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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报:闻一多之死影响美国援华

自由谈 | 7-3 13:36 | 作者:lastvallin | 编辑: 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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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蔡元培去德国留学
蔡元培一直想去德国留学,1903年他所在的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的同志意见不合,于是蔡元培便离开爱国学社,在青岛学习德语。次年,蔡元培的女儿出生,蔡元培取名“威廉”,尔后,他又为1906年出生的儿子取名“柏龄”(柏林)。由此可见蔡元培向往去德国留学的决心。因为德国是当时世界上哲学、教育学最发达的国家。他说“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1907年这位清朝翰林,终于前往德国留学,蔡元培计划至少用5年时间,在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此后四年多的德国学习,改变了他以前只读“四书五经”的知识结构,对于德国教育界尤其是大学教育有了更深刻认识。

蔡元培留学德国费用还是依靠清国新任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兄弟孙宝瑄及叶瀚为之关说,自己又去找商务印书馆签约,代为译书预支些稿费。此外还在德国任唐绍仪四个侄子的塾师,得若干束修购置书籍、杂用,过的是“半佣半丐”的日子,吴稚晖云:“先生处境之困,社会有人,当引为罪。”


2.梁启超为王国维治丧

王国维在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梁启超本已离开清华,闻讯立即回清华为王家料理后事,梁启超对家人说,王国维“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王国维一生清贫,在日本旅居时虽然写出《宋元戏曲考》这一重量级的著作,还在甲骨文、金文和汉简的研究上取得诸多建树,但养家的重担让他不得不一再接受好友罗振玉的接济。最终王国维决定返回中国,在“哈同花园”研究收藏的古物和文献,为《浙江通志》做编撰。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他在好友梅贻琦推荐下,在研究院当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但这样的生活没有过两年,王国维就投湖自尽,死因至今众说纷纭。

王国维的女儿说,父亲最爱她大哥王潜明,但不幸的是王潜明却于1926年感染伤寒症去世,此事对王国维打击很大,恐怕也是促成他投湖自尽的死因之一。


3.闻一多“一包热情”

闻一多在四十年代参政时,他的外国朋友winter先生对此不以为然,1945年民主运动的时候,他的当代文学批评课只有两个学生上。一次Winter先生和学生谈起闻先生,说:“他(闻一多)就是一包热情。”接着又摇摇头,“不过搞政治可不能单凭一包热情啊。”因为闻一多和罗隆基在三十年代参加右派组织,搞国家主义,其实也是一团热情。西安事变爆发后,闻先生拥蒋反对张学良,在教授会上痛斥:“怎么能够劫持统帅?!”

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认为中国台湾,日本史学界对谋杀闻一多的幕后主使认为就是蒋介石派人谋杀的,认为“很多人没去找史料证实,只是想当然”。他亲到台湾数次,历次访问“国史馆”,“近史所”等机构,得出结论是“李闻惨案”主谋为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而他制造惨案是在蒋介石不知情的情况下的私自行动,目的是借此讨好蒋介石。


4.闻一多之死,对蒋介石打击很大

蒋介石在较场口之血案中,曾当面训斥来访的周恩来,那种庆祝会不流血,我革命党实该挨打。你们如刺激国民党员太过,就别怪我管不住他们。他在日记中还称:“非如此决不能促此辈之反省,以为无赖可无止境也。但闻一多之死,让蒋介石很受震惊,在查出凶手乃昆明警备司令部司令霍揆彰,蒋介石在日记里都要骂霍揆彰,从“幼稚”、“无知”、“荒谬”、“无智无识”、“愚蠢颟顸”,直骂到“罪孽无穷”。

据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考证,“李闻惨案”后不久,杜鲁门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书信,信中杜鲁门明确提醒:国民党必须慎重处理惨案,不然会对援华立场进行重新审定。因此闻一多之死,对蒋介石乃至国民政府打击很大。


5.龙云同情学运

龙云虽然借由1928年率先镇压杀害共产党员,“进行清党、财政改革、国库管理、消灭土匪”,成立云南省政府,自立主席,“云南王”大名鼎鼎。但到抗战紧要关头,云南成为全中国西南大后方,龙云仍视云南为私产,把持经济,工商业,乃至交通道路,对外出口大批生丝、茶叶、桐油及各式皮毛及锡矿出口;甚至向各省征收过路费”。连宋子文欲在云南设立中国银行而不得,只能迁到香港。但到了后期,龙云思想日益进步,面对蒋介石派人来动员他镇压学运,龙云很反感说:“学生都是好学爱国的,借事生端的是极少数,他们闹事,是因为政府有些事未办好,他们有意见,只要政府改善,他们会听话的”。在《新华日报》主编华岗影响下,龙云和民盟诸人走的越来越近。

回到大陆的龙云在1957年鸣放时,说“苏联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可是,他们太欺负我们的党和国家“,被被划为“少数民族”的六大右派。


6.蒋介石痛骂龙云为“

龙云回忆说“抗战期间,在昆明的爱国民主人士很多,尤其是西南联大的教授随时都有接触和交谈的机会,谈论国家大事,所见大体相同。对于蒋介石的集权统治,大家都深恶痛绝。”而对龙云将云南视为囊中物,私产的行为,蒋介石在日记中深恶痛绝,认为龙云“狭鄙陋,夜郎自大”甚至以轻蔑的口气称呼出身彝族的龙云为“猡”“猡猡”,称对其“能不用威以制之,仅用德怀,则必不呈〔逞〕也”。两位巨头渐渐水火不容,剑拔弩张。


龙云与蒋介石渐渐面和心不合,于是在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部署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发动兵变,10月2日将昆明城内滇军缴械,龙云被困于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旋即接受命令下山,从此失去对云南的控制权。但到了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龙云、黄绍竑等人趁机发表通电,宣布弃绝国民政府,推动了龙云老部下卢汉在云南起义,可谓一报还一报。


7.蒋介石亲管拉壮丁

抗战兴起后,中国兵员大量伤亡,不敷使用,仅仅腾冲之役共使用民夫万余人。而据宋希濂估计“当时投入这场运输任务斗争的滇西老百姓至少有二三十万人”,征兵越来越成为大问题,曾任中央军校教官多年的李昭良说:“我们征的壮丁总是步行几千里由河南经湖北送到重庆,1000人送到重庆剩下500人就算好的了,大部分在路上拖死了。”蒋介石不得不重视兵役问题,但他总强调爱护兵役,只要得知兵员被虐情形,总会惹得肝火大动,尤其是在1944年8月30日,他听说运输第29团虐待新兵情况严重,当即赶去视察现场,果然“壮丁数人身上被打伤痕尤在”,“更有一将死之病兵,弃置于地无人过问”,当时的兵役署长程泽润立刻被军法控制,取而代之的是西北名将鹿钟麟。

鹿钟麟晚年回忆说“兵役部直接控制的重庆、成都、昆明、梁山等几个集训营和空运指挥部,总算努力做到了新兵‘吃得饱、穿得暖、病了有医药’,其他大部分师管区基本上没有改变。”


8.鹿钟麟见溥仪

1961年鹿钟麟一见溥仪,第一句话就是“奇遇,奇遇!”溥仪对他说“今天你看到的,不是从前的溥仪,而是新生的溥仪啊!”溥仪对着当年这位把他赶出紫禁城的旧军阀说,现在“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了。”鹿钟麟笑着问溥仪:“你还记得吗?当时我把你押出王宫送到‘醇亲王府’,临下车时我问你,你愿意做老百姓呢,还是做皇帝?”

1961年,溥仪与鹿钟麟,以及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秉坤合影。1924年溥仪被当时身为西北军将领的鹿钟麟从北京故宫里赶出来。事隔37年,几位末代皇帝的大仇人又与溥仪聚会,也算是奇迹了。


9.顾祝同搞政变

“军中圣人”顾祝同少年时在武昌陆军预校读书,当时袁世凯复辟称帝,全国一片哗然,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四处联络,预备讨袁。此时曾为武昌起义奔走的顾祝同和同学们,也按耐不住心情,预备发起兵变。但“起事”的消息预先被湖北省都督王占元侦知,王占元非但第二天轻松自如的“镇压”了军校这场兵变,而且还得意的召见同学们训话“人家说革命党会利用地形,我姓王的也会利用地形。”说着说着又露出兵痞子底色“袁大总统给我电报,说要以国家为前提。前提就是马的前提,没有前蹄,马怎么能走呢。”于是在一场哄笑声中,结束了这场训话。

黄埔嫡系将领中,顾祝同初为“八大金刚”之一,后又列名“五虎上将”,国民党军政高层“军中圣人”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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