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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报:白崇禧说回民部队

自由谈 | 7-6 13:10 | 作者:lastvallin | 编辑: 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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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崇禧点评部队
白崇禧是著名的回民军事将领,新桂系代表人物,曾在北伐中一路率军队攻打到山海关,声誉鹊起。白崇禧在抗战中,又出面与李宗仁动员大部广西军队,英勇抗击日军,战果累累。白崇禧在军事上很有自己的一套,外号“小诸葛”,他也很重视军队的训练。白崇禧喜欢对民国时期各军阀部队做出点评,他说北方的孙连仲,张自忠部队在基本教育做得很好,整齐严肃,阅兵的步伐整齐规划,要说战斗教育,战斗训练,则要数第五军杜垏明和第五十二军关麟征部队最为优秀。白崇禧不止一次的叹息中国军队军事操典落后,卢汉部队在台儿庄作战就只会散开队形,导致伤亡极大。


2.白崇禧视察马家军
白崇禧到宁夏去视察马步芳马鸿逵部队,这些都是冯玉祥带出来的西北将领。为了迎接白崇禧这等大员,马步芳部队同样组织阅兵式,还搞表演。白崇禧点评这些同为穆斯林的部队,说部队训练不错,只是操典老套,仍用散开队形而不是疏散队形,这很危险。他说马鸿逵听了还挺不服气,说中央大员来,我们也是这样操练的。而马步芳的部队礼服带着穗子,还是一副北洋部队的派头,虽然也是满口嚷嚷“中央大员没说什么”,但到了白崇禧视察部队离开,操典已经改过来了。可见马家军心思机敏。

赫赫有名的西北马家军,在民国时实际控制中国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其主要人物包括马步芳、马鸿逵和马鸿宾,合称为“西北三马”,马家军的主要人物多为回族、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

3.陈诚不赞同蒋介石盲目复古
陈诚认为,处理国事,“最忌专任一派一系,而予人以清一色之口实,凡在亲近左右,尤不可不慎”,“彼暴戾卑鄙阿谀苟私之辈,往往足以偾事”。他就明言蒋介石身边“独少真实恢宏之士”。陈诚比较有性格,也仗着蒋介石对青年将领的爱护,他对于蒋介石的命令,往往私下颇有微词,例如1931年,蒋介石发表《主义与宗教之关系》一文,称共产主义为“共产教”,提出用耶稣教打倒“共产教”。陈诚在家书中则私下说,“实在使我们对于革命前途起了无限的失望和悲观”,因为“共产主义决不是共产教,而耶教绝对不能打倒共产主义”。蒋介石对“剿共”将领讲《曾胡治兵语录》,蒋介石曾特地送陈诚“一部《读史方舆纪要》,一部《江西全省舆图》,而且再三讲这两本书,对于现在剿匪的重要。陈诚私下是感到非常厌倦,他又私下说“我又感到我们中国的不长进,一切都是复古。……比较其他的国家来看,我只有惭惧。”

陈诚和蒋介石在江西干训团视察,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也是自黄埔军校成立后蒋介石执政的心腹之一,有小委员长之称。


4.民国的知识名流们
费正清初到民国,当时在东兴楼这样的高档酒楼,见到了几个中国古代学术颇有造诣的名流,如丁文江,胡适,陶孟和,他们四十来岁,英语流利,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留学,陶在伦敦大学,丁在格拉斯哥大学深造。他们回到中国,都是以古代经典教育开始的。他们扮演了学者,行政官员,以及探讨当代政策的作家,向统治者献策的智囊。但费正清说“作为一个对中国迷惑不解的生手”,他当时远远无法了解这些人的重要性。例如丁文江,虽然费正清只见过他一次,但知道他是主张科学为中国进步之本的著名创立者,归国后创建中国的地质勘测所,测量中国的资源图,经营煤矿实业。还担任上海淞沪商署总办,试图对抗殖民地的公共租界政府,影响很大。

丁文江常说一句名言“只要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


5.中国的伏尔泰
费正清在家书中写道,他对胡适的印象,他说“我很惊讶中国的伏尔泰-胡适坐在我身边,敬我笋片和鸭肝。我不明白如此的道理,但加之以中国酒,我感到胸怀开朗,把所有事情都跟他们说了,这要花多大的功夫才能当之无愧的接受这份荣耀呢”。费正清觉得这是有愧的,因为他当时还只是一个美国研究生。几个星期以后,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开始出版。

费正清(右一)在很年轻的时候来到了中国进行学习,他不仅是中国历史学家的学生,更与妻子费慰梅一起与中国一流知识分子如胡适,梁思成夫妇有着不少难忘的交往。


6.费正清说胡适
胡适在美国发表一系列演讲《中国新文化运动》,从而奠定了他在美国的形象。费正清回忆说,他刚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听说“五四运动”对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意义,更不理解胡适在此运动的地位。他也不理解为何胡适在四十余岁时就出版了自传。他更不明白当杜威于1919年-1921年来民国访问,胡适为他当翻译的重大意义,这是标志着美国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顶点,因为到了1933年一党专政已经在中国牢牢的树立起来,北京自由主义者已经软弱的挂在政治葛藤上,但自由主义者们的讨论典范仍旧对中国的最终进步是很重要的。

胡适在抗战时期,出任民国驻美大使,用他的人格魅力和学识名声,为中国争取美国援助和外交而四处奔波。


7.西安事变是一个骗局
西安事变发生,当时课堂上的学生极其兴奋,但曾作为五四运动干将的闻一多却大怒,在课堂上质问学生“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今天我可说话了!”(朱自清1936年12月14日的日记,也能证明闻一多的心境:“一些激进学生对其同志发出通知,称彼等应努力促进华北大同盟。彼等制造谣言,称华清池有五万人请愿,要求对日宣战,而约四十人被蒋的卫士开枪打死,因此张学良的行动是正当的。多么肮脏的骗局。”胡适也通电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合影。


8.闻一多一辈子管国事
闻一多后来回忆说,“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nationalism”一词;本可译为“民族主义”,也可译为“国家主义”。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是把它译为“民族主义”,闻一多觉得译为“国事主义”为佳,大江会的章程明确规定:“本会的宗旨为大江的国家主义,对内实行改造,对外反对列强侵略”。因为当时不少留学生出国以后,都拜在帝国主义者的脚下。他在《大江季刊》上发表了许多佳作,其中如《洗衣曲》、《七子之歌》、《长城下的哀歌》、《我是中国人》、《爱国心》等,例如《七子之歌》更形象地把被帝国主义侵占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等多处地方,比作被强盗从祖国母亲怀中抢走的孩子,诗中写到,“,哭喊着'母亲,我们要回来,母亲!'”

闻一多随西南联大西迁至云南,当时校舍设立在蒙自,闻一多同同陈寅恪、郑天挺、陈序经、陈岱孙等10多位教授同住在一个楼上。闻一多治学专注,除了教学一般不轻易出门,连众人唯一消遣的散步,也不参加,郑天挺先生劝他:“何妨一下楼呢?”于是众人戏称他为“何妨一下楼主人”。


9.闻一多给武大取名
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说,他的祖父极其有个性,但遇到困难从不抱怨,据说“在艰苦条件下,闻一多没有怨言,他总和前线抗战将士相比,说人家在拼命,我们只不过生活苦些罢了”。但闻一多也是极其出名的才子,武大著名的珞珈山就是闻一多命名的。1928年武大建院筹备时,当时预备设置的地点,原称落驾山,又称罗家山。讨论新址时,闻一多建议改名为谐音“珞珈山”。他说这样的称呼较为文雅,“……忽而灵机一动,把原有的不登大雅的旧时代祖传地名代之以富有风味的‘珞珈’二字……这是诗人的灵感之一。”“珞珈山”一词从而流传下来。

由王世杰创办的武汉大学于1932年3月,学校由东厂口迁入珞珈山新校舍.珞珈山一词正是由闻一多命名,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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