国音,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比赵元任先生更配做这件事”,因为赵元任是天生的一个方言学者。他除了英法德三国语言之外,还懂得许多中国方言,前年他回到中国,跟着罗素先生旅行,他在路上就学会了几种方言!杨先生举例说, 赵先生耳音之好,确是得天独厚,据说照统计资料,要几万人中才能有这样一对好耳朵!有一次,据说赵元任在西湖边上看见了一个木鱼店,他在这个木鱼上敲一敲,那个木鱼上打一打,不多几分钟,就选出了十几个小木鱼,凑成一套音阶谐和可以演奏的乐器。卖木鱼的人听得睁大了眼睛,可是做了一笔好生意。


9.何炳棣的说清华是伊甸园
何炳棣在晚年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费了相当大的篇幅记述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他在垂老之年这样深情地追忆:“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园。但何炳棣说,外祖母给他一生最大的教诲,就会对幼年的他说:“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何炳棣一直忘不了这句话,在晚年深有感慨地说:“请问:有哪位国学大师能更好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渗进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呢?!”

何炳棣1934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师从蒋廷黻、刘崇铉、雷海宗、陈寅恪、冯友兰等著名教授,1938年毕业,旋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助教及教员,他说清华史学对他一生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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